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李约瑟问题”研究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1 次 更新时间:2014-11-23 16: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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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圭武  
笛卡尔认为:只有那种被认为具有绝对必然性的而且不会被质疑的东西才属于理性认识的范围。真意味承认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秩序和法则。求真就意味着要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就意味着要“怀疑一切”;但怀疑本身不是目的,怀疑只是手段,目的是要达到真理。所以理性就意味着反权威,就意味着创新和科学。同时,有了科学性,就意味着发展的整体性和长远性就能得到有效保证。

   诚信和理性二者共同构成国家发展的两轮。所以,有了诚信和理性,国家发展的成本就小,效率就高。没有诚信和理性,社会运行的摩擦力就会加大,国家发展的成本就高;或者发展只是体现为一种低水平的历史循环。

   需求是引致国家发展的动力。需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需求刺激供给,供给拉动新的需求,二者互相推动,互相制约。需求有个人需求和社会总需求。社会总需求是社会各种需求的总和。社会的总需求引致社会的总供给。这里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互为动力,共同推动产品不断丰富,经济不断增长,社会不断繁荣。另外,需求也可分为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对一个国家而言,不管是国内需求,还是国外需求,都是发展的重要引力条件。

   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引导者和驾驶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是引领国家发展的关键和主导。首先,政府在推动制度变迁方面具有优势地位。因为政府是一个社会的强势主体。一般而言,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大;相反,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小。其次,政府在提供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方面具有规模优势。

   诚信和理性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内涵,政府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政治前提,而需求则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条件。

  

   (二)为什么西方社会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具备了上面所说的几个发展要素。

   首先,由于社会发展充满理性和诚信精神,这为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和基础。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理性精神始终贯穿西方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当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性精神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所宣扬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理性”或者像有的学者所称的是一种“宇宙理性”,它存在于浩淼的宇宙之中,与神的理智并存。中世纪的理性则由自然理性过渡到了“神学理性主义”,它将原先的无特定对象的自然理性转变为神意的体现,上帝则成为了理性的至上代表,理性则成了为神学思想服务的工具。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深入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理性得以冲破神学的枷锁而转向人类自身。这里虽然在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性精神有不同的表现,但理性精神的实质和灵魂并没有变。正是这种理性精神所体现的灵魂,才为西方的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基本支撑。还有一个是诚信,这也是西方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有力支撑。诚信提高了交易效率,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人文底蕴。在西方,产生诚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理性精神是产生诚信精神的逻辑基础。诚信和理性是一个互相嵌套的结构。一方面,诚信孕育理性;另一方面,理性也孕育诚信。理性精神注重的是系统性、长远性和整体性,而不是离散性、短期性和局部性,而这也是诚信所要求的。其二,宗教为诚信提供了有效的内在约束。诚信是大多数宗教对人的一般要求。《圣经》就是上帝与人的一个约定。人为了救赎自己就得遵守约定,而遵守约定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诚信。其三,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为诚信提供了有效的外在约束。

   其次,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实质就是市场需求的大发现,这为欧洲社会的整体变革和工业革命以及科学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引力。地理大发现对于欧洲社会经济的主要后果是:1.促使商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迅速扩大了欧洲对外贸易的地域,商品种类和贸易额急剧增加。原来的贸易中心逐渐由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的商业地位急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和尼德兰的安特卫普。欧洲商业的性质和经营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也空前膨胀起来。2.大量金银流入欧洲,造成商品价格猛烈上涨,影响到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3.引起了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直接奴役和掠夺,由此奠定了以野蛮暴力为基础的近代殖民制度和国际分工体系。欧洲国家首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接着是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殖民者从殖民地掠取到巨额财富。4.推动了本国生产制度的建设和分工的深化。从16世纪起,西欧资本主义开始进入资本原始积累和工场手工业大发展的新时期。5.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6.推动了政府的变革,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再次,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世界各国政府而言,西方各国政府在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较好作用。如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就与各国政府的大力推动是密不可分的。在教育、技术创新等方面都渗透了政府的积极作用。为什么西方政府能发挥较好的作用?这里一是诚信和理性精神为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一个好的人文底蕴。因为政府毕竟是由社会中的个人构成的。所以个人的诚信和理性必将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所以,尽管西方东方都有专制主义,但实际运行的效果并不总是一样,这里人文底蕴的不同是产生区别的一个重要基础因素。二是西方近代以来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体系也为政府行为的高效性提供了进一步的制度保障。

