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4 次 更新时间:2014-11-12 22: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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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铨  
各章作者多为著名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家,其中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国际传播问题的。十多年后,下一代学者Steven Chaffee和Charles Berger合编《传播科学手册》,作者都来自传播本行,其他学科的作者几乎绝迹。后书的编者自诩传播已经成为“科学”,既是“科学”当然就自给自足了,从此不假外求,不再需要其他学科的奥援。而且,他们对国际传播几乎全然漠视,国际传播仿佛只是国内传播的延长,国界与文化差异俨然都是无关紧要的。Chaffee是施拉姆在斯坦福的得意门生,他比他的老师更强调“科学”,但科学一旦变成“主义”,他的眼光却比老师狭窄得多。Chaffee曾于一九八○年代初撰文辩称,传播科学有自己的博士班建制、学术期刊等等,当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学科。他不仅从外缘的制度面“合理化”传播学,因为以《传播科学手册》的精神看来,他显然也认为传播“科学”在内涵理论上有独立的贡献。Paisley曾形容传播学是一门“横向”学科,链接其他的“纵向”(例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学科。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Chaffee似乎想把传播学从“横向”扭成“纵向”学科。这到底是福是祸,见仁见智,至少在现阶段我觉得是走向死胡同。

   再说一遍:施拉姆时代力求和别的学科接枝,后来从新闻传播建制内产生的文献却力求“独立自主”。早在一九七○年代,我初入研究院就读时,新闻系内部密集出现以下的“理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认知共同适应(co-orientation)、第三者效果(third-person effect)、涵化(cultivation)、框架和铺垫(framing, priming)、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等等。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不等,有的一开始就有气无力,有的刚提出时颇有新意,但因为长期孤立使用,过劳而透支,很快呈现疲态。几十年后,我都快退休了,看过各种走马灯似的流行,抓住几个老题目不断再生产,固然资料累积很多,但见解增加几许?何况连这类“内部理论”也长久不见有人提出,而整个学科生态又满于划地自限,不作兴跨学科互动,其理论贫瘠的尴尬境况可想而知。坦白说,今天在美国有些大学博士课程,可以狭窄到从上述的“理论”选择一个题目,写一篇不痛不痒的论文,就可以拿到学位了。无论读者是否同意我的判断,都必须面对一个尖锐而严肃的问题:为何我们缺乏深邃的“范式”引导传播学的研究工作?

   我认为这个现象是学术发展的“内卷化”(involution)过程。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印尼研究爪哇岛和巴厘岛的农业经济生态,发现爪哇岛天然条件优越,由于荷兰统治者强取豪夺,又有巨大的人口压力,爪哇岛采取的农业发展策略不是更新变革,而只求在现有条件下“杀鸡取卵”。也就是说,爪哇岛没有提升耕作技术和品种,只是不断增加耕作人口,每亩地产量非但没有提高,农地且过度垦殖分割,以致良田变废墟,造成社会、经济和生态上的灾难。格尔茨称这个过程为“内卷化”(亦译“内眷化”)。

   我们可以引申“内卷化”的意义,指学者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墙围,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格尔茨形容这个过程是“技术性的分发丝”(technical hair-splitting),舍本逐末,纵然把发丝数得分毫不差,也看不到整个头型的全貌。优生学鼓励基因相异的人结婚,反对近亲繁殖。豪门如果只顾分产,不事增产,再多财产也要败家。在我看来,“内卷化”是学术创造力的退化,特别是在当今急功近利的大学奖惩体制内,鼓励放大镜照肚脐眼,抱住一个小题目做到死,不但隔行如隔山,甚至同行如隔山。社会科学的知识一旦丧失“公共性”,便只成为学苑内部的游戏。这是可怕的学术危机,尤以中国的传播边缘学科为然。中国经济发展与学术自信或积淀迥不相侔,自然产生一种莫名的焦虑感,弄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指标,美其名为国家的“软实力”强力推行,道理在此。

   苏钥机曾分析传播主要期刊的引文指数,发现它们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文献愈来愈少,引用传播领域的文献愈来愈多。如果从Chaffee等人的观点来看,这正是象征传播学的成熟,我没有这样盲目的乐观,反而担心这是典型学科“内卷化”的证据。纯粹“从传播看传播”,理论资源如此贫乏,特别是那些从新闻系内部产生的“理论”,通常和更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脉络脱节。家底本来就薄,关起门自娱,情形更为不堪,焉能不边缘化?我觉得一九七○年代G. Gerbner主编的《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虽然文章良莠不齐,但经常激起重要辩论的知识火花;现在篇篇文章在技术上精致得无懈可击,却缺乏知识上的兴奋,有时我称之为“毫无用处的精致研究”(elaborate study of nothing)。我宁愿回去读点老书,分析容或不够成熟,那种开阔的气象却充满生命的跃动。

   这三四十年来,很少传播学者在传播领域之外还有影响力的,有活力的传播研究反而多是从外面带来的冲击,且让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一是统称为“媒介社会学”的研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突然密集出现,它们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探讨媒介组织内部的科层运作,新闻制作的流程、过程和因素,以及新闻制作与社会运动的互动(例如H. J. Gans, G. Tuchman, T. Gitlin)。即使过了三十多年,这些分析视野还是生机蓬勃,可惜很久没有人提出其他重大的新观点了。我相信社会学也有“内卷化”的情形,可能是整个学术界的“后现代”现象,并以传播这类边缘学科犹然;其二,政治经济学的挑战,使媒介无法孤立看待,而必须分析媒介话语的政治经济基础(例如J. Curran, H. I. Schiller)。拉丁美洲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也曾有重要的贡献,但它与第二世界的政治经济学互动不多;其三,文化研究使媒介话语更紧密联系到背后的深层意义以及意识形态的脉络,包括英国的有威廉斯(R. Williams)、侯尔(S. Hall)对美国主流范式的批判,芝加哥学派文化研究的重新发现与诠释(J. Carey, H. Becker)。萨义德(E. W. Said)提出“东方主义”的命题,启发了“后殖民主义”的开创,对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尤具深意。这些理论在美国各新闻传播学院发生的影响甚不均匀,有的学校颇重视它们,但有些以庸俗实证主义挂帅的学校则淡漠视之。中国在引进传播学的过程中,应该以开放的视野取精用宏,而不是出于短视或无知,只局限在简单的层次和粗糙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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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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