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当今我国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6 次 更新时间:2015-01-14 23: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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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指纹鉴定意见和DNA鉴定意见;第二类是被普遍观点明确否认的科学证据,如利用催眠术获得的言词证据和催眠专家的意见;第三类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科学证据,即有可能得到普遍承认的科学证据,如通过测谎技术获得的言词证据和测谎专家的意见。[10]这第三类证据的科学原理还没有被同行专家普遍接受,其技术方法的科学可靠性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验证,因此可称为尚处于“试用期”的科学证据。由于这类证据也戴着“科学”的桂冠,所以容易被司法人员采信,造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

   1998年4月22日,云南省昆明市发生一起两名警察被枪杀的重大恶性案件。经过调查,侦查人员认为死者之一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有重大嫌疑。身为戒毒所警察的杜培武在几次接受讯问时都坚决否认。侦查人员进行了大量调查,发现杜培武既有作案动机也有作案时间,但是没有能够直接证明杜培武实施该杀人行为的证据。经过讨论,专案组决定对他进行测谎审查。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公安科技人员开始学习和研究测谎技术,并从美国进口了一台测谎仪。在实践中应用的结果表明其识别谎言的准确率高达90%。1991年,我国研制出第一台测谎仪(正式名称为“多参数心理测试仪”)。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应用和推广,许多省市的公安司法机关都开始在侦查和审判中使用测谎技术。据报道,在20世纪末,我国除西藏、青海、吉林等少数省市外,测谎仪已经走遍全国。其中,山东省县级以上公安局的使用率已经达到50%。[11]然而,测谎技术的科学原理并没有得到专业人士的普遍认同,有人不断对其科学可靠性提出质疑。另外,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和管理,测谎实践中存在人员不称职和标准不一致等问题,所以测谎结论的证据性质和法律效力没有得到司法机关的正式认可。总之,测谎技术在我国还处于试用期。

   当时,昆明市公安局没有测谎员,但是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测谎员,而且在一些民事案件的审判中采用过测谎结论。1998年6月30日上午,昆明市公安局的侦查人员把杜培武带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测谎审查。中级法院的两名测谎员在评断测试结果的基础上给出审查意见,由于杜培武对一些相关问题的回答符合说谎的征象,所以他“应该是知情的或参与作案的”。听到这个结果之后,办案人员认为这是证明杜培武杀人的科学证据,便决定采取一切手段让杜培武交代“罪行”。[12]

   与测谎技术相似,根据鞋底压痕所反映的步法特征对穿鞋人进行同一认定的原理、方法和技术也具有一定科学性,但是未能得到实践的充分验证和同行的一致认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安机关的一些专家学者总结了“步法追踪”的经验,提出了利用鞋印中的压痕特征等步法特征来对人身进行同一认定的方法,并设计出一套检验、测量、比对的技术标准。这种方法提高了足迹在犯罪侦查中的利用率。一些公安机关的刑事技术人员甚至在没有找到作案人穿用的鞋的情况下,仅根据现场足迹的压痕特征和嫌疑人所穿用的鞋的压痕特征的比对,就认定嫌疑人是在现场留下足迹的人。运用这种方法认定犯罪事实,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

   2002年7月12日,河北省唐山市冀东监狱家属院内发生了一起半夜人室伤害案,该监狱的干部王某某、宋某某夫妇被人用刀刺成重伤。现场勘查人员在被害人的家中发现了大量血迹,还提取到作案人遗留的两把匕首、一根尼龙绳和一双41码棕色皮凉鞋等物证。根据被害人的讲述和侦查人员调查访问得知的情况,专案组认为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有重大嫌疑。由于在上述物证中,鞋是能够反映作案人个体特征的,所以专案组希望能够证明现场提取的皮凉鞋就是李久明穿用的鞋。由于无人证明现场提取的那双鞋是李久明的,所以侦查人员希望能通过步法特征来认定。侦查人员从李久明家里提取了两双皮凉鞋,其中一双为42码棕色“金猴”牌,另一双为42码黑色“欢鸟”牌,与现场发现的那双棕色皮凉鞋一起送到省公安厅的刑事技术部门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表明,在案发现场提取的皮凉鞋的步法、磨损等特征与李久明所穿皮凉鞋的对应特征相一致。根据李久明的有罪供述和步法特征的鉴定结论等证据,侦查人员就认为犯罪事实已经基本查清了。[13]

