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习近平新政两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5 次 更新时间:2015-01-15 09: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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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习近平是“用毛的办法走邓的路子”

   问题3 您曾经评价习近平新政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经过一年的观察,有没有什么调整或补充?前不久有人重新提出“阶级斗争为纲论”,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萧功秦:与两年前的改革模式相比,习近平新政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更充分地发挥执政党体制的动员、组织与统筹功能,二是更大力度地从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中,从改革开放以前的执政资源中,汲取某些有效因素,通过创造性的转化,来加强政府的管控能力与执行能力。邓小平已经在这方面有了成功的经验,习近平作为政治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一办法运用得更为圆熟。

   从新权威主义角度来看,应该指出的是,后发展国家保持强大的政府权威资源,对于改革动员,整合资源、形成转型杠杆,维持稳定都极为重要,多数后发展国家在应对转型期中产生的复杂问题与矛盾时,往往既有政府的能力与权威资源不足。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在进入转型阶段后,就面临权威资源缺乏的困境。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外部敌对势力的精心策划的阴谋,不如说是政治精英们因噎废食,选错了改革路径,没有把苏共传统资源(包括苏共党的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资源)用来作为推进改革的杠杆,使之发挥新的功能作用,而是自坏长城,采取了抛弃已有革命传统的激进休克疗法,从而失去了稳定社会、整合社会的执行能力。戈尔巴乔夫几年前在接见记者时,其本人就赞扬了中国的执政党在改革成功中的关键作用,并反思了自己历史选择上的失误。邓小平的中国改革,与戈尔巴乔夫的前苏联的改革,其成败关键,是路径选择的根本不同。

   中国执政精英保持强政府能力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从改革前的传统意识形态中汲取一些有效元素,用来充实政府能力。习近平在这方面的力度很大,例如,“新群众路线教育”,“新八项注意”,通过对“古田会议”精神的强调,来加强执政党对军队的管控,清理党内、政府内与军队中权高位重的腐败分子,以及地方上那些豪强恶势力帮派。这些都是习近平运用革命意识形态的符号资源,强化了政府的治理权威后才得以实现的。让革命体制与文化资源发挥新的功能,用民间的生动语言来通俗地表达,习近平做的就是“用毛的办法走邓的路子”。

    

   用毛的办法不是要复活“阶级斗争为纲”,泛阶级斗争损害改革的权威合法性

   然而,从发展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角度来进一步考察,我们会注意到,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即前三十年的传统革命话语中,仍然存在着文革发动前的17年(1949-1966)与文革发动后的13年(1966-1978)之分,众所周知,后十三年的极左意识形态中,存在着大量的消极的,被改革开放所抛弃的、明显地具有破坏性,反常理性,反改革性的东西。 “阶级斗争为纲论”近来被某些人重新启用。又例如,数月前,有人在某权威网刊上发文,把《归来》这部反思文革的电影,说成是“反党毒草”,这种复旧式的提法,过去二十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极左的残存东西,正是利用了现在这个机会,从“假死状态”中重新复活起来,以发扬“革命文化”的名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阶级斗争为纲论”的重新亮相,它使企业家群体上产生心理上的疑虑与不安定感,有位企业家就告诉我,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对象,他们很多人比过去更积极地考虑移民海外。他们有的人甚至担心,阶级斗争论的重新提出,是中国将再来一次文革运动的“新信号”。事实上,阶级斗争为纲论还会影响到企业界投资的积极性。

   其次,在“阶级斗争为纲论”的话语系统中,其中的“阶级”这一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前三十年的传统中,其界限与定义从来都是模糊的,不同的思想都可以被冠之以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帽子。甚至可以被具有解释权的人作任意解释的。这样的棍子伤害力极大。

   第三,“阶级斗争为纲论”的重新复活,使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左的新文革思潮,以及右的茉莉花思潮,在社会重新活跃起来。左的势力想利用“阶级斗争”来打击自己的“对手”,来挑战执政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走资派还在走”。广大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温和的中间派,也会对党的大政方针产生疑虑,担心执政党的改革方针是否发生逆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阶级斗争为纲论”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定方针的干扰,原本安定团结的社会内部将会形成的新的对立与撕裂。

   可能有人尝试用“阶级斗争”这把“刀子”来“强化”政府的“执行力”与“威慑力”。但从效果上看,这把刀子却是两面刃,刀的正面似乎很锋利,足以威慑“右派”,但这把刃的另一面更加锋利,它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反对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撕裂社会。结果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众所周知,执政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历史基础上的,“阶级斗争为纲论”会极大地损害这种权威合法性,这无疑是帮了倒忙,是画蛇添足之举。

   当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人们也不必对此作过度的解读。历史总是在曲折中进步的,这些左的东西,并没有进入主流意识形态,更没有成为当政者的意识形态既定政策。从长远来说,改革的话语创新不能建立在“泛阶级斗争论”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中道理性上。

