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制度创新的伦理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 次 更新时间:2014-09-24 13: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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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兴 (进入专栏)  

                   创建治政实体:政体·政府                  →人权→        相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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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制度创新的精神土壤

   创新制度,必以宪治为核心要务。这是因为制度实践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宪治才是能够充分发挥其限制权力、解决问题、培养公民性格等功能的优良政体。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寡头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都会导致独裁和专制,而民主政体往往因其不平等仇视和极端平等冲动而成为腐化自身的温床。[3](P135)寡头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之所以不能造就优良制度,是因为它为少数人的暴政提供了土壤;与此相反,民主政体却为多数人暴政提供了土壤。所以,惟一能够造就出优良制度的政体,只有宪治。

   宪治之所以能够推动制度创新,是因为宪治内蕴造就优良制度的政体原则和政体精神。在宪治里,这造就制度使不断地呈现和保持优良制度的政体原则,就是让政府和权力者守法的原则。能够让政府和权力者守法的原则,就是公民的不服从原则,即当政府和权力者侵犯了公民的权利或当政府和权力者超越权力限度而违法时,公民有不服从和反叛政府与权力者的正当权利。这一宪治原则也可以看成是制度的自我完善原则,即当政府或权力者超越权力的限度而行违法之事,或侵犯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时,说明制度本身存在某些方面的漏洞,而不服从原则却以不服从或反叛的方式,促进制度的自我修缮与改进。同时,不服从之宪治原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平等竞技和优胜劣汰原则,它主要体现在通过政党对执政权的竞技,既促进制度的修缮,更促进政党以及从政人员的优胜劣汰。

   让政府和权力者守法的政政体原则生成的精神土壤,就是契约和共同。概括地讲,宪治的社会本质是契约,即人与神、人与人、人与政府以及政府与政党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而是平等约定关系;但宪治的国家本质却是共和。所以,宪治精神即是共和精神和契约精神。相对而论,共和精神是宪治的国家精神,它首先体现在共和政体上,并具体落实在宪法里,最后构成法治的最高规范;契约精神却是对共和精神的具体化,它构成宪治国家的人本精神,这种精神的最终来源是自然宇宙、生命世界、国家、人、生命之间存在的原始关联性,它表述为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这种以共和和契约为本质规定的人本精神,具体展开为平等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公正精神。

   宪治所蕴含的共和精神,使共同体成员获得了内聚力和向心力;宪治所张扬的契约精神,使共同体产生了秩序。宪治之所以成为最优秀的政体形态,并能够造就出优良制度来,是因为宪治要求国家共同体中任何的个人、组织形态和权力机构,都必须以契约为秩序规范,而不能任意胡为;并且,由于共和精神和契约精神,共同体成员都必须担当责任,都必须以责任为权力或权利的边界,否则,就是违反契约,违背共和,就是消解宪治之行为。[4](P76)

   4、制度创新的人性基石

   创新制度必须以人为起点并以人为目的。而人始终是个体化的。作为个体的人,其生命一旦诞生,就必须要活,为活而生,则需要资源来滋养,然而其滋养生命的资源永无现成,需要劳作与付出方能获得,这使因生而活并为活而谋生的人,必须自私,必须自利并且也必须利他。所以,自私是人性本质,其生己、利己、爱己,是其自私之人性本质的目的性敞开方向;生他、利他、爱他,是其自私之人性本质的手段性敞开方向。人作为个体,其生命来源于他者,其生存需要他者。由于前一个因素,每个人都剪不断血缘,并关联起性爱;因为后者,为了生存和谋求更优良的生存,他必须走向他人、走进群体、组建社会,所以,求群、适群、合群,构成了人在走向他者的过程中的人性敞开方式。由此,完整的人性内涵构成了如下的人性方阵:

   上图所展示的人性方阵蕴含了人性对人的全部解释依据于其中。并且,人性方阵还蕴含了人生展开的多元朝向。正是这一多元的人性朝向,才使人性本身遭遇人生之道德和政治并从而使制度获得了善恶的内在规定性。首先,人性是人以自身之力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朝向,这一生生不息的生命朝向决定了人为其生必须利,并因为利而必然爱。其次,利欲是人性的本原,人性的肆意张狂或困顿萎缩,都从利欲出:前者是利欲膨胀之展布,后者乃利欲遭受压抑之体现。其三,人是以人性为依据而成为人的,这一存在事实决定了因为人并围绕人而生成和展开的制度,必须以人性为依据为基石。

   以人性为依据和基石而构建制度有两种方式,即把人性假想为善或恶的制度构建方式。

   以人性本善为依据来进行制度创新的设计,只能创新设计出恶劣的制度,因为当我们想象人性本善时,事实上是在放大了人的自律力量,因而,在进行制度创新设计时就不会把权力的限度和权利的保障作为核心问题来考量,这样一来必然形成制度对权力的疏漏和制度对权利的淡漠。这样创新设计出来的制度一旦置于实践操作的大地上,权力就会成为脱缰的野马,权利遭受权力的侵犯则成为常态。所以,以人性本善为依据而创新设计出来的制度,它的第一块基石恰恰是权力至上,而非普遍而共同的人性。

