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拨开历史深处的迷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36 次 更新时间:2015-02-05 13: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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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进入专栏)   方忱  

  

  

   访问者: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方忱

   受访者:《炎黄春秋》杨继绳

   全文有删减。

  

   杨继绳,前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现任《炎黄春秋》副社长。

   方忱:您从清华大学毕业以后,为什么会选择成为记者?这个职业选择和那个时代中的理想主义情结有关吗?

   杨继绳:我上中学时就喜欢写作,高中毕业时准备报考新闻专业。当时只有两所大学有新闻系,一是中国人民大学,二是复旦大学。我考大学那一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湖北省没有招生名额,中国人民大学只招调干生,不招高中生。所以考了清华大学。攻读汽车拖拉机及其发动机设计,学制六年。毕业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新华社、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要招学工科的当记者。他们到清华大学招人,我被推荐到新华社。此时我已被分配到一家制造坦克的大厂还没有报到。要放下苦读了六年的专业,我经历了痛苦的选择。犹豫了将近半年,还是到新华社报了到。那时的年轻人认为记者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工作,我当时所崇敬的马克思、毛泽东、梁启超都是办过报的,认为记者是一种崇高的职业,我对新的工作是有着憧憬的。

   方忱:成为记者以后,您遇到的状况和自己的预期相符吗?

   杨继绳:到新华社报到后,社里让我当工业记者,当时上面有指示:“北京的红卫兵不能在北京当记者”,就提出几个工业城市让我选择:沈阳、上海、天津、武汉,我选择了天津,因为天津离北京近。1968年1月10日,我到了天津记者站。呆了几天就后悔了。现实中的记者并不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职业,只要听上面的话就能完成任务。独立思考、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在这个岗位上是危险的。我身边的记者,不是我想像中的胸怀大局、才华横溢的志士。而像是不得志的文人,像是为稻粮谋的市井小民。我回到清华,要求分配到那家坦克制造厂。管分配的老师说:那个厂的名额已经给别人了,毕业分配已结束了,你要搞专业,你就在天津找吧。我就到天津大学内燃机研究所、天津动力机厂、天津拖拉机厂找清华校友打听,他们说还是当记者好。我只好安心当了记者。

   方忱:再次选择成为记者以后,是不是对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

   杨继绳:是的。我既然舍弃了苦读六年的专业,我就不能当一名营营苟苟的记者。我能做的就是深入调查研究,尽可能说真话,尽可能表达老百姓的心声。我的工作方式是调查,读书,思考。我曾说过:“如果一位记者的成就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那么,调查,读书,思考,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三个边。三个边越长,面积就越大,缺少任何一个边,面积就等于零。”

   退休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个职业,比刚进新华社时的看法不一样了。我曾写了一段文字,现抄录如下:

   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

   这是一个平庸的职业,回避矛盾,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甘当权势的喉舌;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胸怀天下,思虑千载,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使媒体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

   这是一个浅薄的职业,只要能够写出通顺的记叙文,不需要多少学识,不需要卓越的见解,听话顺从,就能如鱼得水;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职业,记者不是专业学者,他需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把握社会,无论有多么渊博的学识、有多么卓越的洞察力,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面前,都会感到学力不足,力不从心。

   这是一个舒适而安全的职业,出入于宫阙楼台,行走于权力中枢,灯红酒绿的招待会、歌舞升平的庆典,访大官,见要人,春风得意,风光无限。如果用文章与权势投桃报李,今日的书生可能是明日的高官,今日穷酸可能是明日的富豪;这是一个艰难而危险的职业,且不谈穿梭于枪林弹雨中的战地记者,就是在和平环境中,调查研究,探求真相,跋山涉水,阻力重重,除暴揭黑,千难万险。一旦触及到权势集团的痛处,不测之祸从天而降。

   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

   然而,在卑鄙与崇高、平庸与神圣之间,没有鸿沟、没有高墙,黑白之道,全凭自己把握。如果一脚踏进了黑道,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是永远抹不掉的证据。“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条黑色定律在记者职场十分盛行。要不被这一黑律逼向卑鄙之路,就得无所畏惧,勇于献身。

   这是一段过来人的体会,其中包括我的成功、失败、喜悦和遗憾。

   方忱:我想听您谈谈60、70年代那个集体无意识时代的景象。在当时,讲真话究竟有多难?

   杨继绳:1960年-1967年我还是清华的学生,虽然年过二十,但很无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能得到的信息全都是官方提供的,能看的书籍也是官方允许的,所学的理论也是官方灌输的,那时根本不知道一些重大事情的真相,我们认为官方公布的就是真相。有极个别的同学,有特别的政治敏感或其家庭有得知真相的渠道,说出了一些与官方不一致的看法(现在看来是真话),就会受到打压。有的打成反动学生(清华比其它学校好一些,没有带“反动学生”的帽子,但也当作异端作为重点教育的对象),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前程。从我参加工作到改革开放前,正是文革时期,实行“包括对意识形态在内的全面专政”,老百姓也只能得到官方提供的信息,只能知道自己身边的事情,身边以外的事情只能听官方的报道和会议传达。有人为说真话而献出了生命。你这里说的“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大家的意识被一种“集体认识”的笼罩。什么是“集体认识”呢?“集体认识”造成什么后果呢?我在《李普今年八十八》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当时,在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一种共识:苏联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前途,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新中国成立以后,依靠政权的力量,使这部分人的共识变成了全民的“集体认识”。正是有了那种“集体认识”,才会有消灭私有经济的狂风,才会出现“大跃进”和由它引起的大饥荒,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荒唐。......

