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勇:改善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新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 次 更新时间:2015-01-31 15: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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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勇(中南财大)  
有权机关只是就具体个案中的法律疑难作出回答,该具体个案的判决,只能由办案法官根据已经明确了含义的法律规定衡量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而作出。

   (3)"批复"应当向提出个案解释请求的办案法官作出,载明法官的姓名及其所在的人民法院,以解答的疑难法律问题为文件名称,以刑法条文序号归类,再按时间顺序连续编号,公开发布,汇集成册并定期出版,以便实务者和研究者查找。

   (三)个案解释的体制及程序

   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享有司法解释权,对此,一些学者从应然的角度,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提出了质疑,这种讨论对于完善我国司法解释体制是有意义的。然而,笔者在这里更为关心的是实然范围内的问题,因为要回答是否从国家的基本法律中去掉一个权威机关的司法解释权绝不那么简单和容易,如果把个案解释的方案与这样重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个案解释变为现实的可行性就大大降低,至少它会离我们更加遥远。承认"两高"的刑事司法解释权,是建立本文所称个案解释的基本体制框架。

   然而,在现有司法解释框架内,需要"两高"解释的场合并不完全相同,这是由两种司法机关各自负担的司法职能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角色和所处阶段的不同所决定的。在立案阶段,检察机关必须掌握刑法规定的每一个罪名的立案标准,而刑法中的许多条文本身并没有具体到可以直接用于操作,如对数额的规定就往往不明究竟是多少,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检察工作中遇到的立案标准问题进行解释,就是由其职能所决定的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样,在审判阶段,审判机关面对已经查清事实且需要作出判决结论的案件,却由于法律适用上的疑难无法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法律疑难问题加以说明,也是非常自然而必要的。在上述两种不同情况下,"两高"分别成为当然的解释主体,各自完全可以独立地作出解释。但在两个司法系统并存的情况下,不可能前面一种解释情况由最高人民法院来承担,后面一种解释情况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来承担。除非是二者联合解释。这表明,某种特定解释由"两高"中的一家来作出,也能够符合现有解释体制。本文所称个案解释正是这样,它专指办案法官在审判过程中遇到法律疑难而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解释性"批复"的情况。

   当然,不能每一个办案法官提出的法律疑难都直呈最高人民法院,否则最高人民法院会应接不暇,难以应付。必须有一套筛选程序:办案法官在正式提出解释请求之前,首先自己要精心研究,然后可向本法院提出这个意向,由本法院先就疑难组织讨论,经讨论仍为疑难,则法官可正式提出解释请求。解释的请求应逐级向上一级法院报告,上一级法院审查认为存在疑难,则往上报,如果认为疑难不成立,则可作出书面解答,退回申请,办案法官不服解答和退回申请的决定,可以进一步说明理由并坚持请求个案解释,如果上级法院不能以充分的理由说服申请的法官,则应将其请求上报。为了认真审查个案解释请求,应充实各级法院研究室的专业力量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法院可以研究室为主导并由业务强和经验丰富的审判骨干参与的小组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应建立一个专门的刑法司法解释机构--刑事法律解释庭,负责包括个案解释在内的一切刑法(亦包括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三、个案解释能够产生的联动效应

   由上可见,个案解释的实质是在我国现有刑法解释框架内借鉴判例法机制,由有权机关对法官在办案时发现的法律疑难进行解释,从而使法制的统一性与法官的主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由有权机关解释法律向法官解释法律的过渡形态。除此之外,个案解释也能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机制及法院内部环境带来联动改善。

   (一)改善刑法司法解释结构,增强实用性

   司法解释作为一种有权解释,它与学理解释的基本区别就在于能够直接作为办案的依据,可供办案法官在审判具体案件时直接适用,且这种适用的结论是有法律效力的。因此,权威性与实用性是对司法解释的基本要求。对照我国现实情况,由"两高"作出的刑法司法解释之权威性毋庸置疑,但其实用性如何呢?