   在杜培武和李久明这两起冤案中,测谎结论和步法特征鉴定结论不是致错的首要原因,但是对错案的生成起到了一定作用。办案人员或许并不具备客观评价这两类科学证据的能力,但是他们显然愿意接受能够支持其看法的科学证据。有了这些证据,他们认为定案就有了“科学保障”。但是,这些科学证据也可能是不科学的。

   (四)把双边关联的物证误读为单边关联的物证

   任何证据都必须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物证的关联性一般表现为连接两个事实要素的桥梁—一方面连接已知案件事实,一方面连接嫌疑人。这就是物证的“双联性”。如前所述,在“浙江叔侄冤案”中,侦查人员忽略了在被害人指甲缝中发现的微量人体组织与该强奸杀人事实之间的关联,仅以后一个关联环节的不成立来否定该物证的关联性,导致了事实认定的错误。安徽省于英生杀妻冤案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1996年12月2日中午,安徽省蚌埠市公安局接到于英生报案称:家中被盗、妻子死亡。公安人员随即赶到现场进行勘查,提取了菜刀、被撬的抽屉锁、电话、指纹印、血迹等物证。第二天,法医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时提取了死者韩某穿的三角内裤和衬裤,还用三个拭子分别提取了阴道外段、中段和后段的体液。经过检验,被害人的内裤以及外段和中段拭子上均有精斑。根据夫妻关系等问题,侦查人员认为其丈夫于英生有重大嫌疑。1997年2月3日,安徽省公安厅刑事技术人员的鉴定结果表明,被害人韩某内裤和拭子上精斑的DNA图与于英生的不同。后来,侦查人员努力查明被害人体内精子的来源,但是审查了数百人都没有发现匹配者,只好放弃,并声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此外,现场勘查人员在1996年12月8日制作的“12.2杀人案现场手印检验报告”中称一共提取到26枚手印,其中18枚是于英生的,7枚是被害人韩某的,1枚是于英生与韩某之子的,该杀人案现场上没有发现外人留下的手印。但是在该案复查期间,检察人员在公安机关的侦查内卷中发现一份“认定于英生作案证据不足的理由和根据”的材料,其中第2个问题是“抽屉上留有外来指纹,痕检认为是比较新鲜的,需查实指纹是何人留下的,是否是犯罪留下的指纹”。据有关人员回忆,侦查人员当时针对该指纹排查了于英生和韩某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可能进人于家的人,均无同一的结果。后来,侦查人员又将那两枚指纹印送到省公安厅指纹库中比对,也无匹配的结果。因此,这两枚手印就没有写人正式的现场手印检验报告。[14]

   在本案中,被害人体内的精斑应该与该杀人行为具有关联性,那两枚在被撬抽屉侧面发现的新鲜指纹印也应该与该犯罪行为具有关联性,但是侦查人员因为没有查找到留下精斑和指纹印的人,[15]所以就否定了该物证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这种做法显然是把本应双联的物证误读为单联的物证,把本来具有重大证明价值的物证视为“无效证据”,导致了错判。

  

   五、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

   在人类社会的司法历史中,刑讯逼供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到了现代文明社会,刑讯逼供仍然屡见不鲜。虽然在一些法治发达国家中,以肉体折磨为特征的“硬刑讯”已不多见,但是以精神折磨为内容的“软刑讯”仍时有所闻。近年来,随着我国一批重大冤案的披露,刑讯逼供问题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然而,刑讯逼供似乎具有超强的生命力,臭名昭著却屡禁不止。

