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自述:精神的流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2 次 更新时间:2014-09-26 20: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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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着要回村里弄小评论,没怎么在意。不料回村才几天,父亲就被同事专程送了回来。我只好再赶回北京。父亲在医院的病床腹胀如鼓,说话都已经很吃力,拖了十几天就去世了,死的时候52岁。别的我不记得,我只记当时正好发生朗诺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他让我给他说说最新的动向。

   我父亲原来供职于上海银行,三反五反时受过一次小冲击,虽然有惊无险,没留下什么尾巴,从此便一直谨小慎微,积极靠扰组织,对基层领导的话奉若神明。他的书法不错,文革中凡有“最新最高指示”,他用蝇头小楷抄下来,制成卡片。后来社会一度流传各种未曾公开发表的毛主席手稿、讲话,他也四处搜集,买不到的就抄,抄了不下几百万字,最后几年的光阴几乎都干了这个,功夫下得真不小。但是,却没有留下他自己的任何见解。平时,我也没从他嘴里听到过独立思考的话。回想起来,他这一辈子,活得也真够窝心的了。比起父亲来,我现在写文章还能说几句属于自己的话,真是一种幸运。后来,妹妹告诉我,他还是有一点想法的。想跟妹妹说,又说,可惜你懂事太迟了。我们村一起插队的20几个同学,基本上都是北京师大一附中的学生。当时年纪最大的21岁,66届高中毕业,年纪最小的14岁,70届初中毕业。这些同学,现在大部分在北京生活。其中有一位前几年已经去世,名叫李时民。老鬼出版了一本自传体小说《血与铁》,其中有一段谈到有一位同学李世民与他交往的故事―― 读了《红岩》后,身上的血滚烫滚烫,一群不怕死的灵魂总在身边飘荡。脑子里整天考虑的是自己要处在许云峰的那样的环境下,会怎么样?会不会干出卖同志的勾当?由于当时报纸、广播、杂志等充满了对《红岩》的赞颂,革命烈士受到了全社会的崇敬和缅怀。我浸泡其中,怕死怕疼的问题,对革命忠诚的问题总也回避不了。

   我以为只要能经住打,就可以跻身于《红岩》里的革命先烈行列。现在能忍十棒子,将来敌人给我两拳头也就算不了什么了。好铁必须经过锤炼,所谓锤炼,就是挨打,要有能忍受剧痛的能力。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有个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为锻炼耐疼能力,睡在钉着密密麻麻钉子的床上,把全身刺得鲜血淋淋。他这个神经病般的举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决定请一个同学打我,练不怕疼。但谁能干这事呢?范光义?他太正常,不爱幻想;张均满?班团支书,严守学校纪律;梁天宝?个子太小,一点没劲儿。

   在反复的筛选中,我看中了李世民,他平时和我关系不错。虽然面色菜黄,虾米体形,老弯着腰,但体力在同学中也算中等,胳膊挺粗。他家境贫寒,穿得很破旧,衣服上老有补丁。可聪明,功课极好,在班上寡言少语,偶尔会突然冒出一两句很莫名其妙的嘎话,令人目瞪口呆。有时爱犯神经,干一些怪怪的举动。如迟到了,他走进教室时,会挺着肚子,一本正经向老师敬个军礼,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他少年老成,爱装正经,装成熟,一激动起来,满口革命大道理,手舞足蹈,旁若无人。他执行这个任务很合适。

   但李世民听说后,死活不肯打。“我不愿意让自己的手染上同志的鲜血。”他一脸严肃。“根本不打破,你怕什么?而且这对你也是个锻炼。如果你是个特工人员,在跟敌人聊天时,需要突然把敌人打昏,你能下得去手吗?你必须要练敢下手,不能有丝毫恻隐之心。”

   李世民沉思着说:“练不怕打,就要挨打,那练不怕死,就要死吗?我觉得你的思想方法很有问题。”

   “列宁的话你听不听?列宁非常喜欢《怎么办》这本书。书里有个叫拉赫美托夫的,专门躺在钉了许多钉子的床上睡觉,把身体扎破……他难道思想方法有问题?列宁还特别肯定了拉赫美托夫。”

   李世民没词儿了。

   “打吧,别那么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

   “就算你能挨打,未必就不当叛徒。如果你的神经系统有毛病,特迟钝,怎么打也不觉得疼。但敌人要是用别的法子,如把你活埋,你可能还经不住。”

   “枪毙我没法练,人只能死一次,但忍受刑罚却可以练,人性都怕疼,我要把这怕疼的人性给修炼一下。真的,帮帮忙。你如果对我能下手打,那对敌人就能更狠地打。来吧,别那么小资产阶级了。”

   “马清波同志,你不要乱扣帽子。”李世民严肃地想了想:“哼,谁小资产阶级?哼,好吧,我同意。”李世民的古怪劲上来了,很骄傲地点点头,晃晃脑袋:

   “你不许还手。”

   “绝对不还。”

   他学着拳击运动员的样子,在原地蹦着跳着,开始舒展筋骨,样子滑稽。他动作不协调,两腿歪歪扭扭。为了演习一下动作,他把拳头收缩在肋下,一次一次地用力击拳,向我表示他的拳不可轻视。他弯曲的身体手舞足蹈时,很像一只袋鼠。

   “打吧!”

