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之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4 次 更新时间:2014-11-10 09: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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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吴乔却不太以为然,道:“宋人之有好处者,不过是不违唐人者耳,未有得唐人深大处者也,况有胜过唐人与自辟世界者乎?”如此见解,适足显出他对于宋诗全未入门。后来《围炉诗话》卷五论宋诗之部多抄贺裳《载酒园诗话》,倒是避其所短了。他还说:“读宋人诗集,有披沙觅金之苦,苟读黄公之书,则晚唐、两宋之瑕瑜毕见。宋人诗集可以不读,大快事也!”这是什么话!再好的诗话,也是附庸于诗歌的,若读诗话可以代替读诗,那么还要诗人干什么?这种地方,特别显出吴乔见识、气局的促狭来。

   然而最让人不能平气的是,吴乔论诗一以好恶为去取,非唯排击李梦阳、李攀龙不遗余力,至谓之优伶奴仆,不入士类;就是他崇尚的晚唐,也仅取温、李,对杜荀鹤、胡曾辈就颇为不屑,甚至将杜牧也列在“奇丑”之列。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吴氏只不过是一个村学究,却总是摆出一付极正统的面孔。比如他说:“‘农夫背上题军号,贾客船头插战旗’,甲申、乙酉(指明亡的顺治元年、二年—引者)后目击者也。三国至隋末兵火多矣,而七子、阮公无此等句。天宝乱时亦不见此。人生境遇甚多,要以不违风雅者方可命句。如画山水,只画可居可游处。”这真是典型的回避现实、粉饰太平的论调!如果它发自王渔洋一辈缙绅大夫之口倒也罢了,身居庙堂,言不由己。吴乔一个穷老村儒出此议论,这就让人对他诗家的品格有所怀疑,从而推想他的推尊晚唐,独取温李一派,是否有着西昆派的唯美主义动机。不仅如此,吴乔还以时代和诗体来论雅俗,说:“以唐明言之,唐诗为雅,明诗为俗;以古体唐体言之,古体为雅,唐体为俗;以绝句律诗言之,绝句为雅,律诗为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犹雅,七律为俗。”这同样也是不能让人同意的。总体看来,《逃禅诗话》里有不少精彩的见解,也有许多轻率不可取的议论,在改编成《围炉诗话》时两者都有删削。后者被删去意味着作者见识的成熟,而前者删去就难以理解了。其中的缘故,需要进一步考察《围炉诗话》。

   现存《围炉诗话》六卷,条理相对清楚,比起《逃禅诗话》来,各卷的内容明显经过了系统的整理。它从《逃禅诗话》241则中取了近170则,可以说基本保留了《逃禅诗话》的规模和核心内容。当时作者年七十余,编订此书,可以说是晚年的定论。由于有了《逃禅诗话》,使我们可窥见吴乔改编《围炉诗话》的经过及其改编的意图。阅《围炉诗话》,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自序所述自己的师承:

   一生困厄,息交绝游,惟常熟冯定远班、金坛贺黄公裳所见多合。皎然《诗式》持论甚高,而止在字句间。宋人浅于诗,而好作诗话,迩言是争,贻误后世,不逮二君所说远甚。(中略)定远于古诗、唐体妙有神解,著书一卷,以斥严氏之谬;黄公《载酒园诗话》三卷,深得三唐作者之意,明破两宋膏肓,读之则宋诗可不读。此中载其精要者,而实尽读者也。

   奇怪的是这里只推崇冯班、贺裳两家之学,许学夷的名字不见了。再看全书的改编,《逃禅诗话》中的许多条目被删除,而最有意味的首先是删去了那些论述许学夷、冯班、贺裳之学的条目,冯班、贺裳两家之说,因增抄《载酒园诗话》、《钝吟杂录》二书及自序的说明,得以保留;而许学夷,非但那些赞扬话全被删去,即其论述五七言流变的大段文字也被删削,论李义山“无题”时说的“许伯清论千古诗人无不确当,唯于义山,眼同(洪)觉范”一句及“李杜”条所引述论李白两条也被刊落。于是,许学夷的名字就不再见于《围炉诗话》中,他与许学夷的师承关系也从而被抹去痕迹。如果不读《逃禅诗话》,我们就不会知道许学夷对他曾有极大影响。同样的情况是,《围炉诗话》还删去了引述阎若璩的两段话。《逃禅诗话》引述阎若璩论王昌龄籍贯之说,称“余友山阳阎若璩百诗博极群书,可敌顾宁人”,可见吴乔对阎若璩也很佩服的。可是为什么与许学夷一样,都要剔除他们的名字呢?如果说是发觉他们的说法不足为据的话,那么论四唐当别之以人而不以时,说“余友山阳阎若璩百诗经史澜翻,谈三千年事如指掌。其说诗曰:诗固有时代,然有不必分而分之,以致舛误者,唐之初盛中晚是也”这一说法与下引钱谦益之说互相发明,根本无须删掉,结果《围炉诗话》只保留了钱谦益的话,而无阎若璩之语。这表明从《逃禅诗话》到《围炉诗话》的修订,其中是掺进学术以外的因素的。

