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8 次 更新时间:2014-08-01 22: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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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若与事实不符,则都是错误而不会影响历史事实,只能干扰、淆乱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就是说,其于史事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会作用于如何呈现历史。由于学人的述说各自呈现出来的史事常常因人而异,如何还原历史似乎成为无法验证之事。实则这些后人的看法五花八门固然令人无所适从,众口一词也未必就是事实俱在。善读者透过罗生门似的各种记录说法,可以逐渐近真并得其头绪。若是主观过甚,就只能快刀斩乱麻,剁碎了再来任意牵连。无论如何,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才是衡量检验后人认识当否高下的准则尺度,而不能本末倒置。

   一般而言,学问之事,越是高明则懂的人越少,如果用多数取决的办法,被否定的很可能恰是远见卓识。而多数认定的观点即使未必正确,一定时期内仍然具有影响力。这与各式各样学术评价的道理大抵相通,抛开一切利害牵扯,也有见识高下之别。在高深的层面,真正的权威只是少数。权威的意见固然难免错误,但几率较低。所以学术研究只能自由,不能民主。民主式的学术容易导致平庸。

   人们求知,存在相反相成的两面,一方面将既有知识当成裁量的尺度,一方面则作为吸收新知和开发智慧的工具,这是出现事实与认识反差的要因之一。盲从既有知识就是成见,以之为评判的规矩尺度,很容易自我禁钢,做了自身知识缺陷的奴隶,无数的论断,都不免流于自以为是的放大与泛滥,见仁见智成了分不清是非正误的遁词,从而失去进步的动力。

   二、学界江湖

   无论如何取法乎上,本书的用意之一,仍是作为入门书写给新进看,虽然不以专教小夫下士为荣,毕竟要显示一些基础门径。求学首先要会读书,少了童子功,又有体制的压力,无法放眼读书之后再做学问,在不得不为写书而翻书找材料的同时,如何避免偏蔽,就有赖于师。所以原来拟定的条目,是从求师开始。当然,若为师也偏于一隅,弟子就很容易坐井观天。

   近年来,大学为何不出大师的问题令各方相当纠结,尤其困扰着大学及其主管部门的当政者。其潜台词是大学应该出大师,而且以前也曾经出过不少大师。其实这两方面均有可议。在堪称国学大师的章太炎看来,大学连学问也不出,何况大师?至少从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究看,此言不无道理。章太炎以为,学问之事,在野则盛,在朝则衰,所以官学始终不及私学。而在今日的体制之下,即使不能说学人和学问都出自大学,也很难说大学以及体制性科研机构以外的学问超过大学,甚至很难说大学以外还有多少学人。严耕望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言他人所不能言,包括不敢言和不会言两种。如果只会讲不便说的事理,意在耸动一般受众的视听,显然很难称之为学问。

   谈论大学与大师的话题,已经过滥而有流俗之嫌。不过,转换思路,不论大学应否、如何培养大师或是为何还没有培养出大师,而是深究一下大学怎么会与大师扯上关系,其中有多少误解和扭曲,倒是颇有意思,且为求师一节的应有之义。

   所谓大师,本是古代的官名,后为佛教的尊号及谥号,俗世间有指称学或术高明者。将大学与大师联系到一起,时下指认的肇始者是梅贻琦。1931年底,梅贻琦由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回国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为了强调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仿孟子故国说,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说当时未必引起广泛反响,而近年来却被反复征引,到处流传,作为大学教育今不如昔的铁证,甚或变成所谓世纪之问。可是不知不觉间,意思有了不小的改变。人们普遍质疑在大学的重点建设热潮中,只见大楼起,不见大师出。殊不知梅贻琦的大学有大师,所指是要聘请好的师资,并未赋予大学以培养大师的责任。在梅贻琦说那番话的时代,大学不要说培养大师,连能否出真学问,在堪称大师的章太炎等人看来,也还大成问题。近代中国的大学,官办(包括国立省立)者无非庙堂之学,私立者大行妾妇之道。况且大学不过是人生中的学习阶段,即使拿到博士学位(1950年代以前国内大学尚无此设置),至多只是奠定基础,就算潜力无限,距离大师也还相当遥远。所以梅贻琦说办大学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是合情合理之论。若宣称要培养大师,便成妄言。