   反之,以人性本恶为依据来进行制度创新设计,必然会创新出优良制度。人性本无善恶倾向,只有当人的存在向生存领域敞开的行动进程中带出人性而获得利害指涉性时,人性才获得了善恶倾向。将人性想象为恶,这不是说人性本身是恶的,而是说人性获得生存敞开时一旦与利害相交,就会出现恶的可能性倾向。所以,在进行制度创新设计时,假定人性的生存敞开为恶,实际上是在假定每个人在利益面前、尤其是在权力面前都可能"是一个恶棍",这就使制度创新设计必须将权力和权利作为核心问题来予以考量,并将权力限度和权利保障作为制度创新设计的起点和最终归宿,这恰恰是使制度的运作最大限度地实现权力监约与权利保障的有机统一。

   5、人权民主的基本取向

   生利爱之人性的生存论敞开,就是人的生命权、利益权、爱恨权等人权的生存论敞开。所以,以普遍而共同的人性基石上,所伫立的是人权。

   人权生成民主,并且由人权所生成出来的民主,才是优良制度所需要的民主。反之,非人权化的民主,恰恰是坏制度所宣扬的作为谎言道具的民主。[5](P53)民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因为"人民"是个抽象的类概念,这个抽象的类概念原本是一个空壳,"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在事实上取消了人之个体,所以真实的民主是指人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人人成为自己生存的目的,人人有权自由地生存和谋求发展,民主制度就是为每个人提供这样一种保障机制,"我们可以说,民主制度是为保障基本人权而存在的制度。离开了基本人权这一基石,民主将无安顿处,而成为毫无意义和内容的空壳。"[5](P53)以此来审视实际的政治运作史,就会发现有两种民主,即人权主义的民主和权力主义的民主,前一种民主制度保障人权不遭受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后一种民主制度保障权力不受阻碍,即任何权力可以在任何时候任意地侵犯人权。在其价值取向上,人权主义民主制度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存在和运行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人平等的权利不遭受任何形式的侵犯,为此,个人本位的民主制度强调权利高于一切,并且权利成为绝对尺度,这种民主制度实施与运作的根本任务就是限制和监约权力,并以此而全面保障权利。与此相反,权力主义的民主制度是社会本位、政府本位、官本位的,它在本质上追求和维护权力本位。以权力为本位的民主制度,其存在和运行的根本目的,是保障权力畅通无阻。因而,权力本位的民主制度强调权力高于一切,并且主张权力才是一切,权力构成了绝对尺度,这种性质的民主制度实施的根本任务,就是限制、压制或取消权利,因而,在这种权力本位的民主制度面前,人的基本权利,哪怕就是已有的宪法赋予给公民的权利,比如自由权、生命权、生存保障权等等都将遭受剥夺。

   由此不难看出,挂上"民主"招牌但在实际上权力无限度的制度,才是人类政治史上最坏的制度。只有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制度,才是优良制度。因为个人本位就是权利本位,更因为以个人为本位的制度,才是以权利监约权力和以权利限度权力的制度,并且只有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制度,才为权力打造出了笼子,使权力在权利的笼子中行使应当行使的权力。

   6、群己权界的自由精神

   人权既是天赋的,也是平等的,"这是一切真理中最伟大的真理,而发扬这个真理是具有最高的利益的。"[6](PP142-143)天赋的平等人权即是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自主权、存在保障权和生存幸福权。在这一天赋人权结构中,自由是其灵魂。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平等;没有自由,也没有个性生存和发展;没有自由,即没有幸福可言,也没有幸福可求。没有自由,人只能成为一个活物,一个工具;没有自由,就没有实质上的人权。因为在没有自由的制度下,一切所谓的权利都由权力者恩赐,即权力者给予你权利,你就有权力;权力者不给予你权利,你什么权利也没有,哪怕是"食、色之性"的生物性权利,都会遭到权力者的剥夺,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大陆,恋爱、婚姻都必须经过组织、单位审查、批准、同意,否则,就是犯禁或有罪。在没有自由的制度社会里,人因为没有自由,所以也就没有捍卫权利的权利。专制主义、暴政统治的最优良方式,就是全面消灭人的自由,并通过全面消灭人的自由来实现对人的所有人权的剥夺。概括地讲,坏制度就是剥夺人之自由的制度;相反,真正的优良制度是张扬自由主义精神的制度。自由主义精神,是最根本的人权精神,也是最根本的人性精神,它是普遍的人性精神和人权精神的整合呈现。

"自由主义"这个概念,至今仍然让国人听后噤若寒蝉。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没有自由意识、没有自由要求、没有自由探讨的环境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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