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中的几个重要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14-07-16 17: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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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拓  
当代中国已在塑造、引领世界方面迈出了最初几步,和谐世界的提出就是最突出的标志。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在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上作出战略性决断,并拿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创造性方案,如联合国改革、国际气候问题谈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等都是亟待塑造的议题。中国能否在这些议题的解决上有更大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塑造型战略的确立与实施。

   四、对21世纪国际关系基本走势的评判与认识

   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应该认清大势,顺应大势,唯此才能高瞻远瞩,体现出战略性、塑造性、持久性。

   纵观当代国际社会,21世纪的国际关系有五大走势值得关注。

   其一,从国际政治走向全球政治。

   国际政治的原义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从严格意义上讲,国际政治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伴生物,更确切些说,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从此后,就有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在该体系框架内运作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体系确立的最基本的原则是领土国家、主权国家以及国家平等的原则,在随后的几百年时间里,这些原则不断被强化,最终形成了支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三大支柱,即政治领土化、主权至上性和国家中心主义。

   迄今为止,这种狭义的国际政治不仅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也在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与理解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活跃,以及国际关系的内容和议题的日益丰富与多样,狭义的国际政治开始受到反思与质疑,于是出现了反映多元行为体、多样政治议题和多种国际机制并存互动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打破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唯一性,关注跨国家、跨领土、跨领域的政治行为与现象,相对强调世界共同体层面而非国家层面。显然,这种世界政治已不同于狭义的国际政治,冲击着传统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三大支柱,拓展了国际政治的内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速,世界的相互依存更为全面与深刻,全球性问题方兴未艾,全球共同体的意义更为突出,所以,在世界政治的大拼盘中,正在开始生成一种全球政治。这种全球政治是指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轴心,以全球为舞台,以全球价值为依归,体现全球维度的新质与特点的政治活动与政治现象。显而易见,全球政治所凸显的就是政治的全球性,涉及政治的主体、规模、规则、机制、利益和价值导向等方面,而其精髓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全球政治反映着政治的整体性与共同性。政治的整体性表现为政治的主体不再是一个个零散的国家,而是人类这一整体,从而超越了传统政治的分割性。比如,当代人类有着现实而急迫的共同利益,而且面临着威胁生存的共同问题,这只有立足人类这个主体才能理解。政治的共同性表现为存在于世界政治万花筒中的共同价值与趋向。比如,国家政治向非国家政治转型,政治的民主化、多元化、网络化,尊重人权、国际规则以及认同共赢、责任、合作等新政治理念等。虽然这些共同趋向还远未成为主流,但它们却体现着全球政治的新质。

   其次,全球政治的利益与价值导向是人类中心。利益是政治的内在驱动力,而价值则是政治的目标。传统的政治是国家中心的政治,国家主义深嵌于全部的政治行为与规范中。全球政治则倡导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比如,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就关系到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就应成为人类的共同价值与追求目标。

   不言而喻,21世纪的国际关系进一步凸显着全球政治,无论人们自觉与否,接受与否,人类这个新主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共同价值都日益尖锐、突出,逐渐走进国际关系的中心议程。理性地审视这一进程与趋势,积极协调全球政治、世界政治与传统国际政治的关系,才是明智之举。

   其二,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

   权力政治是传统国际政治的本质,也是现实主义所推崇的经典政治。权力政治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权力本位、权力至上。追求权力是政治的本质,争夺权力是政治的必然,权力决定利益,决定一切,在国际政治中,归根结底是权力说了算。二是有藐视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天然倾向,容易导致强权政治。权力政治信奉的是强权、暴力,国际法与国际机制往往成为一块遮羞布,有时甚至连这块遮羞布也被丢弃。三是权力政治的主体是国家,讲的是国家权力,重视的是国家权力的争夺与更替。"权力更替论"、"霸权稳定论"、"道德无用论"等均是权力政治的体现。

   权利政治是在对权力政治的反思中被挖掘、被关注、被张扬的。权力政治所造成的对抗与斗争,严重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威胁到人的权利。在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时代,这种政治已愈来愈失去生命力、合理性。权利政治则突出了以人为本,以法律为保障的权利追求。与权力政治的三个特征相对应,权利政治的特征是:首先,权利政治体现了权利本位,讲求权利维护与追求。权利政治进入国际关系的视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个界标。二战中的血腥屠杀,唤醒了人类的权利意识。《联合国宪章》表达了这一觉醒与关切,从此,权利的尺度越来越重要,追求与维护权利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之一。其次,权利政治倡导法治,重视国际机制的作用,强调国际法、国际机制对国际行为的规范作用,从而重视国际法、国际机制的建设。再次,权利政治相对而言更偏重个人主体,从而与立足国家主体的权力政治区别开来。在权利政治看来,个人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细胞,既是构成各种共同体的基础,又是各种共同体所要呵护的对象。换言之,无论是国家共同体还是超国家共同体,都必须把维护人的诸多权利作为其存在、行动的宗旨。权利政治并不否认国家应有的权力或权利,但认为国家权力或权利的核心恰恰是把维护人权视为自己的责任。

