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天府新论》创刊三十周年学术专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1 次 更新时间:2015-01-15 16: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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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曾亦,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丁纪,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陈赟,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吴重庆,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齐义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编者按

   2014年11月29日,《天府新论》与儒家网在成都共同主办了"《天府新论》创刊三十周年暨'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学术研讨会"。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主要基于两方面缘由:一是我刊三十年来一直注重推介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研究成果,1990年代就曾经发表了杜维明、陈立夫诸先生的力作;二是儒学的人文教化、治国理政等功能日益受到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推重,誉增一分,谤亦随之,儒家如何自处,这是一个问题。

   此次研讨会我们邀集了十数位较有代表性的大陆新儒家,共同探讨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的关系。儒家中国之旧邦,如何膺承中国之新天命?基于儒家立场如何重新理解现代中国历史?基于儒家义理能够对中国当下改革提出何种儒家愿景?因应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儒学自身如何调适融摄?儒家致治太平的普世维度如何应对现代化危机、拯救人类世界?此次会议围绕上述一系列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在此辑录会议精彩发言以飨读者。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本刊略有删节。

  

  

   一、现代中国与儒家叙事

  

  

   曾亦:保守主义的回归:从康有为到邓小平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思想实际上有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就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这是一条革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各派思想,无论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右派的自由主义,还是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实际上都接受了这样一个革命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在"五四"这样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条比较清晰的、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道路。

   而另外一条道路是从康有为开始的,这是一条改革或者改良的道路。这一条道路发端于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以及晚清的新政,不过才十多年的时间,就被后来的革命道路中断了。经过了近70年之后,迎来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我看来,这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开启或接续了康有为开辟的道路。而且,不论是从名词还是内涵上,邓小平讲的改革与康有为讲的改良是非常接近的。但是,这条道路一直隐而不显,阐述这条道路的思想家也是非常之少,最大的人物就只有康有为,而其他的各派学者对这条道路缺乏应有的论述。

   如果从时间跨度来看的话,革命的道路始于辛亥革命,终结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概近70年的时间;至于改良的道路,清末持续了10多年,而从邓小平的改革到现在,则有30多年,两段时间加起来也有50年了,不算短了。但是,对于这50年的中国历史,我们的学界和思想界却缺乏应有的阐释和理解,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就是试图对这条道路进行一个新的解释和理解,当然是站在儒家的角度。毕竟这条道路时间很长,而且对于未来的意义也许更为重大,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对这条道路的阐释。这是我讲这个题目的一点理由。

   最近十多年来,儒家越来越兴盛了,可以说是拜邓小平的改革所赐。如果放在革命的时代,即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儒学历来都是作为批判的对象,甚至是当成封建残余被彻底否定。而当邓小平实施改革以来,不难看出,不论是学术研究上,还是在思想层面,以儒家为代表的各种传统思想逐渐得到了复兴。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儒家,从感情上来说,对邓小平道路自然要更亲近一些。

   在我看来,无论是站在批判性的角度从所谓"前三十年"去理解"后三十年",还是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目前的成就,这两者都是有问题的。只有"回到康有为",即从一百多年前当时中国开辟的改良道路,来理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才能赋予邓小平改革以更深远的历史意义,也就是把邓小平道路纳入到数千年中国大历史之中,视为数千年中国道路的延续。这是我讲这个题目的另一个理由。

   那么,如何理解从康有为到邓小平以来的道路呢?我认为,这首先意味着保守主义的复归。对于保守主义的理解,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可能都有他们的一套解释。我最近看到刘军宁讲他的保守主义,认为只有保守西方自由主义那一套价值,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显然,儒家肯定不会这么狭隘。而且,中国人为什么要保守西方人的价值呢?这在逻辑上就很有问题。我认为,如果站在康有为的角度,保守主义的内涵应该包括这样几个层面:

   第一,在康有为那里,改良就是"维新变法"的意思。我们现在对"变法"这层内涵讲得比较多,而对"维新"却忽视了。其实,只有把"维新"和"变法"结合起来,才能准确把握"改良"的精神。"维新"一词,本来出自《尚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就是说,对于周这样一个已经非常古老的国家,到了某个新的时代,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享有天命的新王朝。现在儒家喜欢讲"旧邦新命",正是依据这个古义对我们已建国六十多年的"旧邦"的期待。因此,满清讲改良,但对于满清这样一座"老房子",一个存在了200多年的旧王朝,当然不会把它拆掉,否则就成"革命"了,而是主张在"旧房子"的框架下进行重新的翻修、装饰,经过一番修缮后,"旧房子"又焕然一新,可以再住下去了,这就是"维新"。

