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勇:从社会整合到社会合作:社会矛盾应对模式的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6 次 更新时间:2015-02-02 20: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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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勇  
在当代中国,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合作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必然会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成为应对社会矛盾的基本取向。

    

   三、社会合作模式变迁下的社会矛盾应对

   从社会合作的基本动力来划分,人类发展进程中共出现了三种形式的社会合作模式,即自发性社会合作模式、自觉性社会合作模式和自为性社会合作模式。在应对社会矛盾方面,这三种模式都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作用机理和功能优势。在当代中国,以上三种社会合作模式都处在相对缺失的状态,直接影响着其应对社会矛盾的实际效果。

   其一,自发性社会合作模式出现了历史性退场的倾向。自发性社会合作是人类基于情感和共同生活体所形成的一种原初性社会合作。自发性社会合作带有共同谋生的互惠性质,以追求人类生存和人际和谐为目标,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甚至可以说,从原始人类出现伊始到近代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之前,它一直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合作模式,传统中国概莫能外。正如梁漱溟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言,两千年来一直主导人们行为取向的儒家最看重的就是人际和谐,最反对的就是基于理智考虑的“算账的生活”。但是近代以来,自发性社会合作出现退场的倾向:传统村落解体;大家庭崩溃;乡绅阶层萎缩;公共权力在乡村下沉后又回缩至乡镇层面使政权在乡村日益“悬浮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在获得经济“解放”的同时也被“解散”;数亿流动人口在城乡、东中西部之间长期往返迁徙、生活变动不居。以上所有这些都使自发性社会合作模式发挥作用所需要的三个前提条件即确定性、凝固化及情感交往完全丧失。在这种背景下,基于自发性社会合作的传统社会矛盾应对形式如家国一体、乡规民约、宗族制度、户籍迁移管控等不断被人所诟病,这些制度在现实中的执行效果也差强人意。

   其二,自觉性社会合作模式依然处于“碎片化”状态。自觉性社会合作是一种将手段与目标直接联系,为了实现各项目标而主动采取相向行动的社会合作。它是在商品经济大发展和交易意识普及的前提下,在人的自利性无限扩张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现代社会合作,规范化的现代市场交易及繁荣的市场经济是自觉性社会合作的完美展现。古典学者无论是经济学家斯密还是社会学家涂尔干都深信,这种自觉性社会合作虽然是一种在理性选择基础上形成的自利行为,但可以通过规范化如法治化和强调职业道德等,让社会群体间良性互动,并自发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但当代中国的自觉性社会合作处于一种碎片化状态,直接影响了其社会矛盾应对功能的发挥。一方面,政府的合作理念调整相对滞后,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讲,管控、管制、管理的理念一时还难以祛除,权力的自我放逐难以推进,与其他社会行动主体平起平坐的心态难以调整到位,这些必然会导致政府让渡出来的社会合作领域零散化,下放的权力片面化,社会矛盾应对方式创新力度和深度也就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其他社会行动主体在社会合作中也有错位之举。譬如,一些市场主体严重依赖权力进行恶性的财富累积,无力摆脱对权力的依附状态;一些社会组织或者力量相对弱小,或者有赢利和不作为的冲动,不堪重任;一些社会成员的现代公民意识发育程度较低,行动时很难遵循自觉性社会合作的基本要求。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还远没有形成一种以自觉性社会合作为主导的社会矛盾应对格局。

   其三,自为性社会合作模式基本处于未发育的缺位状态。自为性社会合作是在抛弃“成本—收益”权衡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理性社会合作,它不再考虑自利还是利他的问题,而是通过内化、认同和融合等社会心理过程,把社会合作视为一种共同的生活理念,成为一个人人都无意中遵守的基本社会行为规范。此时社会矛盾和冲突虽时有发生,但在这种自为性社会合作的作用下,很快就会销声匿迹。可以说,人人都采取自为性社会合作行为,是社会合作模式所要达成的一种理想状态。在当代中国,除了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一些特殊群体外,大部分社会行动主体的行为还处在自发性社会合作与自觉性社会合作交错并存的状态,甚至还处于不受以上两种社会合作形式支配的失范和混乱状态。从社会价值层面来讲,自为性社会合作虽然暂时是基本缺位的,但在社会矛盾应对过程中应当全力追求,当前中央强调在社会治理中寻求道德支持以实现综合治理,以及强调以德治国等就已经初具此义。

    

