桑兵: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8 次 更新时间:2015-02-05 14: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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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以设立专馆,只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员肄习。大学士倭仁奏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不必师事夷人。十二月,奕?等再上折请设天文算学馆。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清帝发布上谕: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派徐继畲总管其事,以专责成。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驳回张盛藻所奏。倭仁奏请另行择地设馆,保举人员讲求天文算学,亦因无人可保,不了了之。在学堂问题上的中学与西学之争,由此浮上台面。五月,天文算学馆设立。由于倭仁等人的反对,京师各省士人聚党议阻,报考者锐减。因天文算学馆学生出身正途,特派老成持重、兼知中西之学、足为士林矜式的太仆寺卿徐继畲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统管教务。其后,京师同文馆学生人数倍增,课程渐趋多样化,校舍规模不断扩大,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多学科的综合学校。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同文馆遭受严重破坏,师生解散。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年1月),同文馆归入大学堂。历经40年的京师同文馆宣告结束。

   同文馆初立时,翰林院人员入学,被视为有辱斯文。光绪中叶,风气渐开,汉人已有愿入者,然极容易,不必考试。后想入者增多,考试规定渐趋严格。由于不少学生入馆后继续应试科举,获取功名,同文馆渐为士人所重。同文馆初期主要培植翻译人才,故仅教授语言文字。随着天文算学等各馆的增设,陆续开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格致等课程,但仍以洋语文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夏季加添汉文功课。同文馆学生毕业后,主要供职于外交界。

   对于同文馆的利弊得失,时人评价各异。郑观应认为,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请教习,不过学语言文字,天文、舆地、算术、化学,仅初习皮毛。梁启超批评同文馆所聘西人,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华人则多学而未成或不适用之人。而光绪十一年奕劻等奏称,同文馆设立20余年,各学生等或充做翻译,或升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已不乏人,实属卓有成效。

   同治二三年,上海、广东也分别开办同文馆(上海后改称广方言馆)。新疆、台湾、东北、湖北等地,也开设了一些外语教学机构。

   同文馆等以学习外语为主,开设西学课程,目的还是为了中外交涉的翻译之用。而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逐渐察觉列强民富国强的秘诀在于教育。咸丰十年以后,冯桂芬等人鉴于西人擅长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各有成书,已经翻译者十才一二,必须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由粗浅而入精微,提出采西学、设学馆。[1]虽然仍是讲究翻译,目的却是求西学。而一般民众对教会学校的反应日趋积极,给官绅形成压力。清政府推行自强新政,对于西方艺学的需求迫切,陆续开办了军事技术、技术以及专门实业学堂。

   甲午战争后,开明官绅认为,日本取胜在于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必须培养造就近代工业急需的技术人才,兴办各种专门、实业学堂。后康有为提出: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等人间一事一艺者,皆为专门之学。主张各省府州县广兴学务,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铁路、农业、商业、师范等,均设立专门学校,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以适应农工商各业发展及时局的需要。戊戌变法前,各省陆续开办了一些实业学堂和专门学堂。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连降谕旨,要求各地重视兴办专门、实业学堂。铁路、矿务、农务、工学、商学、茶务、蚕桑等学堂在各地迅速开办。变法失败,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部分兴学措施得以维系。

   受到日本维新变法成功和甲午战败的刺激,全面学习西方和完整学习西学逐渐成为朝野关注的议题。从郑观应开始,李端棻、康有为、张之洞等皆主张以书院为基础,改建一套自京师及各省府州县乡,各有期限、逐级递进的学堂体制,广设大学、高等学、中学、小学,形成完整的新式学堂系统。戊戌变法期间,谕令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省会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书院为小学。留学则由欧美开始转向日本。

   甲午之前,中国人开设的各类新式学堂共有25处,各种学堂实行分科分级教学,重视实习,但大都只学西文、西艺,囿于一才一艺,缺乏普通学教育。维新人士批评不改科举,不学西政,不讲爱国,不求精深,只用洋人,毕业生只能担任翻译、买办,而不能培养出可备国家之任的实学真才。而且各学堂主要为各地洋务机构的附属,互不统辖,彼此也没有依次递升的衔接关系,多数学堂仅为一级制,下无预备学校,上无继续研修机构。

   随着对西洋长技的认同和对新式教育认识的加深,建立新学制的呼声时有所闻。传教士的介绍是中国人最初了解西方学制的主要管道。受其影响,中国士人也渐有相关著述。在介绍、吸收外国学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关于中国学制的构想。容闳向太平天国的洪仁?ㄑ云呤拢??ㄉ枇⑹狄导奥胶>??!?涠ㄏ低逞е啤U馐侵泄?说谝淮我?笕?嬉??餮В??⑿率浇逃?贫取V9塾Α妒⑹牢Q浴た际浴纺舛ㄏ瓯傅陌煅Ъ苹??栽?锤髦菹亍⑹』岷途┦Φ难Ч?⑹樵何??。?抡仗┪鳎?晕?渫ǎ?奈涓鞣执蟆⒅小⑿∪?龋?栌谥菹卣呶?⊙В?栌诟鞲?』嵴呶?醒В?栌诰┦φ呶?笱АN难Х治难А⒄?隆⒀杂铩⒏裰隆⒁昭А⒃友У攘?疲晃溲Х致骄?⒑>?娇啤C靠品质?啵?昙诱绫穑?晕??疲?悠妇?ㄖ形髦?д呶?滔埃?甓┛纬蹋?⊙??暧判阏呱?醒В?醒??暧判阏呱?笱А?2]不仅要求学堂数量大增,教学内容中西并举,政艺并重,而且正式提出设立三级学校,以及分层级逐年考试递升的制度,初步勾画出中国学制系统的轮廓。