   自2006年以来,我们以刑事错案为基线,展开了一系列与刑讯逼供问题有关的实证研究。例如,我们面向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认为“办案人员重视口供轻视其他证据容易导致错案发生”的人占47%;认为“刑讯逼供最有可能导致被告人做出虚假供述”的人占60%。[16]再如,我们对50起已经新闻媒体披露的刑事错案进行了剖析,发现其中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的同时也肯定或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案件占94%。在这50起刑事错案中,4起案件已经法院或检察院正式认定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占8%;43起案件虽未经法院或检察院正式认定但是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占86%;3起案件不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占6%。[17]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早就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但是侦查人员为何会一次次步入刑讯逼供的误区?根据我们的实证研究,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片面的执法观念。受片面强调社会公共利益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我国的刑事司法一直偏重于打击犯罪的需要,而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重视不够。于是,目的的正当性就掩盖了手段的不正当性,打击犯罪的正当性就弱化了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时的罪恶感。

   第二,陈旧的思维习惯。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理论长期排斥甚至否定无罪推定原则,所以一些侦查人员习惯于“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既然是侦查犯罪,就要先推定嫌疑人有罪,否则就别去侦查了。于是,一些侦查人员习惯于把抓到的嫌疑人视为“坏人”,并且认为坏人一般都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罪行,所以只能采用“特殊手段”才能让其低头认罪。

   第三,不良的行为环境。一些侦查人员在当上警察之前从来没有打过人,一些侦查人员在工作之外也从来没有打过人,他们是在特定的工作环境中逐渐养成打人“习惯”的。起初,一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进入这样的工作环境之后会感觉很不适应,但是在“师傅带徒弟”的工作模式下很快就“人乡随俗”了。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有效的刑讯行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当然,警察的行为环境也有地域差异,有些地方比较文明,有些地方比较野蛮。

   第四,低下的侦查能力。近年来发现的冤案多发生于20世纪的80、90年代。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实践经验来说,当时我国的犯罪侦查都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那些偏远落后的地区。按照有关规定,故意杀人和强奸等重大刑事案件由区县级公安局立案侦查。有些偏远地区发生此类重大刑案时,当地的侦查人员都没有查办经验,只能是“边干边学”。另外,这些地区的侦查资源十分有限,侦查技术与侦查手段很少,询问和讯问就是侦查的基本方法。在侦查能力不高的情况下,通过讯问获取嫌疑人口供就成为破案的“捷径”。与其他侦查方法相比,刑讯逼供的成本低且收益大。于是,一些侦查人员就甘冒违法风险去“撬开嫌疑人的嘴巴”。特别是当侦查人员承受破案压力而且面临困境的时候,对已经抓获的嫌疑人刑讯逼供就成为不二的选择。

   第五,乏力的监督机制。行为需要约束,权力需要制约,行使权力的行为特别需要监督。刑讯逼供一般都发生于侦查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而这恰恰是刑事诉讼中监督较为乏力的环节。由于我国没有实行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所以法官对于侦查阶段的违法行为很难监督。虽然检察机关享有《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权,而且可以通过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对侦查行为进行监督,但是受强调配合的工作习惯的影响,检察人员往往把批捕视为配合侦查工作的一道程序。当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时,由于侦查已然终结,检察机关再想监督也就难见实效了。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可以会见律师或者侦查人员讯问时律师可以在场,这就使律师得以对侦查行为发挥监督制约的作用,但是在我国,这项监督机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18]于是,侦查机关的内部监督就成为监督审讯行为的基本方式,但是在侦查破案成为公安机关组织压力的情势下,这种带有“自我监督”性质的行为监督模式很难发挥遏制刑讯逼供的实效。

第六,空泛的证据规则。如前所述,我国《刑事诉讼法》早就规定“严禁刑讯逼供”,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也规定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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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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