   他运足了气,抡圆右臂,狠狠地打了我下巴一下,震得我太阳穴直疼。但不好意思喊疼,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李世民吸着冷气,观察着我的反应。

   “再打,来,想象你在执行任务,打!”

   他见我没变脸,放了心,突然大喊一声:“打倒美帝!”绷着脸,卯足了劲,又给我一下。这一下比头一下更有劲,但他马上咝咝地倒抽冷气,使劲地甩着手,用嘴吮着手指头:“呀,把手打疼了。”

   我很怕抽耳光,常被父亲抽得心惊肉跳,想再练出些对耳光的抗体。

   “李世民同志,将来你遇见敌人或叛徒时,需要抽他耳光,一定要抽得准、抽得响、抽得狠。如果打得软绵绵的,就表现不出革命者的威风,正义的威严。所以最好现在就练练。”

   “唉呀,你事真多。”他犹豫着:“我手疼着呢。”

   “打仗时,你怕疼就要被敌人给消灭了!就打两下。”

   他来回走着步,被我说动了。锻炼锻炼抽耳光的技巧,将来或许真有用得上的时候呢!他绷着脸,嘴角哆嗦着,扬起胳膊,真像抽叛徒一样地抽了我一耳光,但远不如父亲抽的质量好。李世民的体重比父亲轻60斤。

   “你应该带着阶级仇恨抽。没一点仇恨,抽得不狠。”

   “我和你没仇,怎么有仇恨呢?”

   “好吧,让我抽你一个嘴巴,就有仇恨了,完了你再打我。”我也很想拿他练练抽耳光。

   “不,我不让你打。你站好了,我再试试。”

   于是他扭动着腰,伸长了手臂,倾尽全身之力抡了一大圆圈。

   被打完后,很是自豪,憋抑在胸中的激情,宣泄了,身体也觉得舒服。革命烈士若知道我这么想学习他们,肯定欣慰。

   老鬼初中上的是师大一附中,李世民无疑就是李时民。不知怎么,他把唐太宗的名字安到了这位一生也不出名的同学头上。人死如灯灭。老鬼这段文字,恐怕是李时民留给社会的最多的一段记录了。我不知道老鬼是否清楚,这位“考验”他革命意志的同学,自己却无辜地经受了几乎一生的考验。李时民在老鬼面前扮演了一次喜剧角色,后来却品尝了几十年的悲剧苦果。

   李时民念高中时,中国已经进入反修高潮,学校也开始思想革命化运动,每个人都要向组织交心,他当时交出了一本记录了自己真实思想的日记,里面不知有什么不满现实的话,被学校定为反动学生,记入档案,从此,在政治上被编入另册。他很聪明,数学天赋很好,在数学竞赛中得过奖。听说他父亲是穆斯林教职人员。他背着政治黑锅下乡后,不但招生、招工、入团、入党都没他的份儿,就是其它知青可以参加的宣传队、工作队也与他无缘。收工之余,下两盘象棋,抽几口水烟,就是他唯一的乐趣。掌握他档案的干部知道他没有出路。普通社员的反映却是:还是那汉子李时民能受苦。的确,要论出勤,知青里谁也没有他多。刚一下乡时,我还迷信阶级斗争的理论,有一次教训他要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想起来真是惭愧。他在村里差不多待了十年,才病退回北京。他有心脏病,没活到40几岁,这一辈子几乎没活过几天舒心日子。后来读到王学泰写的关于文革前“反动学生”苦难遭遇的文章,才第一次看到公开触及到这块历史的伤疤。这个领域,伤害的人数虽然没有反右、文革那么多,但每个具体的受害者同样悲惨。中国那些年的政治运动太多了,大运动或者整了大人物的运动有人关注,当事人也出来说了话。但一些非全局性的局部运动,往往被忽视,成为反思历史的盲点。王学泰这篇文章,写成之后,用了好几年时间,转了好些刊物,才发表出来。还有许多运动造成的冤案,连只言词组也留不下来。