   我这里说的“集体认识”是指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权威政治条件下,相当多的人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有着共同的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审美观。“集体认识”一旦形成,就会出现一股横扫一切的潮流,一切与这股潮流不同的都会受到冲击甚至被消灭。“集体认识”有一个最高的权威,通常是最高政治领袖。政治领袖不仅垄断了权力,也垄断了信息,垄断了舆论,垄断了真理。只要政治权威发出什么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清白无辜的人会遭受“广大群众”的残酷迫害;正派廉洁的人会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撒下弥天大谎被认为是对党的忠诚;滥杀无辜被认为是解放全人类.....“集体认识”是强大的,也是很可怕的。

   李普回顾他的思想历程是说:“人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一个人所思所想和所为,同他处的环境分不开。如果我再活一次,再一次处于那样的年代,再一次面临那样的环境,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小年轻,一定会再一次走我当初走过的路。”李普说的是实际情况。但可怕和危险也恰恰在这里。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极小的弯曲,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集体认识”所笼罩,你会怎么样呢?你是像林昭、张志新、王申酉等那样,将生命化作夜空的闪电,还是因势就范,坠入历史的陷阱?纵观历史,前者只是极少数殉道的烈士,多数人只能是后者的命运。

   作为记者,通过采访得知事情真相,如果与政治无关的事,是可以报道的。如果涉及政策和制度,就不能公开报道,但可以通过新华社的“内参”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毕竟中央决策者是需要真相的。当时新华社记者写了不少反映真实情况的“内参”,中央领导常常对“内参”做出批示,通过这个渠道解决了一些问题。我在天津当记者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批示我写有内参就有三四十篇,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乌兰夫等领导人都批示过我写的内参。

   我在新华社工作35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十年。这三个三十年不同的表现也正是李普说的是“环境的产物”。第一个十年是跟潮流的(说真话的稿子不可能发出来),也写了几篇讲真话的内参。回过头来看,那时跟潮流的稿子都是为文革推波助澜的。第二个十年,赶上改革开放,我坚持不说假话(这时有些说真话的稿子也可以发出来),也写了一些跟潮流的子。不过,这时的潮流是改革开放,跟潮流的稿子对推动改革开放也起作用。第三个十年,我不仅不讲假话,连跟潮流的稿子也不写。坚持独立思考、反映现实,尽力为老百姓说话。

   方忱:改革开放以后,媒体、舆论相比过去更加开放了。那么时至今日,中国的新闻媒体离你的理想目标还有多远?差距主要体现在哪里?

   杨继绳:和改革前相比,媒体开放程度是很大的。我个人的状况和我参与编辑的《炎黄春秋》就是一个标志。我出版了《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墓碑》、《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如果在改革开放以前,一定会招致家破人亡。《炎黄春秋》这样大胆的杂志能够按期出版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证明。

   能不能容忍真话,对真话容忍的程度,是检验一个政权专制还是民主、善政还是恶政的一个重要标尺。改革开放以后,对真话的容忍程度比改革以前大大提高了,所以我说社会进步了。但是,今天还不能完全让人说出真相。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权力结构还在一定程度上害怕真相,害怕阳光。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通缉说真话的记者是社会丑闻,是社会的悲哀。如果记者是因为揭露真相而被通缉,这说明这里面真正有黑幕,需要进一步揭露。如果公安部门参与通缉,说明公安可能被企业收买,这就有黑金政治问题,更需要进一步揭露。不过,这一事件刚刚出现,就受到全社会的谴责,通缉记者的单位很快成了缩头乌龟,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想,随着改革的进展,特别是政治改革的进展,在这方面还会有更大的进步。

   方忱:最近三十年的改革令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思想解放,市场化的作用功不可没。但近年来又产生了争论——既有认为我国市场化过度的,也有认为我国市场化其实还欠缺的。您怎么看?

   杨继绳:“市场过度”的说法不准确,应当说是在某些方面市场越过了边界。即不应由市场调节的也进入了市场。如前些年提出“教育产业”一说,有些地方义务教育也要农民掏钱。还有,本来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需要借助市场力量。如,社会治安,老百姓交了税,政府就应当维持治安,但有的地方,企业被盗,公安局破案还要企业掏钱。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要由市场来补充的情况普遍存在。更令人侧目的是,公共权力也进入了市场,金钱可以购买权力为我所用。

   但是,从市场经济体制来说,我们的市场还很不完善。国际上还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嘛!还有很多应当市场化的领域还没有市场化,行政垄断还普遍存在。

   方忱:您怎么看待中国目前的改革现状?怎么看待新时期的“左右之争”?

杨继绳:我认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市场经济已经有了一个框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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