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斌:服务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知识扩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8 次 更新时间:2014-07-27 1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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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斌  
但更主要的是面对丰富而复杂的公共服务需求,但大凡涉及合作共识问题的需求则是知识扩散的核心领域,由于相关研究还未能得到充分积累,对知识扩散的领域做出归纳比较困难,但与这些领域相关的知识扩散具有的特征,还是在治理变革的实践中开始展露,我们却可以尝试做些构想。

   第一,势能管理-动能培育。在理性官僚制支配的管理型政府社会治理中,不能说是与知识无涉的行动,事实上近代以来知识的运用乃至生产,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但在直接管理、统一性社会的追求下,政府的知识运用是以提升势能为目标的,对文官或干部进行持续的新知识的培训,就是最好的说明。知识的势能管理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管理型政府的行动场域反而在中心-边缘结构下被强化,政府知识的集中和社会知识的贫瘠不能不说是势能管理的产物。服务型政府在合作秩序支援下,不仅更加重视知识运用,而且也将势能管理改变为动能培育,知识扩散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力量的协同管理,是为合作行动变得可能、可行而选择的治理工具,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的效应--对资源有限性、共同行动困境和正义普遍性的突破,在知识扩散中找到了不同以往的方式,知识共享成为知识扩散的一项追求。

   第二,刻板化-流动性。对知识的依赖在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之间是有着根本差别的,前者以法制、制度、层级等因素对社会治理所需要的知识进行分布。我们知道,理性科层制的功能就是试图增强对组织责任的预见,因而责任的实现是借助一套刻板的程序予以保障的,知识在科层制的系统中并非没有交流但总的来说是机械而刻板的,例如在食品安全监管中,食品安全品质的标准这样的知识要么陈旧过时、要么必须等待来自上级命令的确认,而在这一过程中,溢出陈旧标准的食品也就获得监测被视作合乎法规的了。相比较之下,服务型政府的知识扩散应具有建立在应对复杂、不确定社会特征基础上的流动性,社会治理在多中心性、合作性的运行中,就有可能打破科层制的刻板僵化,促使治理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在国家、全球和地方之间无间隙流动。刻板化的的背后是服从的逻辑,而流动性之中包含的是共识的选择。

   第三,注意退化-注意锐化。近年来,注意力因素开始在公共行政学中引起较多的关注,尤其是在责任类型上建构和定义了注意义务,主要是指因注意不足而导致的失职行为,相应的行动主体要承担其责任。在基础上,注意力被视作一种与责任有相关性的治理资源,其实知识扩散的效力与注意义务密切相关联,理性科层制运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注意力退化,对社会问题的反应丧失应有的灵敏性,我们常听到说某某问题严重到非抓不可的地步了,其实问题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严重,这只能说明在注意力退化使其根本原因之一。服务型政府如果不能将退化的注意力变成锐化的注意力,知识扩散就不可对共识达成、合作展开提供支撑作用。将注意力因素和知识扩散相互勾连,为我们衡量知识扩散提供了一种视角。

   第四,封闭原始-公开编码。知识类型问题是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十分关注的知识学基础性问题,但在信息学被引入到学术研究中,知识类型自身的知识也获得了不同的解释。马克斯·H·布瓦索在《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一书中,从是否编码和是否扩散两个维度,将知识类型归纳为专有知识(已编码、未扩散)、个人知识(未编码、未扩散)、常识知识(未编码、扩散)和公共知识(已编码、扩散)。[26][P204] 作者根据信息状况对知识的分类,成为其解释制度形成的原因和分析古代采邑制、科层制的理论工具。这一理论为服务型政府知识扩散提供了技术理论的启发,高质量的知识扩散需要就是使得社会治理所需要的信息,能够从封闭变成公开、从原始初级信息抽象为编码信息。服务型政府是知识密集的后工业社会的结果,也因后工业社会知识密集而获得其可能性和有效性。总之,政府如何有效进行社会治理是社会科学的难题,有别于管理型政府的治理方式,服务型政府影响社会治理知识扩散方式的定位和建构,充分展露了某种时代的气质和特征。

   社会治理实践的操作场域是共同体类型及由其决定的政府类型塑造的结果。在后工业社会情境下,由于公共服务意识形态化的逐步形成,社会治理实践的操作场域体现为一组旨在获得群体-合作秩序的知识扩散,有可能以此取代工业化社会由理性官僚秩序为中轴知识对社会治理的规训。脱离工业化社会的思维框架,在诠释中建构服务型政府知识化的理论视界及其知识扩散的基本界面,这既可能是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趋势,因为公共行政学也是关涉认识论尤其是社会治理如何可能的学科;也可能是预测社会治理实践的一种理论根据,其原因在于传统理性科层制丧失支配地位后,社会治理需要理性和信念支撑其运行。当然,我们这里所谈论的知识扩散并非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播,而是赋予了知识扩散更丰富的内容,从而把它理解和解释为服务型政府影响社会治理的范式,这是不同于管理理性政府的权力影响范式的一种选择,知识扩散是以整体理性为基础、以公共性规范为规则、以合作秩序和治理中共识达成的促进为目的、以消除不确定性从而降低风险为功效价值的治理方式。

  

   参考文献

   [1][2][3][4]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曹沛霖:《制度纵横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6]李宏图编著《表现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7] 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9][10][11][12][13][22] 让-佛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14] 张康之、张乾友:《共同体的进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5] [19][23]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6] 罗伯特·曼戈贝拉·昂格尔:《知识与政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17][18] 狄骥:《公法的变迁》,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20] 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1] 张康之、张乾友:《从自我到他人:政治哲学主题的转变》,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3)。

   [24]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5]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6] 马克斯·H·布瓦索:《信息空间--认知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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