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2 次 更新时间:2014-07-16 17: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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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拓  
参与意味着理念、思想的转变,而合作则要求切实的行动。合作主要指加入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参与多边的、双边的对话与协商,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环境等各个层面与国际社会进行全方位的互动。中国定位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合作者,自然就会有加入WTO,签署人权条约和国际军控条约,落实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原则,积极倡导并建立新的国际机制与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博鳌论坛)等一系列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国家利益的权衡,又有敏感的政治难题,应当说难度极大,但中国所表现出的坚定和积极的合作立场,则是有目共睹、无可争议的。

   遵循是指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遵循不仅指自身的遵循,还应该包括对国际社会中破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行为进行劝说与批评。换言之,遵循意味着超越自我,开始指向他者,这是更为困难的事情。因为破坏现行国际规则,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既可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而擅自入侵伊拉克);也可能来自发展中国家;还可能来自国际恐怖集团(如以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这时候要真正做到维护国际法与国际规则的权威,并非易事,因为维护的行动可能给本国带来利益损失,在一段时间内,甚至造成外交麻烦与安全困局,这就是遵循者难免要付出的代价。中国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塑造是更高层次的行为。塑造意味着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上,以更好的理念、价值去改造、完善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去建设新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塑造者的基点是现实,而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现实就是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公正性与不公正性并存。塑造者在维护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现实合理性与公正性的同时,还要渐进有序地改造不合理性与不公正性,如果忘记或放弃了这一点,就是机会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就难以赢得道义的力量和世人的尊重。塑造者还应有适度超越现实的理想与情怀,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转型提供方向、目标、理念,为新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来临积聚力量。中国正在自觉加强塑造者的意识,力图在这方面有更大作为。

   中国是国际共同体中理性而负责任的成员,它应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这就是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第二个维度。

   (三)中国自身的特质与价值追求

   中国的国际定位不仅要在动态的、比较的意义上明确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明确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关系,而且要标示自身在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上的特质。换言之,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的角色、身份,不仅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和理性的负责任的国家,还在社会制度选择和价值追求上具有特殊性。

   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明确坚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之一。社会主义有着曲折的发展过程,它在实践中也有过被曲解、被扭曲的经历及惨痛教训。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理想和价值追求并未过时。作为理论,社会主义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生活和解决人类社会关系与矛盾的新视角、新观点。作为理想与价值追求,它所倡导、憧憬的公正、正义、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以及物质生活的丰裕,更有着持久的生命力。

   当人们反思社会主义实践,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的权利维护、社会福利保障等层面比较传统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感叹西方发达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还社会主义时,恰恰表明社会主义理想、价值的广泛影响与深入人心。社会主义的理念,已成为一面镜子、一套标准,衡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在身份认同和国际定位中标示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要张扬社会主义的理念与价值追求,就是要明确我们始终不忘维护和谋求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要不断推进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朝着更公平、更公正的方向发展。今天,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安全正在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这些共识正是与社会主义的理念、价值吻合的,所以,中国有道义上的优势,有理念上的优势。明确社会主义的定位,就应该在改造、塑造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当然,今天的社会主义必定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僵死的、教条的、被曲解变形的社会主义。如果抽离甚至放弃了改革开放,那么社会主义的标签就不能给中国带来任何活力与希望,也无助于提升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这一点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性变化与成就所证明。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26)

   必须指出的是,在国际定位中表示中国自身的特质与价值追求,决不是要搞意识形态,回到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思维去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老路。坦诚而鲜明地标示中国的特质与追求,就是在真实地反映文明、社会制度、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去实践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就是为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找到与社会主义理念、价值的结合点,在立足现实、尊重现实的基础上,渐进推动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转型;就是告诫自己不要成为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俘虏,忘记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追求。

   总之,中国是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第三个维度。

   (四)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可挖掘的优势与着力点

   中国的国际定位既要有现状的评定、身份的认同、自身特质的标示,还应有对自身优势与对外关系着力点的审视与预期。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无疑会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我们的差距与劣势又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并非短时期内就能改变。这种差距既表现在硬实力,又表现于软实力,需要具体分析,以便决定中国对外关系的着力点。在硬实力方面,即便我们保持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在30年内,即使从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但人均国民收入仍然只有美国的1/4。况且硬实力并非只有GDP这一个指标,在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军事实力等指标上,我们的差距更为突出。此外,硬实力的较量本质上是现实主义逻辑与思维的较量,它可能导致类似"安全困境"那样的"硬实力困境"。因此,在对外关系中仰仗硬实力,拼搏硬实力并不是中国的强项,也不应该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着力点。