   由于有了诚信和理性,发展就有了两轮;另外,政府自身也在不断进行积极建设和完善;同时,地理大发现又解决了需求问题。所以,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产生,实质就是上述一系列条件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诚信和理性起到了内因的作用,需求的扩大起到了外因的作用,而政府是一个关键的中间变量。

  

   (三)相比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产生的条件,中国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社会既缺少诚信和理性,经济发展又缺乏需求,同时,政府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中国的落后就是必然的,发展也将是十分缓慢的,甚至就是一种循环。

   首先,缺乏诚信和理性是两千多年中国专制集权社会的一个通病。

   从观念的层面看,中国社会是非常强调诚信的。对诚信的要求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但从现实层面看,中国社会又是非常缺乏诚信的。这里缺乏诚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经济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还与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有密切关系。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其次,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再次,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是导致社会诚信缺乏的文化温床。防止诚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诚信缺乏者的决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为贵”等处事原则为缺乏诚信者提供了温馨的避难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结果是增大了无诚信者的收益,减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所以,这种游戏规则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而不是诚实守法。另外,面子文化所导致的诚信也是一种面子诚信,是一种表里不一的诚信,是一种作秀诚信,这种面子诚信与诚信的本质要求是相违背的。还有,血缘文化缩小了诚信的范围,不利于诚信在全社会范围的扩展。

   在中国,缺乏理性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一是重迷信,轻科学;二是重实际,轻理论;三是重当前,轻长远;四是重幻想,轻理想。

   缺乏理性的深层根源也在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是制约理性水平提高的经济基础。其次,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制约理性发达的政治根源。专制主义与思想创新本质是相对立的。再次,专制集权文化本质也是一种为强势服务的愚民文化,这种愚民文化又进一步制约了理性水平的提高。

   缺乏理性和诚信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危害是深远和持久的。首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高成本,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无序。其次,不利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建设,增加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成本。再次,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精神。无民主精神的民主只有形式,而无实质。而诚信和理性也是民主精神的核心要素。若没有诚信和理性支撑,民主就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民主就有可能成为伪民主。第四,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面子”与“血缘”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秩序均衡。第五,缺乏诚信和理性,不利于民主化和法治化;而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的滞后又进一步使诚信和理性更加缺乏。它们之间是一个互相作用和互相嵌套的结构,并共同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其次,缺乏需求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拉动力。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使个人需求和家庭需求不能有效转化为社会需求。社会需求不足直接导致需求规模不大,产生不了需求的规模效应,这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的规模化,从而也带动不了生产制度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二是政治对经济利益的过度侵蚀影响了经济自身的积累和壮大,从而也侵蚀了需求的扩大。三是中国文化所要求的节俭意识也对需求的扩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四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一直缺乏海外需求对经济的拉动。

   再次,在政府方面,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政府对中国社会的阻碍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专制集权本质上是反对科学创新的。第一,专制集权的不合理性必然要极力压制社会的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在集权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元的,科学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奴婢,否则,就没有思想和科学存在的余地。同时,集权体制也为消灭思想异己提供了一种体制保证。第二,等级制的财富分配原则也不利于创新。这种等级制的财富分配依据是:级别和权力。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这种等级制最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结构:一极是少数人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极却是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生存线上。其结果是:对于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人,虽然有创新的实力,但他们却没有创新的动力,同时这些少数人更害怕别人创新;对于大多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虽然有创新的需求,但没有创新的能力。第三,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不能形成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从而技术创新的收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也直接减弱了创新的动力。第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的收益最大,导致人们将各种资源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权力的争夺上,而不是投入到创新上。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从秦始皇的“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我们可以看出,几千年中国专制集权社会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对创新恣意摧残和压抑的历史。虽然有局部的技术创新存在,但由于缺乏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所以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者只能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如火药用来造爆竹,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印刷术用来印封建教义,造出的纸用来为祖先烧纸钱等等。

   创新缺乏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动力的不足。从长期看,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的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

另外,专制集权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本质上是反对民间经济规模化和集中化的。专制统治追求的目标主要就是:一是追求自身统治收益的最大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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