   上海正蒙书院为最早略具普通小学性质的新式书院。到1899年,至少新开办学堂104所,分布于17省。学堂渐多,构建学制系统愈加引起关注。1895年,康有为奏请令各省州、县遍设艺学书院,招收15岁以上学童入院肄业,通过考试,给予秀才出身,并荐于省学;省学通过考试,予以举人出身,贡于京师;京师中选者给进士出身,明确了各级学校的衔接关系。次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初步拟出各级入学年龄、课程以及肄业年限。这使中国引进西式教育体制的设想更加系统、完备。

   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相继派员游历日本,考察学务。出使日本大臣裕庚介绍了日本仿照西法设立分科大学的情况及大学科目、初学功课等。管学大臣孙家鼐奏派御史李盛铎、编修李家驹、工部员外郎杨士燮等赴日,将日本大学、中学的规制课程以及考试之法逐条详查,汇记成《日本东京大学规则考略》一书。姚锡光奉张之洞之命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出版《日本学校述略》和《东瀛学校举概》,详细介绍日本学制。国内报刊亦刊译日本学制资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康有为奏请构建普通学堂体系:各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立专门高等学、大学,而京师应早立大学。张之洞也主张天下广设学堂,各省道府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于大学堂兼寓中小学堂之意,分列班次,循级而升。并请旨严饬各省督抚学政速将中小学堂开办,务使一年之内,每省府州县皆有学堂。五月二十二日,颁发京师大学堂章程给各省府厅州县,谕令照章以各级书院改建为各级学堂。

   甲午战争后,普通学堂发展最快,1895至1899年间创办的100余所新式学堂中,普通学堂占84所。其中最重要的为天津中西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天津中西学堂创设于1895年,学堂分头等、二等两级,又各分为头、二、三、末四班,依据名次,按年递升,是为中国近代最早分级设学的学堂,成为新式大学和中学的雏形。上海南洋公学设于1896年,陆续设师范院、外院、中院、译书院、铁路班、特班、政治班(后改为商务班)及附属小学。后统一为师范、外、中、上四院,后三院的学生各分四班,按年依次递进。其三级教育体系,为中国近代教育体制树起模型。

   除一学堂内分两级、三级外,一些独立的一级制新式普通学堂,还初步与其他学校形成衔接关系。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提出,各省设学,应抱定中体西用宗旨。各地普通学堂多注重实学,中西学并举,政艺学通习,并在西学课程中增添政治伦理,在中学课程中废除八股词章,增加掌故、史地、通鉴、律法等。由于不少学堂由书院、学馆改建,中西学结合、政治史地与格致算学兼课,实际上是压缩经学,添设西学。同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议设京师大学。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以京师建立学堂,为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参仿各国大学堂章程,变通办理。并奏陈六条意见:宗旨宜先定;学堂宜造;学问宜分科;教习宜访求;生徒宜慎选;出身宜推广。因恭亲王奕?等枢臣奏请缓行,此事暂被搁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谕屡次催促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宜。枢臣一直敷衍拖延。康有为再度奏请立学宜速。五月,严旨令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从速复奏京师大学堂开办事宜,毋再迟延。诸大臣因无成案可稽,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80余条。总理衙门遂将此章程上奏获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至此,京师大学堂得以正式成案。

   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之初,即明言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是为立学宗旨。梁启超代总署草拟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重申宗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六月,孙家鼐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对章程有所修正,提出具体办法八条:立仕学院;出路宜筹;中西学分门宜变通;学成出身名器宜慎;译书宜慎;西学拟设总教习;专门西教习薪水宜从优;膏火宜酌量变通。经孙家鼐推荐,任命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稍后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掌握实权,科学课程,管学不能过问。

   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得不废。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事宜,于是年底正式开学,规模较原计划大为缩小,仅设仕学院,以教进士举人,并附设中、小学堂。学生总共不及百人,讲舍不足百间。次年,学生增至近200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生徒四散,校舍封闭,藏书损失殆尽。开办两年间,学生从未足额,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者,甚至视同蒙养学堂。次年,京师大学堂复办,以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后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大学堂事务变成兼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另设总监督,专管本堂事务,以张亨嘉为首任总监督。

京师大学堂由管学大臣总其成,下分教务和事务,教务由总教习主管,事务由总办主管。后孙家鼐上《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疏》,对总教习的设置有所修正,除原设中总教习外,用丁韪良为总教习,总理西学,仍与订明权限,其非所应办之事概不与闻。科目设置,分为10科:天学科,附算学;地学科,附矿学;道学科,附各教源流;政学科,附西国政治及律例;文学科,附各国语言文字;武学科,附水师;农学科,附种植水利;工学科,附制造格致各学;商学科,附轮舟铁路电报;医学科,附地产植物各化学。京师大学堂还设有师范斋、仕学院、医学馆、编译局、藏书楼、仪器院,另附设中小学堂。复办以后,调整为预备科、速成科、进士馆、译学馆、医学实业馆等。《京师大学堂章程》所定功课中西并重,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普通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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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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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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