   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感召力,它的真谛是"让别人也想获得你希望实现的结果"。(27)中美两位学者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某个组织或国家所表达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体现在它的文化中,体现在它根据内部实践和政策所树立的榜样中,也体现在它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中。"(28)当前中国的软实力从两个向度上比较都处于欠佳状态。首先是同美国比较。美国的文化产业、大学教育、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度,以及较为普及的自由、民主、人权意识和在国际事务中设定议程、主导机制的能力与作用,都显示出美国强大的软实力,因此,"正如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无法与美国相匹敌一样,中国的软实力发展也任重道远"。(29)还有中国学者对中美软实力进行了量化比较,认为若仅从国际吸引力和国际动员力来比较,中国的软实力为美国的1/5强;若从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国内动员力三项进行比较,中国的软实力约为美国的2/5强;如果将上述两个结果综合起来考虑,则中国的软实力大约是美国的1/3;(30)其次是同中国硬实力的迅速提升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硬实力的大幅度提升已为世人所公认,在这个过程中软实力也有提高,但远远落后于硬实力提升的幅度,因此就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不对称。一方面社会存在着腐败、诚信与社会公德堪忧、社会运行机制不畅、公民社会发育不足等问题,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吸引力。另一方面在国际关系中,由于外交哲学转型的艰难和国际定位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国很难在设置议程、创建机制、决策重大事务上发挥更加主动和主导的作用。

   尽管当前中国的软实力远不尽如人意,但是本文依然认为,提高软实力,发挥软实力作用,应成为21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着力点,理由在于:

   其一,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蕴藏着软实力。

   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不同,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美国的软实力是自近代以来,与硬实力一起相伴相生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两者相得益彰,形影不离。这种状况也曾存在于鼎盛时期的中国,但随后(一般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的国力就开始明显走下坡路,并被迅速崛起的西方国家陆续超越。国家的衰退不仅是硬实力的落后,也是软实力的落伍。但值得注意的是,软实力的落伍并不意味着软实力中有价值的思想、文化、观念会消失。文化具有存续性,它可以在沉寂多年后再度被挖掘、被展现、被运用,这是软实力的特点与魅力。就此而言,历史悠久的国家就比历史短暂的国家具有某种文化优势,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突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力明显下滑,但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软实力依旧存在。尽管从总体上讲,王权至上、皇权统治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制度基础,但以德服人、王道文化的传统也清晰可见,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王道文化就是软实力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文化提出了"天下观"、"和合观"、"中庸观"、"天人合一观"等颇具魅力的主张与见解。"天下观"以世界的视野认识世界,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视界;"和合观"倡导多样性的统一,重"大合"、"大势",又尊重个性的张扬与展现;"中庸观"注重中正、适度、有序、和谐;"天人合一观"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这些见解和主张中的许多理念与价值都对处理当代国际关系有启发意义,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软实力优势。近年来关于"天下观"、"和合观"的探讨已经产生了国际影响,尽管不乏批评性意见,但中国传统文化中软实力的吸引力已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31)这个基本事实表明,挖掘软实力,展现软实力,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着力点。

   其二,改变软实力的滞后状况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软实力的滞后已严重制约中国社会的发展,制约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从而影响到国内外战略目标的实现。腐败不仅侵吞着国家的财富与资本,更侵蚀着社会机体与组织,成为社会的毒瘤。社会道德的滑坡,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盛行,毒化着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灵魂。公共政策制定与公共事务管理中透明、监督、责任的不足,导致权力的失控、运行机制和社会秩序的失范。公民社会的孱弱,影响到公众的有效参与和治理。文化、教育、科技的片面市场化、功利化倾向,降低着教育质量,败坏着文化声誉,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后果。中国软实力中这些令人忧虑、痛心的现象,极大地损害着中国的国际形象,削弱着应有的国际吸引力。所以,加强软实力建设,着力提高我们的文化吸引力、价值感召力、发展模式与制度建设的榜样力,以及外交理念与外交形象的感染力,在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中就具有十分突出而重要的意义。

   其三,中国着力于软实力的战略选择已初见成效,应进入更自觉、更坚定的新阶段。

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始终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工作重心转移的标志性话语。中国的崛起,特别是硬实力的大幅度提升成为这一话语与理念的最好注释。但是,伴随中国崛起而产生的来自国际社会的疑虑与猜忌,以及我们自身感受到的国内硬实力与软实力发展的不平衡,都要求对偏重硬实力的发展战略进行反思,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反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新理念、新理论相继出台,表明了要倡导、发展软实力,以软实力统帅国内改革与可持续发展,以软实力引领中国对外战略,处理国际关系的战略选择。这一反思及其新战略选择已初见成效。近几年来,中国在各种重大国际场合讨论重大国际事务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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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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