   显而易见,权利政治代表了21世纪国际关系演进的方向。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走向已非常明显,从人道主义干预到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从国际禁雷协议到联合国的发展报告和安全理念中人的因素的提升,都反映了这一指向。进入21世纪后,围绕保护的责任,国际社会已推出或通过了数个报告、决议,其指向都是切实维护人的权利,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这充分表明权利政治已获得了历史的合理性。中国在倡导和推进权利政治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理应有更大的作为。

   其三,合作政治与国际机制的凸显。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冲突、对抗长时期居于主导地位,于是人类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也被称为战争史、冲突史、对抗史。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把这一主题推向极致,造成了空前的人间悲剧。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战争与革命的主题最终让位于和平与发展。对抗的基础、对抗的环境、对抗的思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合作第一次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倾向。于是,合作政治走上了历史舞台。21世纪以来,从反对恐怖主义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现实的需要使国际合作有了进一步发展。人们更加懂得,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人类有共同的利益,并且只有相互协调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进步。没有合作,就没有世界的和谐与发展,甚至也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当然,国际合作并不意味着矛盾、冲突的消失。国际合作的基点是寻求共同利益,采用对话、协调的手段,实现双赢、多赢。这一点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并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合作的意识固然重要,但要实现合作、协调就必须有制度性安排与建设,这就把国际机制凸显出来了。国际机制涉及规范与组织两个层面。规范表现为国际法、国际协议、国际条约以及国际会议中被大多数国际关系行为体认可的有约束性的条款与原则,用于指导国际行为;组织则包括众多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担负实施规范的职能。当代国际机制的强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首先,国际机制涉及领域扩大,数量增多。可以说,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方面几乎都建立了相应的国际机制。其次,国际机制规范、整合国际事务的力度加大,强制性提高。再次,各国对国际机制的认同度提高。尽管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颇有差异,因而从国际机制中受益的程度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讲,各国都日益认识到国际机制的规范、整合作用乃历史大趋势。最后,国际机制正在被渗入诸多非国家因素,走向全球机制。国际机制原本是国家间协调建立的处理国际事务的制度性安排,但随着超领土超国家政治现象的增多、全球性问题的兴起以及相应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活跃,国际机制自身正发生着变化,更多地包容非国家行为体,从而把国家间的国际机制转变为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和决策国际事务的全球机制。

   从趋势上讲,国际机制的作用会进一步加强,所以,当代人类应以更开放、更宏观的视野审视这一趋势。但是,国际机制在实践中所暴露的弊端也十分明显,并且令人忧虑。西方大国主导国际机制,安排并实施规则,更多体现和维护大国利益,这种不公正严重制约着国际机制的正面效应。所以,在认同国际机制的历史合理性、大力推进国际机制发展的同时,必须强化国际道德对国际机制的约束作用,使其朝着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完善。

   其四,议题政治与全球治理的凸显。

   传统的国际政治是围绕国家权力、利益、安全开展的政治,所以必然是国家政治、权力政治、高级政治。而当今国际关系则开始出现一种新型政治,即议题政治。议题政治是一种突破国家主体,淡化领土界限,关涉领域广泛,以议题(问题)为对象而进行的政治。如生态、毒品、国际恐怖主义、难民、人权,甚至像气候变化、禁毒、国际金融危机等更特殊的议题都成为政治关注和实践的领域,并由此形成了生态政治、毒品政治、气候变化政治、人道主义政治等。议题政治是伴随全球性问题的兴起而兴起的,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传统的国际政治的理念、方法已难有作为,这种现实需要为议题政治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议题政治的明显特点:一是全球视野,要求超越国家、领土的界限,从超国家甚至全人类的角度审视和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二是行为体的多元化,尤其是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因为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非国家行为体;三是低级政治、非传统安全受到重视,从而弥补了传统国际政治在该领域的缺失和不足。总之,议题政治一方面修正、限制着传统的国家政治、权力政治,另一方面开拓和建设着顺应历史潮流的新兴政治。当我们审视21世纪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国际金融问题,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时,对议题政治的重要性和进一步发展,自然会有更多的理解与认同。

   议题政治要求全球治理。当政治超越国家、超越领土时,传统的等级式的管理模式就会失灵。于是,非等级的、超越国界的、政府与非政府合作对话的管理模式应运而生,这就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既是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机制,又是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作为机制的全球治理要求有起码的共识与规范,以协调各种关系;作为过程的全球治理则注重处理具体事务的议题、程序的安排和行动方案的选择,要保持灵活性与张力。全球治理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新课题,在全球化编织了全球网络,全球性问题链接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后,不要说国内政治的那套统治模式不适用,就是传统国际政治中的国家间的治理(即国际治理)模式也有了很大局限性。因为单凭国家的力量无法应对复杂的国际事务和交错重叠的诸多关系,人类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转向,从政府转向非政府,从国家转向社会,从领土政治转向非领土政治,从强制性、等级性管理转向平等性、协商性、自愿性和网络化管理。而这正是全球治理的要义。这种转向呼唤一个成熟的全球公民社会,所以在全球治理受到关注的同时,全球公民社会也在生成、发育、壮大。当然,这一切还只是一种体现国际关系新质的趋向,所以不宜夸大其作用,这是必须注意的。

   其五,环境政治的凸显。

环境政治(或生态政治)是基于环境问题而引发的政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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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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