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当今我国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5 次 更新时间:2015-01-14 23: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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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无罪推定原则背道而驰。

   无罪推定原则是人类社会司法经验的总结,是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标志,我国应该学习和借鉴。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尽管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有关领导在修订后表示,这一条的规定不是无罪推定原则,只是在强调法院的定罪权,但是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一规定已经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无罪推定原则应包括三层含义:第一,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应该先被假定为无罪者;第二,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公诉方应该承担证明责任,被告方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具体来说,被告人既没有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也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第三,在公诉方举出的证据未能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情况下,法院应该宣告被告人无罪,换言之,法院判决应该遵守“疑罪从无”的原则。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就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做出明确规定,[46]但是第162条规定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体现了“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精神。不过,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遭遇了传统观念的抵制,而且这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有关。

   无论是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都没有直接就证明标准问题做出正面规定。但是根据有关条文的表述,学者们一般都把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概括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司法人员在具体案件中往往把这个标准解释为“两个基本”,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另外,过度强调打击犯罪的价值观念也使司法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宽证明标准,而且在证据不足时担心“疑罪从无”会放纵犯罪,所以多采用“疑罪从轻”的处理办法。特别是在应该判处死刑的案件中,既然证据不足,事实存在疑点,那就不要判死刑立即执行了,改判死缓或者无期徒刑,名曰“留有余地”。在本文讲述的冤案中,石东玉、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于英生、张辉等人,当年指控的罪名都是故意杀人罪,在一般情况下都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是因为证据不足疑罪从轻,石东玉、杜培武、赵作海、张辉都被改判为死缓,于英生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佘祥林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于是,“证据不足疑罪从轻”就成为冤错案件被不断复制的一个误区。

   笔者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面对疑案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践经验表明,“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纵到社会中去;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真正的罪犯。例如,当石东玉、李久明、孙万刚、赵作海含冤入狱的时候,上述案件的真凶梁宝友、蔡新武、李茂富、李海金等人却在逍遥法外;当杜培武和张氏叔侄银挡入狱的时候,真凶杨天勇团伙和勾海峰却在继续危害社会;而佘祥林冤案和滕兴善冤案背后的真凶则至今仍无法查明。两个错误的危害大于一个错误的危害,因此面对疑案的合理选择就应该是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也指出:“特别是在目前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无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树立的情况下,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甚至可以说还比较大。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在思想上要进一步强化防范冤假错案的意识,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47]

   冤错案件是在司法系统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发生的。然而,制造冤案本身也是犯罪,而且是以法律的名义去伤害乃至杀害无辜的公民。因此,这种犯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损害个人利益,使当事人遭受冤屈,而且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任!错案是刑事司法的阴影。透过这片阴影,人们可以看到司法制度的漏洞和缺陷,从而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在我国,刑事错案的发现和披露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例如,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二款就对刑事诉讼中的定罪证明标准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该规定对于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和改变“疑罪从轻”习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的刑事司法中存在生成冤案的十大误区。认知这些误区只是预防冤错案件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证不再步入这些误区。首先,我们要转变执法观念。这包括以下十个方面: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从权力本位的执法观转向权利本位的执法观;从长官至上的执法观转向法律至上的执法观;从军事斗争的执法观转向文明公正的执法观;从暗箱操作的执法观转向公开透明的执法观;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公正观;从有罪推定的办案观转向无罪推定的办案观;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转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观。其次,我们要改良司法制度。笔者曾提出“四不”建议,即政法委不管个案、审委会不论事实、陪审员不当摆设和辩护人不作陪衬。再次,我们要完善证据规则。从2010年的“两个证据规定”到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一些证据规则仍有改进的空间,例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等。最后,我们要提高办案能力。由于公、检、法人员办案的基本内容就是办证据,所以提高办案能力主要是提高发现提取证据的能力和审查运用证据的能力。预防刑事错案需要具有高度专业水准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诚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冤案,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预防错判。

  

   【注释】

   [1]参见郭欣阳:《刑事错案评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8~445页;“百度百科”(http://baike. baidu. com)中的“滕兴善”词条。

   [2]参见朝格图:“命案必破,疯人顶罪”,载《南方周末》2010年5月6日。

   [3]见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2条的规定。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和2012年再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都保留了这一规定。

   [4]参见刘品新主编:《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176页。

   [5]参见记者马宝善等报道:“我没有杀人”,载《法制日报》1995年7月21日,第2版;前注[1],郭欣阳书,第213~217页。

   [6]参见周喜丰:“张氏叔侄的冤狱与救赎”,载《潇湘晨报》2013年3月27日,第B07版;潘从武:“直接证据缺失是浙江叔侄冤案最大硬伤”,载《法制日报》2013年4月4日,第4版。

   [7]参见前注[1],郭欣阳书,第440~441页。

   [8]以上数字来源于该案的案卷材料;另参见何家弘:《血之罪》“后记”及所附的“案卷照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0~363页。

   [9]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把“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这有助于司法人员更为合理地解读和使用这类科学证据。

   [10]参见[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457页。

   [11]参见记者报道:“测谎仪测进中国”,载《北京晚报》2000年7月23日,第17版。

   [12]前注[1],郭欣阳书,第140~152页;“百度百科”(http : //baike. baidu. com)中的“杜培武”词条。

   [13]同上,第405~409页;“百度百科”(http://baike. baidu. com)中的“李久明”词条。

   [14]2013年5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厅邀请几位法学专家(包括笔者)就一起拟抗诉案件(即于英生案)进行论证。几位专家在认真审阅案件材料并询问了解有关情况的基础上,分别发表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本案中证明被告人于英生有罪的证据不足,远不能排除他人实施该杀人行为的可能性;一致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应该提出抗诉,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再审该案。以上内容是笔者根据该案论证材料编写的。

   [15]根据2013年12月4日《京华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安徽蚌埠官员杀妻冤案真凶是交警》,安徽警方已经于日前依据被害人体内残留的精斑物证查明该案真凶是当地交警武某某。

   [16]参见何家弘、何然:“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政法论坛》2008年第2期,第3~11页。

   [17]同上注。

   [18]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应该在至迟开庭7日前把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并且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些规定的变化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进步,但是辩护律师的讯问在场权仍未落实。

   [19]例如,笔者曾经从证据的采纳和采信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分析。参见何家弘:“证据的采纳和采信—从两个‘证据规定’的语言问题说起”,《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8~156页。

   [20]参见前注[1],郭欣阳书,第148页。

   [21]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 baidu. com)中的“佘祥林”词条。

   [22]参见“百度百科”(http : //baike. baidu. com)中的“孙万刚”词条。

   [23]参见孙思娅:“‘死刑保证书案’宣判,李怀亮无罪释放”,载《京华时报》2013年4月26日,A20~23版;鲁燕:“证据不足关押12年,肯定错了”,载《郑州晚报》2013年5月10日,A03版。

   [24]参见陈磊:“一起奸杀案的若干‘真相”’,载《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9期。

   [25]这是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一般刑事案件而言的。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类犯罪案件由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负责侦查。

   [26]参见李丽静:“赵作海冤案疑点明显,公检法均失职一错再错”,载新华网:www. xinhuanet. com,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5月10日;“百度百科”( http: //baike. baidu. com)中的“赵作海”词条。

   [27]参见逸西:“‘死刑犯’的国家赔偿”,《社会观察》2004年第3期。

[28]参见何家弘:“刑事庭审虚化的实证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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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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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牛Philox 2017-10-08 15: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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