   此事从梅贻琦长校的清华大学本身就能得到印证。清华开办国学研究院,从全国各处招收来的学生大都已经学有所成,相对于刚刚升大的清华本科生,功力不止深了一层,又得到几位名师的亲炙,足以成家者甚多,帮助清华一举摘掉无学的恶名。可是不要说毕业之际,就算功成名就之时,有哪一位敢以大师自居?国学院出身的姜亮夫就承认,直到晚年,他还是不懂陈寅恪当年上课所讲的内容。国学院因为请不到名师等原因而停办后,陈寅恪继续任教于清华大学的历史、国文两系,其在历史系开设的课程,因为程度太深,学生难以承受,不得不一再降低难度。可见让大学培养大师,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时下一些名校的大师班,以及虽然没有贴上标签,却宣称以培养大师为宗旨的种种宏伟计划,若非另有所图,就是愚不可及。

   从请名师的角度看(名师有具时名、名副其实之别,如今更有命名与成名之分),清华国学院所请的梁启超、王国维等,虽然各有长短,当时确已被指称为大师。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如果这几位不能当之无愧,可以候选的也就屈指可数。梅贻琦敢于宣称大学要有大师,显然与他们响亮的名头不无关系。其余包括首席国立北京大学在内,都缺少如此充沛的底气。或许梅贻琦的大师说,不无挤兑没有或不敢称大师的北京大学之意。可是,清华国学院的几位大师,都没有大学的学历,也很难说是由大学培养的。梁启超只进过学海堂和万木草堂,王国维海内外的学历也很低,陈寅恪虽然读过欧美各国的多家名校却不取文凭,甚至没有注册,且从不称引师说。他以朱熹为楷模,对待域外文化,尽量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梁启超、王国维等过世后,清华国学院拟聘的几位大家,如章太炎、柳诒徵等,也都不是大学出身。而拿不到全美最容易拿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文凭的胡适,被认为是有资格的受聘者,他敢于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而婉拒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礼聘,不无自知之明。民国时期几位无所不能、号称大师如卫聚贤、郑师许等,在学术史上并未留下深刻印记,以致于今日学界知道其人其事者为数甚少。至于时下票选出来的国学大师或是打着国学大师旗号的风水先生,不过是大众的自娱自乐,江湖术士的故技重施,大都由自诩代表民意的各种媒体炒作出来,不必当真,也当不得真的。

   进一步追究,除大师之外,即使是有大师之说,梅贻琦长校时的清华大学也不无可议。几位导师或亡故或离去后,硕果仅存的陈寅恪移席史学系,因主持系务的蒋廷黻主张社会科学化的新史学,力挺雷海宗,陈寅恪遂有逐渐被边缘化之嫌。只是由于他的学术声望高和人脉广,才不至于失势。至于雷海宗,虽然如今间或也被捧为大师,学术上毕竟不止略逊一筹。其对学生的影响,层级越低则越大,待到进入高深研究甚至教书阶段,就不免褪色。抗战时期清华和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如今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培养大师的典范。可是,从钱锺书《围城》所描写的三闾大学及其各色人等看,至少在他眼中,这里不仅没有大师,良师也为数不多。而且他本人的遭遇即显示,潜在的大师在此同样不能被预测和善待。固然,钱锺书是否大师,或许还有争议,但是,如果连他能否成为大师也未可预料,中国的最高学府又如何能够自产自销“大师”?又如何当得起“大学要有大师”这样的理念呢?

   所谓大师者,须天资超凡,非同寻常,而天才不可人为塑造,天才与优才相距决不止一步之遥,所以大学未必能够造就大师,大师或许可以成就大学。如此解读,虽不中,亦不远。

   大学未必有大师,而大学为师须有一定之规。大学老师教书育人,应授业、解惑、明道三者兼备。金毓黻认为,大、中、小学为师,至少应分别达到这三个层次。大学为师,必须具备最高一级的明道。所谓明道,即包括人与学的传承的渊源流变。只有掌握学问整体与部分的关联以及古今中外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演化,才能通晓各方面的来龙去脉。这样博大精深的极高境界,既目不可及,又深不可测,难以兼得。按照分科的专门之学来明道,或许可以把握近代以来学问的演进,若要上溯中国历代的思想学术文化,则难免格义附会;照本宣科的授业,只能重复教科书的套话;天南海北的解惑,大都不着边际的妄言,都不免直把良才雕成朽木的流弊。