    

   从八九风波到九二南方讲话,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形态形成

   问题4 新权威主义体制最终要过渡到民主,但外界也担心会蜕变为“专制集权”。您对此有何看法?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在各国可以有不用的特点,但总的共同特点是运用改革者的铁腕,稳定秩序,然后推进新的改革,最后在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成熟时,实现本国的民主。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民主形态,具有世界民主文明的共同特点之外,肯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通过非革命的方式,即通过维新的方式走出旧体制,本身就决定了中国走向民主的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探索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已经有三十六年的历史,从八九风波到九二南方讲话,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形态的形成,至今也有了二十多年。

   我个人相信,如果社会持续稳定,长期积累的官民矛盾与社会不公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在政治安全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执政党出于对新常态社会治理的需要,会进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同时社会大众对民主文明的意愿,也会成为一种推动民主化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矛盾减少,尊重现存秩序的、超越左右极端主义的、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中间派,在社会上将成为绝对多数,政府的安全感将得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走向更高治理水平所需要的民主化,就会在一步一步到来。

   习总书记说过,“改革是由倒逼引起的,改革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深化,改革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改革没有完成时。”这一思想十分精辟,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可以说,多元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需要,对社会群体进行有效治理的需要,与政府的安全感的需要,彼此之间势必形成的这种合力会不断强大,这种合力能推动中国走向民主。

    

   习近平运用传统革命文化中的有效因素并不是要走毛左们的路

   正是基于这一设想,我想,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内会有一些扩大民主政治参与的新政出台,公民自由度会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扩展。虽然这些都会具有官方所说的中国特色,即在协商式的中国民主的框架下体现。真正有效的民主,必须在自治的社会组织,法治文化等条件成熟时才能得到实现。

   当然,不能排除某些左派人士试图把中国引向后退,退到改革以前的旧体制上去,他们错误地以为,习近平新政对传统革命文化中的有效因素的运用,会在逻辑上引向毛左们心目中的“理想体制”。他们的算盘肯定是打错了,中国三十六年的改革已经充分表明,历史已经退不回去了。

    

   新权威主义不同于旧权威主义在于尊重社会多元

   问题5  中国怎样从新权威主义体制走向未来民主?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可以俗称为有现代化化导向的强人政治,它有良性的,也有劣质的,从人类历史上看,有的新权威主义退化为苏丹式的家长制政权(Sultanistic Regime)(如南亚),有的退化为个人的专制集权(如拉美),有的在本国经济文化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经由所谓的“茉莉花革命”而直接过渡到西方多党民主,变成无政府化的“失败国家”(如中东与非洲)。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的成功的条件是苛刻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新权威主义成功的概率并不高。但又是后发展国家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是充满曲折与艰难的不可避免的“卡夫丁峡谷”。

   在我看来,要超越充满艰难险阻的转型期“卡夫丁峡谷”,良性的新权威主义,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一是强势政府,即政府要有强大的执政资源与治理能力。

   二是常识理性,或世俗理性,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要做明白人”。也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与教义信仰对我们判断事物的干扰,用务实的理性判断问题并做出决定。

   三是对健康多元的尊重与宽容,应该意识到,一个社会只要走向开放与市场经济,就会形成社会利益多元化与文化多元化,我们执政中心的意识形态是一元的,但面对的社会现象与治理对象是多元的。要充分肯定、接受并尊重社会多元化的客观现实。

   应该看到,社会经济与文化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多元性的积极成果是社会创新活力的源泉。现在社会公众都已经认识到,“创新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这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宝贵现实经验,并为政治精英所认同,只有在多元自治的环境中,创新才有了温床,只有尊重多元自主,才能为创新发展提供条件。马克斯?韦伯有一个鲜明的观点,他认为,“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就要看它对多元化的尊重与容受的程度。”这也是对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总结。

   体制内有些人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可以用一元化国家集权,来全面取代社会多元,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心应手地来增加政府的执政能力,用绝对的一元来取代社会多元,这样的选择,虽然表面上会让独大的政府有着似乎很强的行动能力(例如我们某一个邻国现在就是如此),但这决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用牺牲社会活力来强化政府一统到底的权威,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这个国家也是有着惨痛的历史教训的。只有国家与社会保持着有机平衡的体制,才是健康的新常态。新权威主义与旧权威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的健康多元。

   强势政府,常识理性,多元尊重(包括对市场经济多元、社会文化多元与思想多元的尊重)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这三大条件也是良性新权威主义的关键条件.为什么这些条件对于新权威主义体制走向民主特别重要?

我对此的解释是,只要具有了以上这三个条件,就会在新权威主义体制内,形成一种良性发展的趋势:首先,强势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社会转型过程的可控制能力。可以在避免前面所说的“薄壳效应”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繁荣,其次,持续稳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一定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发育生长出健康的社会多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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