   四、实现社会合作模式转向的基本路径

   在社会合作模式的选择上,以上三种社会合作状态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自发性社会合作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和占据主导地位时间最长的合作状态,当代中国的社会合作不可能完全无视甚至是否认它在社会矛盾应对过程中的地位,所以应当提倡让传统的情感共同体如社区及其附带的制度设置,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矛盾化解。在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后,自觉性社会合作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规范化的方式来约束社会行为是其核心精神,因此,应当更重视社会行动主体的平等参与以及利用法律等来规范各种社会行动,化解社会矛盾。自为性社会合作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合作状态,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应当在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探索通过道德建设推进社会行动主体自我约束的新方式方法。

   基于以上认识,实现社会整合模式向社会合作模式的转变,需要处理好以下一些基本问题。

   其一,对社会矛盾应对中的基本关系进行定位。一方面,处理好社会活力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只有基于社会合作理念,多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才能在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形成动态平衡的社会秩序。为此,需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让全体社会成员合力应对社会矛盾。系统治理要求党委、政府、社会、居民等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合作有力;依法治理要求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综合治理要求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源头治理要求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标本兼治应对社会矛盾。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其中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关系,通过完善对维护人民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做自己的大事,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改起,通过制度建设使人民的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8]

   其二,以主体多元化奠定社会合作的基础。社会矛盾的应对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本质是以人为中心和目的、对具体的人的治理。社会治理不当极易使政府自视为唯一的社会治理主体,而所有社会成员则被视为治理对象。社会合作理念,主体多元化是开展各种社会合作的基本前提。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体制中,党委、政府的定位准确到位,但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尤其是居民参与严重不足,弱势群体无力表达等,成为“短板”所在。在应对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应当落实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为民做主”转变为“由民做主”,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社会安全和谐幸福之梦的创造过程。当前可选择的做法有:通过社会影响评价机制、听证会等形式增强决策过程的科学性和民主化;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大力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在基层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创新化解社会矛盾的新方式方法;等等。

   其三,实现多种社会合作模式的全面回归。一是,通过社区回归充分发挥自发性社会合作模式的功用。要让社区不仅是生活场所,更是心灵的“家园”。当前培育社区家园感的当务之急在于,通过各种文化、社交活动促进社区内部的充分交流。对于政府而言,重点是要改变部分社区缺少人力物力财力和工作方法的现状,依法使基层政权与社区的职责分工更加清晰,以面对面的直接服务管理消弭怨气、赢得民心,将社会矛盾消弭于萌芽状态。二是,通过强调主体参与来完善自觉性社会合作模式。“一个群体的意见可能由它本身表达,也可能从这个群体中的某个人或群体外代表这个群体的个人来表达到,但更多的、更有效的由这个群体内部发育产生出来的一定团体表达。”[9](P98)当前,强调主体参与关键是要扩大经常处于缺位状态的弱势群体的参与范围,使其利益表达渠道合法化、组织化,增强弱势群体的集体话语权,使之能够依靠组织力量保护自身利益。[10]譬如,让所有农民工都加入工会,提升工会的工资集体协商功能,增加各级党代会、人代会中农民工代表比例等,就是可以让农民工进行有效的利益表达,从而在自利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层面的和谐稳定。三是,通过道德重建推动自为性社会合作模式的发展。从治理角度来看,改善民生是应对社会矛盾的软手段,社会治理是应对社会矛盾的硬手段,而道德控制则是应对社会矛盾的隐性手段,只要真正做到寓道德于脑海、思想、行动之中,自为性社会合作就会成为社会成员的普遍选择。未来中国的道德重建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据,这是毫无疑问的。目前中央已经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对之进行了24个字的概括,但要真正实现这些目标还任重而道远。它需要个人的行为从他律走向自律、从自利走向自为,需要社会层面形成正面的导向和氛围,还需要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层面提供强力的制度保障。[11]只有自为性社会合作主导社会行动主体的行动取向,以社会合作模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矛盾应对体系才算是达到完善之境,社会才能实现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1]吴晓林.社会整合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国外研究的考察[J].国外社会科学,2013,(6).

   [2][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Jürgen Habermas.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M].English Translation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4][英]洛克伍德.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EB/OL].社会学视野网,2008-01-13.

   [5]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剑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袁柏顺.论西方合作主义的理论特征[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2).

   [8]孟建柱.新形势下政法工作的科学指南[N].人民日报,2014-01-29.

   [9]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0]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空间分化与冲突[J].社会学评论,2013,(1).

   [11]张康之.论共同行动中的合作行为模式[J].社会学评论,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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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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