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清果 曹艳辉:“解严”后政党角力下台湾新闻自由的进步与迷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9 次 更新时间:2014-09-07 09: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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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清果   曹艳辉  
成为民众表达心声、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能力的重要途径。

   2.新闻自由的隐患

   虽然多党竞争时代的新闻自由较"解严"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政党积极介入媒体运营也给新闻自由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台湾的新闻自由只是朝野政党竞争的副产品。在野政党常常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向国民党争取媒体开放,其真正目的是为了扩大政党影响力,谋取政治资本。通过政党之间的媒体争夺战,媒体各拥其主,政党色彩日益浓重。以民进党与国民党斗争的政治胜利品--民视为例,虽口号强调"为民服务",其实质是为宣扬民进党的政治理念,"民视新闻只要锁住三个重点,以'民进党'、'建国党'、'台湾独立'的新闻为主"。[22]

   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人物利用台湾的特殊情况,分化和操纵新闻界,凡是不听话、不合作、不惬己意的媒体,被视为'维护既得利益者'、'民主改革的绊脚石',甚至被贴上'不爱台湾'的标签,以削弱其言论的力量,并使自己的任何违法乱纪行为都能得到'合理化'的借口"。[23]在这个表面上言论大鸣大放的时期,管窥其内却是朝野政党在媒体上的钩心斗角,甚至通过非理性的言论混淆视听,不惜背离公共利益。可见在政治目标的驱动下,媒体开放和多元言论空间只是形式上的新闻自由,媒体实际上从过去一党独大控制媒体,转变为媒体各自选择向不同政党倾斜,再次使自身面临丧失客观、独立、公正性的危险。

   (三)"第四权理论"在台湾兴起

   政党之间的媒体争夺战不仅促进了台湾新闻媒体的解放,也带来新闻自由观念的更新,"第四权"理论在台湾兴起,媒体监督政府、保障政治民主的作用得到重视。

   "解严"后,在野党积极谋取政治媒体权利的重新分配,"民主自由"成为权利争夺战的最佳旗帜。以民进党为例,为争夺广电媒体控制权,在知识界、民间、议会等各个层面掀起讨伐国民党垄断媒体行为的高潮,指责三台报道不公、扭曲事实,倡导媒体为社会公器、监督政府,鼓动呼应"党政军退出三台"民间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第四权理论"得以兴起。林子仪的《新闻自由的意义及其理论基础》被认为是以"第四权理论"建构"新闻自由"理论基础的滥觞。[24]1974年11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Potter Stewart大法官在耶鲁大学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提出"第四权"(the fourth estate theory),他认为宪法所以保障新闻自由的目的就在于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传播媒体,使其成为政府三权之外的一种第四权,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发挥制度性的功能。[25]林子仪援引此观点,论述了"第四权"是宪法保障新闻媒体享有新闻自由的理论基础。在书中,林子仪还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政府需要被监督,为什么只有新闻媒体才能担负起监督政府的职能等观点。

   尽管"解严"后,台湾新闻自由的实况与"第四权理论"相去甚远。那些有政治背景的媒体,包括地下电台、"第四台",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其监督行为往往偏激、不科学、逆反,不能算是一种健康、客观、积极的监督;[26]但该理论对台湾新闻自由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新闻自由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第四权理论"也成为"媒体应该为公共服务"的理论支撑。就在林子仪发表以"第四权理论"建构新闻自由理论基础的这一年,李金诠呼吁政府:"政府必须体认媒体资源为社会公有,也应为社会公有,因此必须在传播政策上保障其达成'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的目的……"[27]新闻自由是一种工具性权利,是一种有助于达成一定社会目的的工具,其出发点不是为了保障新闻媒体的权利。换言之,如果新闻媒体不能善尽社会责任,担负起监督政府的功能,就不配享有新闻自由。

    

   二、政党轮替后台湾新闻自由实践:蓝绿对决凸显与传媒"第四权力"沦丧(2000-2012)

