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理想类型”与本土特质——对社会治理的一种社会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7 次 更新时间:2014-11-16 05:45:04

进入专题: 理想类型   本土特质   社会治理  

郑杭生 (进入专栏)  
脱离国情的借鉴努力必将面临失败。这就是说,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依据是从现实中来的,而不是从西式蓝图里来的。

   第二,“依法治理”着重解决的是社会治理实施的主要依据和手段问题,即主要依据什么、依靠什么来治理的问题。《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法律作为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是社会的硬控制手段,是处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群体、国家与公民,以及群体与群体、群体与公民、公民与公民关系的基本准则。法律作为国家的意志,既包含统治的因素,也包含管理的因素,更包含治理的因素。作为更高明的统治形式、更有效的管理形式,社会治理,更要有法律根据、法律支撑,法律保障;治理的各个主体都要有法治思维、法治意识;各自的行为都要符合法治方式。

   依法治理,既是各国的共识,在中国又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的特点。在我国,依法治理,特别要关注以下几点:一是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在实施治理时都要注意自觉维护法治的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二是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在实施治理时,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谁也没有超出法律的特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三是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在实施治理时,都要清楚地知道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不是“摆脱政府”;自由是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超出法律范围就要失去自由。例如,在交通治理中,“醉驾入刑”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第三,“综合治理”着重解决的是社会治理实施的其他依据和手段问题,即还要综合运用除法律外的其他手段来治理的问题。《决定》指出:“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道德作为非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是社会的软控制手段,是处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群体、国家与公民,以及群体与群体、群体与公民、公民与公民关系的必须兼顾的重要的深层的准则。对社会治理来说,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是必不可少的。没有道德约束的治理,绝非善治或良治。没有道德约束的但还没有违反法律的行为,在社会学上叫做越轨行为。综合治理使我们的利益关系既是合“法”的,又是合“义”的,合法而不合义的行为是“缺德”的,也是为人所不齿的。现在社会关系不协调、社会问题频频出现,很多是越轨行为“合法化”的不良后果。“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使老实人吃亏,鼓励越轨行为盛行,对社会风气、对执政基础,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损害。道德在“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上起着自己特殊的、法律不可代替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深入,会越来越重要。

   中国社会有很长的“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的传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既强调“依法治理”,又强调“综合治理”,正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第四,“源头治理”着重解决的是社会治理的选择次序问题,即不同类型社会治理的优先次序、轻重缓急、标本关系问题。《决定》指出,“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源头治理、治本治理有三个要点: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注重制度安排的公平正义,抓住这些方面不放,才能真正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重在治本,就是要着重在这些根本点上下工夫。但是这并不是说治标可以忽视。所谓治标治理,就是我们过去习惯的应急性治理,以及一些具体的治理方法。无疑,应对及时有效也是十分重要的,否则要误大事。同时,具体的有效的治理方法、抓手也很重要。如网格化管理这种运用高科技手段的治理方法,基层综合服务平台这种社会治理的具体抓手,都是如此。问题是我们过去对源头治理重视不够,甚至忽视,没有把治标治理与治本治理有机结合起来。

   在实践上,这种标本兼治的社会治理,就是要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从现在多发凸显的社会矛盾看,从燃点多、燃点低的社会问题看,最主要的根源就在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不到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上。我们的劳动报酬只占GDP的37.2%,还不到40%,这与发达国家在60%以上,差距确实太大了,与我们的1985年相比,也下降差不多20个百分点。应该说,这是最大的脱离群众。这已经发展为政治问题。单靠刚性的强力的手段来维稳,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体性事件越多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治标。必须有新的治本的思路。这就是增加民生福利,特别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这当然不是平分,平均分配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吃过亏,也要避免。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主要发展指标当中,明确了经济增长速度是年均7%,同时也明确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在7%以上。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承诺到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系统地提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贴补贴制度,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增长机制。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扩展投资和租赁服务等途径,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所有这些措施,在中国社会,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雄辩地表明,中国正在大踏步走向以民生为重的社会,改善民生正在一步一步转化为有可操作性的社会治理体制和机制,落实为有可行性的社会政策。

   总之,从包含的丰富内容上说,“四个治理”事实上展示了这样六个结合,这就是治标治理与治本治理相结合;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即硬性治理和软性治理相结合);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社区治理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从互动的探索过程来看,“四个治理”涉及高端设计和各级低端设计的关系,中央经验与地方和部门、基层社区经验三个层次的关系问题。

   “四个治理”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内容,无疑属于我国最高层的顶端制度设计。但是这种顶端设计是以低端实践为基础的。各级低端的实践创新,为上一层甚至最高层制度设计提供富有生命力的经验素材。总结众多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而提炼的高端社会治理设计,反过来又指导、推进各级低端的进一步实践。

   同样,“四个治理”在“中国经验”三个层次中,无疑属于中央经验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中央经验,是有地方和部门经验、基层经验为支撑的。“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和部门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作为中央经验的基础,共同支撑着中央经验。

    

   三、注意区分社会治理两种不同的立场观点

   中国社会治理的特殊性,除了上述体现中国特色的具体制度外,还有一个重要和基本的方面,就是它所表达的立场观点。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们的理论界、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立场观点的问题,是我们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要着重领会的地方。

   第一,就立场来说,“四个治理”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是中国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治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治理的本质区别之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给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指向,即“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四个治理,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统一的又是不同的方面。

   “统一”主要表现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四个治理”目标向度的交叉点。系统治理不可避免要应对转型期的复杂因素,但最终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依法治理在突出法律依据的同时更是为了实现治理的初始目标与最终结果的一致性,最终也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综合治理强调通过道德来调节各方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为的是减少市场竞争引发的社会不公平问题,也是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源头治理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收入和福利,要求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显然是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不同”主要在于四个治理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当它们如果这样那样偏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就会出现各种偏差。举例来说,系统治理旨在达成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识,但在现实中容易出现一方力量对另一方力量的削弱;又如源头治理中的网格化管理容易弱化社区自治,在增强信息畅通性的同时却削弱了社会力量,其目标指向容易过于偏向维护社会安定有序,进而与系统治理中的合作治理与良性互动目标渐行渐远。

   为避免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在“四个治理”具体方案制定中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决定性地位,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前提和立论根基。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是抽象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安全、和谐、安居乐业、活力有序兼具等都关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都是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具体化。《决定》表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无疑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手段和途径,同时,它本身就直接关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也是构成“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个要素。

   第二,就观点来说,“四个治理”体现了与西方观点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也即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对同一个概念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观点与西方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有过经验教训。笔者希望我们社会科学界,不要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重复这样的教训。

   曾记得,大约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把民主、自由、人权说成似乎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好像这些词是与共产党人无缘的,事实上是把这几面旗帜拱手让给了别人,其后果是不好的。正确的做法是划清两种民主观、两种自由观、两种人权观的界限。后来的中央文件提出的几条原则界限中,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就是其中之一。这告诉我们对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概念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划清两种民主观就是一种分析的态度。联系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来考察民主的属性,不笼统抽象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或者“民主是个坏东西”,也是一种分析的态度。

   曾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人滥用“社会转型”这个词,有人反对使用这个词,并准备批判它。针对当时这样两个极端,笔者提出:

在社会转型问题上,同样也有两种观点。正确的做法是具体分析这两种社会转型观的原则区别,划清两者的界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多次强调社会转型的“向度”的道理和原因所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郑杭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理想类型   本土特质   社会治理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研究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012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