   从1997年刑法出台后至2004年底的统计来看,"两高"制作的刑法司法解释文件共168项,其中,应各级司法机关解释请求而制作的"批复"、"答复"、"复函"等被动解释共64项,占38%,其余的62%都是由"两高"自行作出的主动解释。(13)由此可见,我国现存司法解释中,主动解释占据多数。由于主动解释采取了条文形式,其内容和文字量都比仅就某一特定问题作出回答的被动解释要多得多。如果这些众多的主动解释都能直接用于案件的认定,那么,花大力气去进行这种解释就是值得的。但问题恰恰在于,除了其中的"数额"等量化规定外,大多数主动解释都是对刑法条文中概念属性的理解,这就决定了这些解释不可能直接适用于案件。因为,第一,要说明一个概念的内涵,必须使用更多的概念,而更多的概念本身往往又是需要解释的,故这样的司法解释在适用于具体案件之前,仍有待于办案法官的理解。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3)项对第151条走私武器、弹药罪客观要件的解释为:"走私武器、弹药虽未达到上述数量标准,但具有走私的武器、弹药被用于实施其它犯罪等恶劣情节的。"这里的"……等恶劣情节"是什么呢?"恶劣"这个词语不仅不能清楚解释原条文中的"情节较轻",反而成为一个更难于解释的对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最高司法机关很少直接具体审理案件,所以刑法司法解释更多的是从法理上对刑法条文进行分析,带有抽象性。"(14)第二,在说明一个概念外延的时候,使用的是列举方式,但实践中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列举穷尽,这也正是"……等恶劣情节"一类解释存在的原因,同时也表明,超出了具体列举的事项,还是只能用概括抽象的词语来进行模糊解释,这种解释不可能直接用于案件,需要法官进一步解释。总之,司法解释有一种"立法化"或"泛立法化"倾向,而且这"已经成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一个基本特征和普遍趋势",(15)而"一个典型的法典中,几乎没有一条法规不需要作司法解释。"(16)即是说,立法文本中的规定大都需要解释,则立法化的司法解释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再解释,且这种解释往往还会增加法官再解释的困难。

   此外,作出立法化主动司法解释的解释者们也面临着悖论:一方面,如果及时跟进刑事立法,直接从条文中引出逻辑论理,那么,这种解释有可能脱离实际--尽管理解正确,却可能空置,因为实践中尚未出现这种解释需要;另一方面,如果解释动机来源于实践,则肯定是在经过普遍性调研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解释,不能不说具有一定针对性,但正是由于立法化的解释不可能应一个个案就作出,也不可能因一个解释需要而作出,而是要花费很大力气获得普遍性资料,并集中就一类问题作出,使得这种解释距离解释需要的首次发生总是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故总是在司法实践中滞后于解释需要。总之,无论如何,立法化的司法解释都难于充分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可见,主动司法解释成本高且不实用。个案解释恰恰能够弥补其缺陷。作为被动解释,它有求才应,这与立法化的主动解释事先假定或主观上认为诸多问题需要解释相比,不仅有着现实针对性--出现需要解释的第一个个案时就及时作出具体反应,而且会大大减少抽象解释文本和文字,以及避免由解释文本和文字可能产生的更多的解释需要,从而节约了司法资源,同时也发挥了有权机关和法官在解释刑法时的双重优势。