   邓小平讲改革,其实也有这个意思,这与毛泽东非常不一样。毛泽东是讲"不断革命"的,即便当共产党夺得政权后,还是要不停地革命。文革时,搞的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就是把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房子拆掉,再借助群众的自发性,又盖新的房子。这个逻辑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在毛泽东这里,历史就是拆旧房盖新房,再拆旧房再盖新房,不断循环下去。邓小平则完全不同,他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什么意思呢?邓小平完全是站在改革家的立场,而不是革命家的立场。就是说,我们不论怎么改革,有一个前提是不能动摇的,就是不能拆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而只能在这个"旧邦"中进行自我的修缮和完善。在邓小平看来,"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支撑"旧房子"的四根顶梁柱,是绝不能动的,一动房子就垮了。我觉得,这是"保守主义"最核心的内涵,必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当前的改革。

   第二,较之孙中山到毛泽东的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把目标降低了。在康有为那套改良主张的背后,其实是以公羊家讲的三世学说为理论框架的。按照这种三世学说,整个人类历史分成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三个阶段,三阶段又分别对应一套不同的政治制度,即衰乱世对应君主专制,升平世对应君主立宪,而太平世则对应民主共和。按照现在看到的一些史料,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其实是主张革命的,因为他追求的是民主共和这个最高目标,这与孙中山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民主共和这个最高目标,跟清王朝的君主专制是完全不能相融的,因此,如果要搞民主共和,就一定要把君主专制推翻,也就是要采取革命这种手段。但是,后来康有为得蒙朝廷的恩召,马上就把那套革命主张搁置起来了,而只讲君主立宪。相对于民主共和来说,君主立宪这个目标显然是降低了。这就决定了康有为不必采取革命这种激进的方式,只要通过改良就够了。就是说,君主专制跟君主立宪还是可以相融的,只不过对君主的权力进行一定的限制而已。但是,如果以民主共和为目标,就只能诉诸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因此,康有为主张改良,就是因为他把目标降低了。

   邓小平的改革其实也是如此。当初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这相当于儒家讲的大同,这是极其高远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只能通过一种革命的道路,通过粉碎现存的一切旧秩序才能达到。这从马克思开始,一直到毛泽东的文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现实中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运动。邓小平时代开始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讲市场经济,到现在讲小康,相对于疾风暴雨式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相对温和、步子缓慢的渐进改良道路。我认为,这是康有为、邓小平的第二层保守主义内涵。

   第三,保守主义意味着中华道统的回归。为什么呢?孙中山虽说是革命道路的开创者,但到了晚年,孙中山思想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孙中山曾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到,他的"三民主义"其实是接续孔孟道统的。可以说,他是把"三民主义"看成孔孟思想在当代的体现。这种说法是我们儒家能够接受的。

   而在康有为那里,同样也有这个转变。康有为早年讲孔教,这到晚年也没有变化,其中当然有很多考虑,但无论如何,这里面还是有一个道统意识。因为在戊戌变法前后,孔子在康有为心目中的地位可能只是拨乱反正的教主,儒家也只是提供一套据乱世的学说,至于通向升平世、太平世的道路,只能到西方人那里去寻找。戊戌以后,康有为周游西方列国,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强调孔子是"大医王",儒家思想不仅有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对全世界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康有为看来,人类的目标不再是西方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面貌,而是孔子已经在经典里描述出来的那个世界。

   另外,我再讲一点,就是对于康有为学术的理解。康有为思想的核心是素王改制,他对《公羊》学的理解也是如此。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则表现为两个方面的改制,他不仅要变革有清以来两百多年的祖宗之法,而且还要变革孔子以来数千年中国之法,从这个方面讲,康有为是非常激进的。以前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但对于康有为来说,到了晚清的时候,真是变天了,可以说,他讲的改制确实有一个"变道"的意味。这也是当时士大夫最不能接受的,后来,慈禧太后亲自主导的晚清新政,其实只是走了康有为主张的"变政"之路,不过,走着走着,就还是"变道"了。更不用说辛亥革命以后,更是离经叛道了。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一点,康有为以及汉代公羊学者讲的改制,是"损周文,用殷质",就是要在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损益,在合理继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可见,康有为无论怎么激进,比起后来的革命党人,都还是太保守了。对于革命党来说,他们是要把旧世界完全摧毁,从而在一张白纸上任意描述他们心目中的美丽蓝图。显然,这种没有任何继承的变革,与公羊家讲的带有保守意味的改制,是有着根本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公羊家还是拒绝革命的。

  

   丁纪:当代历史的儒家刻画

  

   我以为,儒者要去从事一种当代历史叙说,应该特别警醒的就是切忌为各种立场去背书、去做选边站队的事情,也不能陷入某些有可能被外间人也罢、儒门同仁也罢看成是充满琐屑气的、或者可视为像老公羊家那样一种"非常可怪"面目的地步上去。

去进行一种历史叙说,当然是正大而值当的事情,其最高典范之所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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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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