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东:以言启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9 次 更新时间:2015-01-15 11:44:45

进入专题: 宗教语言   宗教言语行为  

王海东  
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语言符号是概念与音响形象的结合体,“符号=能指+所指”。能指是表示概念(语词)的音响形象(形式);而被表示的概念(意义)就是所指。词义不是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关系结构,它由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即音响形象(能指)和概念(所指)构成,词的意义便产生于这种结构关系之中。这对于以表音为显著特征的印欧语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索绪尔对语音、口语和言语的重视,一方面,延续和扩展了言语开启神域的古老传统,亚里士多德说过:“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另一方面,则陷入了语音中心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这遭到了德里达的严厉批判。就此,德里达所著的《论文字学》,批判的主要矛头就是指向索绪尔;他的“文字学”(Grammatologie)并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而是为了针对索绪尔的符号学提出来的。德里达把“文字”视为一种产生差别性的活动力量;而一切产生差别性的活动及其铭文形式都可以称作“文字”,因此它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文字,如表音字、表意字、象形字等,还包括诸如绘画、雕塑、作曲、舞蹈设计这样一类文化形式。如此一来,“语音中心论”便无法囊括“文字”了。为了推翻索绪尔“文字表现语言”这一轻文字重语言的语音中心论观点,即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和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语音能够明晰地呈现思想与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就更接近实在或存在,德里达提出了“延异”(differance)、“踪迹”(trace,或译为字迹)和“擦抹”(erasure)等独特的概念,对之进行解构。按照他的阐释,在符号的二元对立结构之中,“延异”,既包含着“延迟”之意,同时,还蕴含着“差异”;前者是一个时间概念,后者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既是“时间的空间化”,又是“空间的时间化”。这种时空上的“延异”始终发生和进行着,使得表示意义的“所指”永远处于不稳定状态,从而就消解了“意义”的确定性。“擦抹”,也指示了意义的不确定性,虽然“擦抹”并不是指彻底消灭“意义”,只是将“意义”暂时“擦”去,而被擦去的“意义”依然会留下某种可寻的“踪迹”或蛛丝马迹;“意义”总是处于不断被“擦抹”的状态之中,其“在场”消失,于是就呈现出一种不确定的形态。这样一来,语言对于文字的优势便不复存在,其中心地位也随之被颠覆。所谓文字学,就是“关于‘符号独断性’的科学”或“字迹非动机化的科学”或“言语之前与言语之中书写的科学”;德里达尝试以“文字学”替代 “符号学”,认为文字的理论能把符号学从语言学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进而也就能将之从“逻各斯中心论”的形而上学统治之下解救出来。

   尽管德里达的“文字学”理论纠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将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被遮蔽的文字和书写彰显出来,但是他自己却又陷入了另一个泥潭——文字中心主义。在显现文字的同时,却又将语言和言语遮蔽了。事实上,能指、所指和书写都是人通向神域的路径。

   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后,西方世界对语言的研究更是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对语言的看法也逐渐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语言不再是工具,语言与世界和精神具有同构性,语言还是存在的家园。这样的看法,在洪堡特、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哲学里,表露得尤为突出。

   在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之前的洪堡特,就已经意识到语言的深层意义。他将语言提升到与精神同一的高度,其代表观点为“语言世界观”,即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精神气质,同时也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相当发达的语言无不拥有独特的世界观”、“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语言的同与异,是缘于世界观的同和异,反之,从语言的差异,就能看出民族精神与世界观的差异; “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语言与民族精神同构;“语言与精神力量以同样限定的方式一道成长起来,语言同时构成了精神力量的生动的激发原则。”语言与精神力量并非相互分离的东西,而是“心智能力的不可分的同一活动”语言是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语言是民族群体感知、理解世界的一种样式,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能“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语言不只是一种交流工具“语言绝不只是纯粹的理解工具,而是精神的印模,言说者的世界观。他还把诗歌和哲学作为人类认识的首要目标“语言在自身中把哲学的作用和诗歌的作用统一了起来”;他的语言学观点与维柯的语言人文主义一脉相承,对后来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都产生了深渊的影响。因此,洪堡特被解释学哲学家伽达默尔誉为“现代语言哲学的开创者”。

   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关注几乎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也是其哲学的主要标志之一。前、后期的他,都对语言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探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前期维氏认为,世界与语言是同构的,也即世界可以分解为事实以及基本事实或原子事实,相应地语言也能分解为命题与基本命题或原子命题。“每个关于复杂事物的陈述都可以分解为对其组成部分的陈述,而且能被分解成能完全描述这些复杂事物的陈述。”语言是事实或世界的图象。“命题是现实的图画。”(DerSats isteinBild derW irklichkei.t )图象就是事实,与事实的逻辑结构一致,而不再是柏拉图主义的摹仿。“那图画即是一个事实。语言与事实所共有的是逻辑结构。”使图画与现实保持一致的东西就是逻辑结构,与逻辑的模式对应的是逻辑图象。后期维氏,则回到生活世界中探索语言的种种奥秘;他提出“语言游戏论”和“意义即用法”的看法,一方面,突出了生活场景和语境对语言意义的约束,同一语词或语句,在不同的语境和生活形式中,往往会有不同的意义;语言就像游戏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如球类游戏、棋牌类游戏、儿童游戏等,它们的意义则是体现在具体的游戏中。“在我们使用‘意义’一词时,大多数情况下(虽然不是全部)可以这样给其定义:一个语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另一方面,语言与人类的行为密不可分,语言游戏充分体现了“语言是行动的一部分,或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语言、事实与行为共同构成我们的生活世界“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语言是一个族群的标识,也是一种生活形式区别于另一种生活形式的重要依据。