   学问之事,难能才可贵,越高明则懂的人越少,这一通则,即使在专门从事教书治学的大学亦无例外。因为受教育者永远是有待雕琢的素材,无力分辨,却必须听授,所以大学如江湖,骗子最易横行。若无高度自觉和自律,一味鼓动后学新进,势必以横通为博雅,为了哗众取宠,不惜信口雌黄。近代中国那几位被戏称为大师的学人,涉猎广泛,著述等身,看似无所不通,名噪一时,如今不要说坊间大众,学界也不大知其名讳事业。而陈寅恪任教于清华大学之时,虽然一再降低标准,所开设的课程学生仍然难以听受,最受欢迎的反而是雷海宗。雷氏深受德国的斯本格勒文化类型学的影响,后者的著述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一度大热,却不过震动社会与坊间,算不上学院派的学问。若以学习为主业的青年学生将其作为教学效果甚至水平的评判准则,岂非本末倒置。

   学问必须系统教授,才能随时随地将东倒西歪的醉汉扶上正轨。讲座之类的往教耳学无济于事,弄得不好,还会乱人心智,使得新进误入歧途。因为高深的学问以及高明的讲法一般难以承受,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横逸斜出。而意在取悦听众的媚时语,虽然可以吸引眼球,博得掌声,不无感官刺激,容易引起浅学的共鸣或公众的兴趣,于深入堂奥的学问之道却是有害无益。如果扶醉汉之人也是醉汉,非但不能奢望其指点迷津,反而可能跟着误入歧途,走进死胡同,踏上不归路。

   学问上事,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有无这样的追求,品味大异其趣。近人以为,古人一字不识学者之耻的观念,使得每个学人不堪负重,学问不能扩张,形同两脚书橱。可是未经放眼读书,不知整体的结果,又导致学问没有高度深度,流于侏儒化。形形色色的成果不计其数,而量的扩张非但没有带来学术的发达,反而造成学人见识功力的积弱。只有凭借分科治学所形成的画地为牢的小圈子,在自定行规的自我评价中自娱自乐,才能自欺欺人地说着无知无畏的大话,做着突过前人、引领时趋的美梦。

   大学是养育人才之地,人才辈出,则无论做什么成功的可能性都高。若是但出货不出人,货再多也难免假冒伪劣。读学位者一心寻找好题目,以为题好必然容易写好,其实大谬不然。能力不足,素养不高,再好的题目也做不好。所以攻读学位应以训练提升能力素养为主,只要基础扎实,潜心向学,不仅终有所成,而且可以持续释放潜力,向上攀升,不至于以获得学位为人生的高峰,更不会始终乱做而不自觉。制度性地一味鼓励后进滥多发表,虽然有利于单位的排名和个人的升等,喂饱了图利的刊物,却毁了一代人的学术生命。

   大学又是君子汇聚之所,君子不党,彼此相交淡如水,不像小人各有所图,无所不能利益交换,相互夤援,盘根错节,结成稳固的共同体。而且君子讲气节,有风骨,棱角分明,只宜远交,不易近处,尤其不宜于今日倡行的所谓团队精神。因此,学术机构要想方设法开拓足够的空间,使其相安无事,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二桃杀三士,挑动窝里斗。小人若是参杂其间,上下其手,必定容易得势。庙堂太小,自然供不起大菩萨真神灵,连罗汉也难以容身,小鬼横行就在情理之中。用雇匠之法求师,所得不仅有限,而且很容易上当受骗。

无论章太炎对于大学如何白眼相加,理想上参与其中的学人还是企盼建立一座座学术殿堂。若大学畸变成一处处码头,而学人大都行色匆匆地跑码头,学界就真的成了鱼龙混杂的江湖。江湖自有地位高下之分,争强斗狠,胜负输赢,无非为了名次先后。实力不济,又利益相关,难免裘千尺之类的骗子花样翻新地招摇撞骗。诸如此类的情形由来已久,今人无限景仰的民国时期的大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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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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