   2000年台湾首次实现政党轮替,民进党取得执政权,标志着台湾两党制的初步形成。在民进党执政的8年时间里,台湾形成"泛蓝"与"泛绿"两大阵营。

   大众传媒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型塑和强化、竞选期间的文宣造势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党轮替后,政党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力有增无减,只是方式更加隐蔽、柔性和间接,也更具有欺骗性。两党政治的对抗导致台湾媒体立场的蓝绿对决,蓝绿意识形态割裂台湾社会,新闻自由变成政党随意攻击政敌的自由。

   (一)政党操控下媒体的蓝绿对决

   民进党在野时,以公共利益为筹码要求国民党释放媒体资源,为新闻自由摇旗呐喊。当"第四权理论"得到广泛认可后,"新闻自由"成为"民主政治"的代名词。民进党在2000年大选期间许下新闻自由的承诺,力争竞选成功。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提出传播政策发展蓝图,政策立意的目的是保障新闻自由,强调媒体的自主性和公共服务性。冯建三、石世豪、林丽云等台湾学者为陈水扁撰写《传播政策白皮书》,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如"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化;将原来负有"媒体言论监管"功能的"新闻局"缩编为"政府发言人室";推进广播电视的公共化,保证民众公共讨论空间和表达权;继续采取开放政策促进报业出版自由。[28]陈水扁上台后虽继续强调"追求百分之百的新闻自由",但实际上并未遵守竞选承诺,而是凭借执政优势,对媒体进行"绿化"改造,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力。执政后的民进党取得公营媒体支配权,通过人事任命的方式迅速实现对公营媒体的绿化,"使得台湾主要公营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等负责人与领导阶层,几乎全由陈水扁的亲信掌控"。[29]其次是通过"财务津贴",拉拢民营媒体,如购买媒体时段版面进行自我宣传和维系媒体关系。政党轮替后,台湾经济低迷,媒体竞争惨烈,财务压力使媒体对政党的财务津贴趋之若鹜。更高明的是"置入式行销",将政令宣导与执政者形象,不知不觉"置入"媒体节目和新闻内,让人感觉不到宣导的存在。此外,民进党还利用消息来源控制媒体,"政府"信息的及时公开仅局限于绿营媒体。更为恶劣的是,民进党及台面人物还采取查禁、控告媒体的方式,试图以强硬手段逼迫媒体就范,使媒体言论倾向利己的一边。

   尽管执政后的民进党在媒体控制上如虎添翼,但国民党毕竟执政五十多年,积累了各种有利资源,所拥有的媒体优势并不亚于民进党。学者陈敏凤比较了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后台湾主要报纸和电视媒体的蓝绿立场对比,媒体的蓝绿立场系数以选民的选举投票行为和选民对媒体的选择为变量的模型计算得出。该研究发现:台湾四大报中,《联合报》、《中国时报》、《苹果日报》都是立场亲蓝,其中《联合报》最为亲蓝,而只有《自由时报》是亲绿的报纸;台湾的八大主要电视媒体中,倾向泛蓝和泛绿的电视媒体各占一半,立场最为倾向泛蓝的是中视,TVBS电视台次之,立场最为倾向泛绿的则是民视,其次是华视。[30]需要指出的是,选民的选举行为受到媒体以外其他因素干扰,因此调研得出的媒体蓝绿系数与实际的媒体政治版图有所出入,但是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是可以判断在国民两党的操控下,媒体已经呈现出明显蓝绿对决之势。另外,面对民进党的媒体绿化攻势,国民党还结合其他势力共同制衡民进党的媒体控制权。在野的国民党扮演监督者角色,和亲民党及学术界一起敦促民进党兑现上台前做出的媒体开放承诺。在双方博弈下,2003年6月,民进党蔡同荣辞去民视董事长一职,2003年12月"广播电视法"修正案将党政军退出媒体纳入法律规定,并以两年为缓冲期;2006年初通过"无线电视事业公股处理条例"决定,"台视"私有化,"华视"纳入公共电视集团。[31]相应地,国民党也放弃了部分媒体经营权,此举一方面有助于改变国民党垄断控制媒体的陈旧形象,另一方也制衡民进党利用执政优势,继续增强媒体控制力。