   正当英美的语言哲学兴盛之时,欧洲大陆的哲学也已对语言展开了深入的探索,其中海德格尔尤为突出。在对语言进行考察时,后期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命题,即“语言说”。当然,这一命题并不意味着否定人具有言说的能力,只是此时,语言不再是工具,不再指物或对象,而是拟神性的、喻道的,在其中我们生存、活动并拥有自己的存在;其中还蕴含着不能把语言只归为人之道,海氏在对“主体性的形而上学”的批评中表明这一看法:“在现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中,语言几乎不可遏止地脱落于它的要素。语言还对我们拒不给出它的本质,即:它是存在的家。语言倒是委身于我们的单纯意愿和推动而成为对存在者的统治工具了”。以往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以人自身为关注的中心,语言也就成了人的工具;因其过于从主体中心理解语言,而忽视了语言与存在的深层关系。海氏认为,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自己说话(说“存在”、“道”和“无”),人是由于被语言用于说话才成其为人,语言掌控人;不是人创造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人。这一命题后来发展为:“语言是存在的家”。他在《论人道主义的信》中表述了这一思想:存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栖居在语言所构筑的家中。思想者与诗人是这个家的看护人。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说使存在的开敞形成为语言并保持在语言中;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看护就是存在开敞的完成。语言之说,还包含着命名,而命名的实质就在于召唤与邀请:“它邀请物,使物之为物与人相关涉。”通过语言,人与物照面;进一步“这些被命名的物,也即被召唤的物,把天、地、人、神四方聚集于自身。这四方是一种原始统一的并存。”在语言的道说中,天、地、人、神四方聚集于自身,进入澄明之域。

   至此,西方哲学已经超越语言工具论和语言逻辑观,完成了思维与存在同一、语言与思维(精神)同一以及语言与存在同一的阶段性的思想发展任务。这一历程,将语言研究推向了高潮,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观念图志。而关于语言与行为或者实践的关系,欧陆哲学家则用力较少,他们依然着重于语言的人文性研究,而“日常语言学派”则接过这一接力棒,将“语言行为理论”研究不断往前推进。

  

  

   言语即行为,或者“说话就是做事”;也即人们说一句话,就是在执行某种言语行为,如陈述、命令、提问等等,这些言语行为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则,也正是这些规则使得言语行为成为可能;这就是“二战”后,西方世界广为流传的“言语行为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兰索·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于195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所作的题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如何以言行事?》)系列讲座中提出来的。他从复杂的生活环境和语言现象中,探寻出,当一个人在说话时,他实际上完成了三种行为:第一种行为是通常意义上的行为,即“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 act):移动发音器官,发出话语,并按规则将它们排列成合符语法且有意义的词和句子。第二种行为是“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是表明说话人意图的行为,表明说话者为何要这么说,并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也简称为“语力”。第三种行为是“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行事行为跟说者的意图有关,而取效行为却跟说者的意图无关,主要决定于听者能否理解说者的意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领悟“言外之意”)。对于言语行为的数量和分类问题,奥斯汀认为,言语行为不下于10的3次方,但如此多的言语行为又大致可分为五种:(1)评判行为类:对某事或行为做出判决或评价,诸如仲裁、判决、估价等;(2)施权行为类:实施权力、影响等,诸如任命、选举、命令、敦促等;(3)承诺行为类:承担义务、履行允诺,诸如答应、许诺等;(4)表态行为类:表明态度、褒贬等,诸如道歉、赞扬、祝贺、憎恶等;(5)论理行为类:在辩论或会话中作辩白、说理、让步等。为了保证言语行为能真正起到行事作用,奥斯汀强调言语行为句虽然没有真假,但有一些条件是必须要满足的,否则就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这些合适的条件包括合适的程序、人员、场合以及有关人员的思想状态等。其条件如下:

   l.说者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此外,必须存在实施这个行为的合适的对象;

   2.说者必须具有诚意,缺乏诚意则不能有所为;

   3.说者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

   第一个条件是对言语行为得以可能的基本保证,说者必须具备基本的生理和语言条件,一个天生的哑巴难以实现“以言行事”的愿望,或者我们对一个从未学过汉语的外国人,用汉语对其发号施令,这也是无法达到各种言语行为的目的。第二和第三个条件都可以看成是“真诚原则”,只有在诚实、真挚与合作的前提下,“交流”与“理解”才能较好地进行,才可能达到“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的目标;否则,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或者,你说A,我做非A;你欲说A,却说了B,使人误解;你今天对我说了B,也作出了相应的承诺,可第二天你却反悔了,既不认可,更不去做;如此,就使得言语行为各种目的都无法实现。可见,奥斯汀看到了言语与人性之间的巨大张力,若不对之加以限定,容易陷入语言形而上学的泥潭之中。

其学生塞尔,虽然深受他的影响,但在很多方面也修正和发展了奥斯汀的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宗教语言   宗教言语行为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宗教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260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