   但不管怎么说,《围炉诗话》对《逃禅诗话》的取舍,还是可以见出作者在诗学上的进境与磨勘。《逃禅诗话》被删去的条目,有些是转抄别人的话,如“五言诗”首条抄许学夷论五七言递变之迹;有些是大而无当的议论,如:

   唐诗初读之往往不知其意何在,宋诗开卷了然,而明诗有语无意,读之反不能测。

   唐人诗以周室譬之,初唐,太王、王季时也;盛唐,武王、成王时也,受命制礼,超绝前后;大历、永泰,昭、穆时也。元和,五伯也,开宝之王纲已散。开成以后,则七国之维事诈力,小词出而杜绝,如封建之变郡县。

   全部《史记》是《答任少卿书》之注,玄肃二朝国史稗官是杜诗之注,全部杜诗是《秋兴八首》之注。

   也有些是强作解事的,忆不清的,遂将它割爱。

   《围炉诗话》所增益的部分,主要是卷六论明诗之部及其他各卷所采贺裳《载酒园诗话》之说。吴乔自言“一生因厄,息交绝游,唯常熟冯定远班、金坛贺黄公裳所见多合”,所以刺取、表彰二家之说独多。冯班《钝吟杂录》、贺裳《载酒园诗话》二书《逃禅诗话》已采多则,《围炉诗话》又续采多则,论宋诗采贺氏议论最多。卷五146则中,取《逃禅诗话》47则,新撰12则,而采贺书多至87则,可见其倾倒之至。康熙二十年代正当渔洋倡导宋诗之际,吴氏承贺、冯二家之论,素不喜宋诗。卷五首则设问:“朝贵俱尚宋诗,先生宜少贬高论。”答语即《逃禅诗话》第178则,而冠以“厌常喜新,举业则可,非诗所宜”数字。由此可见,《围炉诗话》之增订实有慨于当时的学宋诗风气,要公然独树一帜以矫之。其间多采贺裳之说,就是希望读者“读之则宋诗可不读”(自序)。然而吴氏终究不通宋诗,他比较唐、宋诗的得失仅持比兴为言,而批评宋诗又以唐诗为准绳,未见宋人佳处,徒自形其见解之狭隘而已。

   也许是觉得《逃禅诗话》中的论述还不尽兴,在编纂《围炉诗话》时,他将写作形式改成了更能畅达引发自己见解的对话体。比如,他的主要观点“诗中有人”,在《逃禅诗话》中是这样表达的:

   诗中有人,故读其诗,而心术之邪正、制行之纯杂、学问之深浅、境遇之得失、朋友之谅柔,皆可见焉。上而《文王》、《大明》、《楚词》,可以想见文、武、周公、屈子;下而温、李之集,可以想见飞卿、义山,乃至刘伯温、杨孟载犹然也。如是乃谓之诗,不悖于采风贡俗。若于身心无涉,而唯 学前人,纵得酷似思王、子美,不过优孟衣冠。

   问曰:此说古未有也,何从得之?答曰:禅家问答,禅人未开眼,有胜负心;诗人未开眼,不知有自心、自身、自境。堕于声色边事者,皆徇末而忘本者也。

   《围炉诗话》卷一将两条及后鱼玄机、黄巢诗一条合并,改作:

   问曰:先生每言诗中须有人,乃得成诗。此说前贤未有,何自而来?答曰:禅者问答之语,其中必有人,不知禅者不觉耳。余以此知诗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夫子言诗,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中略)。故读渊明、康乐、太白、子美集,皆可想见其心术行己、境遇学问。刘伯温、杨孟载之集亦然。唯弘、嘉诗派浓红重绿,陈言剿句,万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谓之诗家异物可,非过也。

   原文禅人未开眼云云,与“诗中有人”离题较远,有些牵强。改后不具体指实,笼统而言,使人思而得之,不落言筌。不过,其说终究有英雄欺人之嫌。

   《围炉诗话》对《逃禅诗话》原有的文字,都有些修改,这些修改不只是文字上的修饰,还常涉及到判断的斟酌与推敲。如开卷第一则,《逃禅诗话》原为:

   诗道不出于变复。变谓不袭古人之状貌,复谓能得其神理。汉魏变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初盛变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浑;变六朝之所靡而为雄丽,而能复其挺秀。晋宋至陈隋之古体,元和至明初之近体,唯元和至两宋,唯变不复,势必滔滔日下;弘治间庸妄全不知诗,侈意于复,止在状貌间,为奴才,为盗贼,为笑具。

   《围炉诗话》除在前面加一段话,论述“诗道古今之大端”外,又将上文改作:

   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变乃能复,复乃能变,非二道也。汉魏诗甚高,变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盛唐诗亦甚高,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艺至此尚矣!晋宋至陈隋,大历至唐末,变多于复,不免于流,而犹不违于复,故多名篇。此后难言之矣。宋人唯变不复,唐人之诗意尽亡;明人唯复不变,遂为叔敖之优孟。二百年来,非宋则明,非明则宋,而皆自以为唐诗。试读金正希举业文,不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无逢世之俗情,唯发己意故也。诗可知矣。无智人前莫说,打你头破额裂。

   改后文字更顺畅,逻辑性也更强,将变与复的辩证关系,以及古今诗歌复变的得失剖析得更为细致。

   总之,《逃禅诗话》增删成《围炉诗话》六卷后,内容更具系统。卷一为诗本体论,泛论诗格、诗法、学诗之途径,其中有两个论点影响甚广:一是诗中有人,针对明人而发。谓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诗有境有情,自有人在其中。唯弘、嘉诗派陈言剿袭,万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是谓无人。二是酒饭之喻,强调比兴。“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这一比喻从特性与功能两方面区别诗文的界限,相当深刻,后人“以为自来论诗文之分,无明划若斯者”(注:见林昌《河间先生试律矩》(道光三十年重刊本),赵执信《谈艺录》、姚椿《樗寮诗话》、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刘熙载《艺概》亦皆称道之。)。卷二自古诗十九首至唐近体,列论古今诗歌体制,兼论作品,基本上包括《逃禅诗话》“体格名目”之部,而多引冯班之说。卷三论唐诗流变,基本上相当于《逃禅诗话》“三唐”之部,但《逃禅诗话》中辨析很细致的几条反为删去。卷四乃是《逃禅诗话》“李杜”之部增以贺、冯两家之说而成,论李、杜之诗,下及明诗风气。卷五为《逃禅诗话》“宋诗”之部益以《载酒园诗话》而成。卷六专论明诗,排击七子辈不遗余力,至谓“诗人不跳过弘、嘉深没顶阃百丈之粪沟,终是四平腔戏子”,近于骂市,所以后人读其书,多致不满。雷国楫《龙山诗话》卷二就说:“其书大抵左袒冯氏,痛诋李、何、李、王以及弘正、嘉隆间诸子。其言诗准绳处颇有可掇,足备坛坫圭臬,其绎论唐诗处并无发明,徒增拘迂。”[6]钮树玉则称吴乔:“上下千载,其于诗学深矣。而持论要未得其平,失温厚之旨。奈何持一端之说而尽废其余也哉?”[7]

   《围炉诗话》撰成后未能于作者生前刊印,仅以钞本流传,世罕见之。赵执信三过吴门,访之不得;雷国楫任官于苏州时,访之故老也不知下落。后来直到嘉庆十三年(1808)此书始得刊行。现今传世的版本有借月山房汇钞本、道光三年(1823)三槐堂刊本、适园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广文书局1973年版古今诗话续编影印本、清诗话续编本等数种,还有几种钞本存世。吴乔诗学的价值及其在清初诗学中的位置,诸家批评史与清代诗学研究的著作都有论述。本文从《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的关系入手,探讨其诗话的撰写过程,希望能在揭示其诗学的渊源及倾向性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供读者参考。

  

   【参考文献】

   [1]吴乔.围炉诗话[M].张钧衡刊适园丛书本.

   [2]详笔者.王渔洋事迹征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刊.

   [3]王士禛.国朝谥法考[A].王渔洋遗书[M].

   [4]参笔者.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兴替[J].文学遗产1999,(3).[M].

   [5]参看笔者.大历诗人研究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5.

   [6]雷国楫.龙山诗话[M].乾隆间味经堂刊本.

   [7]钮琇.围炉诗活跋[A].匪石先生文集卷下[M].雪堂丛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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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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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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