   2008年台湾第二次政党轮替后,民进党下台,国民党重新执政。政党轮替带来的只是政党权力地位的改变,两党对媒体的争夺和控制却未曾停止。政治人物的置入式行销手段更加纷繁复杂,媒体成为政党厮杀的舞台;媒体"选边站"的现象一如既往,几乎所有的媒体背后都有政治主人,操控民意民调,混淆民众视听。2011年3月24日台"行政院"通过"广电三法"修正草案("广播电视法"、"有线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及"卫星广播电视法"部分),为NCC管理提供法源依据,"未来官方、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将可容许于一定范围内间接投资卫星广播电视事业;明确规定官方不得置入营销,但可以出资、赞助、补助节目"。[32]"广电三法"修正草案对党政军投资媒体和置入营销的限制,从反面证明了政党轮替后政治力量控制媒体的客观存在,未来间接控制媒体的路径尚未切断。2013年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向国民党喊话表示,此项修法应照民进党版本三读通过,才是真改革;为化解"一一三火大游行"压力、不让民进党独占"反媒体垄断"改革光环,原本对"反媒体垄断"入法持保留态度的国民党突然改变战略,转而支持民进党,2013年1月9日"朝野立委"火速初审通过"广电三法"。2013年1月11日,国民党急踩刹车,重申主席马英九指示"制定专法、周延审查"原则,民进党版"广电三法"修正草案未能在当天三读通过。被视为"反媒体垄断"重要法案的"广电三法",其修正入法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又一次成为朝野政党政治角力的舞台。至今,"广电三法"修正案仅在台湾"立法院"初审通过,目前仍在协商争论之中,还没有结果。[33]当前,台湾四大报系中《联合报》、《中国时报》亲蓝,《苹果日报》、《自由时报》倾绿,从数量上蓝绿报纸各占一半。电视媒体方面,TVBS、中天、中视等电视台是蓝营的喉舌,民视、三立等电视台则具有强烈的绿营色彩。随着政治情势蓝绿对立升高,媒体的蓝绿对决更加鲜明,难怪美国学者会说台湾看似有数以百计的报纸、电视,细数其实只有蓝、绿两家。

   (二)新闻自由的批判与争论

   政党轮替后,台湾媒体被公认为社会乱源,纵容社会对立、混乱和撕裂,媒体公信力每况愈下。在探究原因时,批判媒体过分享有新闻自由和政商力量打压新闻自由的观点同时存在。换言之,台湾媒体究竟是自由太过了,还是仅仅徒有形式上的自由呢?笔者偏向后面的观点,即当前台湾的新闻自由是被政商力量共同扭曲的自由,是不顾民众知情权、辱没"第四权"的自由,其中政治力量的操控更是罪恶之源。

   新闻自由的外显特征是媒体言论多元化、党政军退出对媒体的直接干预。就这方面而言,台湾的确拥有高度新闻自由。台湾媒体似乎可以畅所欲言,主张两岸统一的,鼓吹"台独"的,点名指责陈水扁,高调号召"呛马"行动,绘声绘色渲染政坛口水战……各种对立冲突的言论应有尽有,新闻自由程度令人惊叹。而报纸解禁、NCC独立机构的建立、广电法规的多次修正,显示出党政军退出媒体经营的诚意。部分学者认为,台湾媒体是因为过分自由、滥用自由,才导致媒体专业性和公信力下降。如张汉丽认为"新闻自由的高度发展和无限上纲,不仅国家事物、公众人物,甚至于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可能成为了新闻自由的祭品"。[34]台湾新闻公害防治基金会执行长卢世祥先生对此评价:"开放与竞争至今尚未带来品质提升,专业伦理经常遭到践踏。媒体虽然自由了,新闻几乎天天热闹,真相反而更难明白,基本事理也常讲不清楚。"[35]很显然,这种观点是将媒体乱象归咎于媒体太过自由。

"第四权"理论认为新闻自由的内在指标是保障媒体的独立性,以客观公正的报道保障民众知情权,肩负监督政府的第四权责任。从这个视角来看,台湾的新闻自由是一种表面虚假的自由,缺乏实质效应的自由。在台湾,媒体分化的政党倾向是政党意识形态操控下的产物,是政治打压新闻自由的铁证。"立场的分化也造成一些媒体与政治势力的结合,此虽然使得媒体的言论表现更加多元化,但是由于新闻专业精神没有贯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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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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