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访谈汪丁丁之一: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2 次 更新时间:2014-08-05 19: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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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据说0.5个百分点是由于8项禁令引发的。最近外国的研究报告是中国反腐影响世界经济了,因为奢侈品销售增长率与腐败程度,二者是统计相关的。这些"治标"的做法,实际上是营造一种气氛,一种政治文化。

   周濂:有道理!但是您说的治本该怎么理解呢?

   汪丁丁:治本,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在我的朋友当中,大概10个有7个是不同意中国走西式民主道路的。他们大多是采取非西方式的思维,他们反对华盛顿共识,可以说大多是"本土知识分子"。但是我的立场不同于这些朋友,我在复旦大学讲演时特别介绍了我的立场。我认为,很可能,中国和全世界各国都服从民主化的通例。我介绍过查尔斯?堤利,他研究400年间欧洲各国的民主化的路径,其实他得到的是一个通例,而不是英国民主的个例。任何读者只要浏览查尔斯?梯利的大范围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就会发现他刻画的其实是人类社会的通例。根据他的定义,所谓"民主化",其实就是"不那么不民主"。例如在英国,特权从国王逐渐扩散到贵族,再扩散到平民,选举权从第一和第二等级逐渐下降到第三和第四等级,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政治民主化。中国人也是人,有人类的通性。从行为经济学角度看民主诉求的行为,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富起来了的人,一定有更高的诉求。打工的人和大学生,都是同意的。我的许多朋友认为民主政治不是中国本土的,不在中国文化传统或政治传统里。

   针对这些见解,多年前,我在我主编的那份学术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探讨民主和自由这类西方观念的本土文化表达。本土的文化传统里,我认为存在一些民主和自由的要素。民主化、民主、自由、正义,……许多西方观念,只要符合人类的通性,总可以有本土文化要素的表达。这很重要,因为本土文化里没有系统地形成这些观念,但是有要素,文化的要素有能力表达这些西方观念,重新阐释,融入大众的生活习惯,就是杜威说的那种真正的民主--民主就是日用不觉,是生活常识。中国没有民主政治传统,这是基本事实,但是不能因此否认民主政治是人类通性。恰恰因为英国的民主化路径不是人类社会的通例,我们才看到了中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的未来。中国人的生活常识里逐渐会有这些观念的本土表达,虽然,我不知道何时会有。

   所以,就是说,治标为治本争取时间,还是王岐山那句话。我的理解,他不是不知道上述道理,但要为政治之本争取很长的时间,让它能彰显,能融入大众日常生活,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那时才有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民主监督绝不简单是任何公民在互联网发贴子批评政府的权利或能力,查尔斯·梯利 测量民主化的四个维度里面有一个是 mutual bounding,怎样计算这一维度的得分?如果只考虑网络的民主,首先要统计全体公民每年发表的与维权有关的贴子数量,然后统计这些贴子当中有多少是得到政府反馈并改善了民主权利之维护的,这一比例,就是相互约束的力度。我们目前的状况是,不论网络上或任何大众媒体如何批评官僚化作风,很多官员们还是不在意这些批评,因为他们觉得只向上级负责就行了。这一特征,在政治的公理化研究中占据核心假设的位置。任何一个政体,不论它自己称为民主的还是共和的,一项核心特征,可观测的,就是它对公民诉求是否足够敏感。极端而言,如果对任何公民及公民的任何群体的任何诉求都无动于衷,那么,这一政体就称为"被独断的"。我相信中国领导人也愿意政府对公民诉求保持某种程度的敏感性。至于多大程度的敏感性就是民主,我已经引述过文献,所谓民主,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数以百年计的过程,称为民主化。更重要的观察是,充满着民主化过程的,不仅有民主化还有去民主化和非民主化,各种力量的博弈,结局未知,也不可预测。微观演员们只能尽力演好各自的角色,历史从来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完全随机的,历史是一连串的黑天鹅事件。

   周濂:您曾经说过,"民主的条件可以表述为,民主过程参与者们在每一具体的利益冲突情境内多大程度上仍愿意服从他们当初赞同的一套抽象规则。"有网友认为这个条件对人类来说实在太难实现,因为它不仅要求克服人性的缺陷,还受到人类有限智力的约束。所以就此而言,有认为您对民主的条件的叙述恰恰意味着民主必然失败,不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汪丁丁:这是我解读阿罗博士论文时提出的,民主的条件,首先要求参与民主过程的社会成员搁置私人口味,这时的个体偏好,其实是个体在公共论域里以社会长远利益为基础的价值判断。或者,就是你曾引用过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中的共和政体。当然艰难,否则,英国的民主不会费时四百年以上,才初步进入稳态。民主几乎是人类社会必经之路,如果它的含义是,查尔斯·梯利 定义的,民主是民主化过程的静态概括,而民主化以及伴生着的去民主化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除非完全没有公共选择。可是完全没有公共选择的社会,由于资源浪费太剧烈,要么早已消亡,要么正在消亡。所以,我们不应回答民主是否必然失败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应探讨民主化以及伴随着的去民主化在何种社会条件下可能有何种进展。

   周濂: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您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或超过'民主诉求'的阈值,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要求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您认为这两方面压力联合作用的结果,很容易导向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从理论的角度看,长期而言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又难以为继。而事实上,在中国提福利国家,还面临国家能力建设与国家权力越发处于不受约束的紧张关系,面对这么多的纠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汪丁丁:在这部讲义的朗润园发布会上,我试图回答你的这一问题但未能深入探讨。当时,我只说中国公共政策在这里需要一种动力学视角。最佳的动态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它在足够短的时间内,通过普惠性福利政策使足够多的劳动力得到足够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在福利政策带来的效率损失难以承受之前,使经济结构升级到足够支持某一令人满意的收入水平的均衡点。当然,我始终是一名悲观主义者。我更常想像的,是悲观前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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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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