   民以食为天。我的人生历程中,吃过饱饭,也挨过饿,现在又进入了周围许多城里人为减肥而苦恼的年代。其中的变化,真是有如沧海桑田。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的光景,我年纪太小,记不清了。1958年食堂化我还有印象。三年困难时期,我正上小学,那时已经知道什么叫饿,什么叫馋。饭票、粮票揣在衣兜里,哪顿吃二两,哪顿吃三两,都要精打细算。喝糊糊要把锅划得一干二净,最后还要把碗舔一遍。但当时对事情背后的原因不可能理解。加上在首都生活,到底还不是最苦的。

   真正尝到挨饿的滋味是上山下乡以后。当地社员,一年才分300来斤原粮,文革中又被收了自留地,只好年年寅吃卯粮。知青算是受照顾的,国家保证让每年吃到528斤原粮,每月平均44斤。但这44斤加工成米面,就成了38、9斤,一天合不到1斤3两。在今天,这也够一个大肚汉吃的了,但当时没有副食,蔬菜也很少,加上十七、八的年纪,又天天从事重体力劳动,春耕时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前心贴后心。社员家是先紧下地的人吃饱,看我们一天还是一斤三两,直叹知青“西惶”。

   插队第二年冬天,我们一批知青从村里抽出来参加整党建党、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我和同村的知青张惠文,还有公社秘书老王、复员军人老牛、中学教师老夏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了本公社另一个大队――轻城。那一年秋天,国务院开了一次北方农业会议,沁县估产能达“纲要”,(平均亩产400斤),分管农业的县革委会张副主任“光荣”地出席了这次会议。大话吹上去了,谁知这年冷得早,刚推广的杂交高粱生长期又特别长,没有完全成熟,早霜就下来了。实际平均亩产连300斤也达不到。县里领导不相信实际数字和估产有这么大的差距,于是掀起了一次反对瞒产私分的风暴。有一个大队,是畜牧业先进村,以往的习惯是饲料粮留得比较足。这次被抓了典型,大队书记主任在全县三干会上当场宣布逮捕,吓得全县大小干部们风声鹤唳,只好回去一遍又一遍地打场,一车又一车地交粮。农民眼看交罢公粮,只剩下百十斤口粮,都着了慌。当地农民特别老实,既不敢反抗,也没有能力反抗,只好默默地忍受,以糠代粮,应付饥荒。这种变化,马上在我们这些工作队员的派饭上体现出来。虽然,工作队员按规定,吃一天地饭,交一斤三两粮票,三毛钱,往常派饭农民也尽量给做一些好饭。但到了家家吃糠的时候,农民也顾不上许多了。我记得,那些天吃的糠窝窝,一拿起来就散,双手捧着吃,粗糙得咽不下,只好用米汤往嗓子里灌。过去上中学时吃过所谓忆苦饭,哪有这个难以下咽?

   当时,工作队里的转业军人老牛说,老百姓做饭有困难,我们不能自己开伙?军队里自办伙食天经地义。大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我们不再派饭,小锅饭还吃得挺香。不知怎么,公社知道了我们这个工作队自己起伙的事,批评我们不和社员一起“三同”。所谓“三同”,本来也是一句空话,同吃可以到社员家里吃,同住怎么住?没办法,起了几天伙,只好重新吃派饭。好在不久沁县征过头粮的事让担任地区副主任的李顺达知道了。李顺达到底是农民出身的老劳模,知道农民的疾苦。他发了话,说不管怎么也得让农民一年吃上300斤粮食,于是,征的过头粮又一马车一马车地从县粮库拉回来。这样,我们工作队员的派饭也不再有糠了。

   其实,毛泽东早就在中央的会议上说过,不要怕农民瞒产私分。他为什么要对粮食统购统销,农民按计划价格把粮食上缴国家是不是吃亏,他再明白不过了。但是,他同情农民瞒产私分的话,从来没有当作最高指示传达过。我当时手里有一本红卫兵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还奇怪为什么不让基层干部们学学这个讲话呢?国家和农民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这才算悟出了一点真相。

   毛泽东去世以后,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后来结束了粮食统购统销,粮票现在已经成了争相收藏的文物。八十年代我回过一次插队的村里,原先的生产队副队长见到我时说,现在和你们在那时不一样了,虽说还是没钱花,吃是吃饱了。老百姓能吃上饱饭真是不容易。我已经多年不去农村。但从一些新闻媒体里,时常还是看到一些地方的大小官员以强制手段折腾农民,不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就感到一种切肤之痛。应该承认,我们还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切实保障普通老百姓基本权益的问题。

  

   书名:《精神的流浪── 丁东自述》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丁东

  

   作者简介:

   丁东,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山西社会科学院《晋阳学刊》编辑,现为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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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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