   (二)改善刑事法官队伍结构,增强专业性

   关于我国法官队伍的人员结构和素质,以及相应的改革建议,在学界和实务界都有诸多有价值的研讨,本文无需赘述。笔者想要指出的是,人事改革的动力在于业务的真正需求,只有刑事审判工作的专业性,才能驱使刑事法官岗位专业化。在现有司法解释的模式下,有权机关的解释仅仅是一些结论而已,并不阐述刑法机理,(17)法官的任务主要是等待和运用由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的有权解释,法官即便对有权解释有疑义或异议,也没有任何正式的场合、形式和程序可供表达,故法官的角色是过于单纯的执行者而不是研究者。法官要完成他的工作,并不需要深入探寻刑法的机理。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法官不可能普遍成为"学者型"的法官,未经过严格法律训练的人员照样可以当法官甚至法院的院长。同时,现有司法解释恰恰又给现有司法队伍留下了大量仍需解释的空间,这就难免让那些并不热衷法律理性或缺乏专业素养的法官把法律的经给念歪了。

   个案解释正好可以通过它对刑法机理的阐述要求,凸显法官的岗位资质,引导和鼓励法官不断钻研专业理论,成为法律和法学精英。在刑法个案解释中,无论提出解释请求的办案法官,还是起草权威解释文本的法官,都必须结合具体案情阐述刑法条文规定的含义,而且这种阐释要公之于众,便促使法官们谨慎地解释法律,为此必须细致地研究法律,这就会大大增进司法解释的科学性,大大增进法官学法遵法的良风正气,大大增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链接。总之,要想提高司法解释的质量就需要具备专业素质的人才,而建立一种只有专业性人士才能胜任的刑法司法解释机制,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

   (三)改善审判体系组织结构,增强服务性

   我国的法院,除了办案的法官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审判组织和审判辅助机构,但从它们发挥的作用来看并不理想,以至于改革的呼声也较高。那么,障碍究竟何在?应当如何改革?笔者认为,现存的最大弊端在于,法院还没有成为最讲法的地方。这里的"讲法"当然不应当是一般性的低水平要求。法院是执掌法律生杀予夺之地,是居中裁断体现公正、彰显正义的殿堂,这里的一切活动都应当以法律为中心,除了阐明案件事实之外,法院日常所做的就是学习、研究和运用法律。法院的中心是办案的法官,一切组织形式都应为法官办案服务,有助于法官更好地理解法律,这自然是改善法院有关组织形式及其功能的基本出发点。个案解释恰恰能够突出法官与这些组织形式之关系的主旨,从而理顺这些关系。从我国法院内部设置来看,有三个组织形式与法律解释之间存在实质关系: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和研究室。实行个案解释,对这三个组织形式会分别发生影响:

   (1)个案解释对合议庭中的陪审制度的影响。在实行陪审制度的西方国家,表面上,作出裁决的是陪审团,但陪审团中并非法律专家的陪审员之所以能作出判断,主要是靠法官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而在法庭上进行的深入浅出的引导。在他们的法庭上,法官就代表法律,故法官在进行引导时毫无外界障碍,游刃有余。反观我国,立法化的法律解释往往姗姗来迟,等待权威解释的办案法官自己在主观上就对法律的含义缺乏确定性,他又如何能够自信而具有说服力地引导陪审员呢?建立个案解释,在促使法官更多关注法律含义的同时,给予其个人就疑难法律问题主动请示的机会,能够使首次遇到某个法律疑难的刑事案件及时得到权威解释,可以保证法官始终发挥其主导作用。

(2)个案解释对审判委员会的影响。法官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解释法律疑难问题的请求,是一件极为严肃而慎重的事情,必须保证其请求确实具有疑难性,这就需要给予必要的审查,本来就负有对于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和决定职责的审判委员会自然可以担当起审查的任务,为法官的解释请求把关。这样一来,个案解释条件下法官对于法律含义的研究就延伸到了审判委员会。笔者认为可以采取这样的制度设计:审判委员会没有充分法理依据不能否定办案法官提出的疑难,就应当同意上报法官的解释请求,而如果最高法院审查后认为疑难不存在,则由审判委员会负责;在审判委员会不能从法理上说清否定解释请求的理由而办案法官不服时,办案法官应向上一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提出请求,如果最终各级审判委员会均予以否定,但不能提出充分的否定理由,办案法官仍然坚持请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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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0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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