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纲:“中国模式”的三对辩证理论对当代发展理论的创新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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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纲  
”⑨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但是其步骤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循序渐进,逐步与国际接轨。如从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开始,逐步扩大进出口贸易,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加快了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现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如此长的时期中保持快速增长,就在于中国模式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从而具有了强大的适应能力。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很多挑战,但中国具有开放的心态,因此有着强大的适应能力,所以能够很快适应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从今天的现实来看,对外保持开放,对内不断改革,是中国取得长期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

   改革开放要以独立自主为前提。独立自主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始终不曾放弃独立自主这一基本原则。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利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诚如胡利奥·迪亚斯·巴斯克斯所指出的那样,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不断进行。这种不断地改革正是中国模式开放性的体现,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也能体现中国模式独特的开放性。胡利奥·迪亚斯·巴斯克斯这里所讲到的“独特的开放性”,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允许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不断改革。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经历了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改革,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放性。在经济运行体制层面,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这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放性。

   (二)促进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它的原始意义在于“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包容性增长即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最终目的是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来益。胡锦涛(2009)提出并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他(2010)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中国强调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涵义。李汉林(1996,1998,2002,2005,2010,2011)认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任何社会的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它总是包含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两个相互关联、影响和制约的社会过程,强调了一点而忽略另外的一点,就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蔡荣鑫(2009)认为,人们在对贫困认识的深化与经济增长认识深化的相互促进过程中,增长理念经历了从单纯强调增长、到“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以及“包容性增长”的演进。邓聿文(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和价值导向,即中国及世界的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改变。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向全社会倡导这样一种理念,即要让人民过上一种很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林毅夫(2007)认为,收入差距上升的根源在于尚未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制度缺陷和市场不完善也为个人和企业的寻租行为留下了巨大空间,收入的不均等进一步导致了接受基础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方面机会的不均等。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而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应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要素: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俄罗斯时,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主张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三个共享”是中国在对当前国际形势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层面提出的政策主张。“三个共享”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外交原则的基础上,是新时期中国主张和力行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外交方针的发展,也是适应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最新外交理论成果,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目标,是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拓展和延伸,体现了中国内外政策的统一。

    

   四、中国模式坚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鼓励和保护民营、外资经济的发展

   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在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我国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使改革不但没有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反而使经济日趋活跃、市场日趋繁荣、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一)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巩固和强化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为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色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无论是对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对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经济转轨国家,政府往往通过国有经济来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⑩从而达到既定的施政目标,这是因为它比其他的影响经济的方式来得更为有效,实施成本更低。(11)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的不断强化是一个辩证提升的过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逐步呈现出多样化。从1997年以来,在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是党中央确定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大决策和部署,其主要精神和内容是一贯的,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现阶段实际的正确决策。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强调,“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2002年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判断,并强调“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无疑为今后国企改革发展再次指明了方向。

   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只能通过完全市场竞争来实现,如果靠行政指令来实现那就又要走回到老路上去,因为国有经济的发展既要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又要有序、协调地促进市场化进程。在国有资本的投向上,应更多地投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只有国家对重点领域从资金上给予重点保障,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促进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否则就会影响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把有限的国有资本投向真正需要进入和加强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适当减少国有资本覆盖企业的数量,逐步缩小投资范围,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国有资本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和领域,让更多的社会投资主体进入,有利于调动各方面、各层次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推进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使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从而增强国有经济活力。

   (二)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依托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其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里,我们也仅将非公有制经济当成是一个补充成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1982年的第一次修宪,我国民营经济正处于萌芽时期,以国家宪法的形式第一次明确了“个体户”的合法地位,为个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制性的法律保证;1988年的第二次修宪,是私营经济步入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次修宪对私营经济的合法性进行了进一步的肯定与法律支持;1999年的第三次修宪,则再次肯定了民营企业的作用和地位;2004年的第四次修宪,推动非公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下发。这是一部全面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对于推动非公有制经济跨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非公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形成一种互补性的分工协作关系,减少了公有制企业改革引发社会震荡的可能性。多种所有制结构,有助于各类市场主体的强点和弱点互补,并使各自的强点强化,弱点弱化,使社会主义经济得以更顺利地发展。(12)非公有制经济将是国民经济发展强劲稳定的动力,非公有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增长率,对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将是当前也是未来创造就业机会的最大来源,非公有制经济每年创造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不但吸收了新增的就业人员,也吸收了从国有企业分流出来的人员;非公有制经济越来越重要的税源,其直接和间接创造的税收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特别是在增量上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非公经济将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将是平等竞争、厉行法治等基本规则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随着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推进、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随着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系的转轨、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将更加重要,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融合的成分,并将在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发挥一些特殊作用。

    

   注释:

   ①《“中国模式源于中国奇迹”——专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参考消息》2009年9月17日。

   ②[日]松田学《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否成功——与苏联的比较及今后的课题》,《西方社会科学快报》1993年第10期。

   ③[美]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下“共同进化”》,《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4月26日。

   ④《中国模式需保持包容与开放》,《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12月31日。

   ⑤郑永年:《何为“中国模式”,认识仍未深入》,《环球时报》2011年2月22日。

   ⑥[美]托尼·赛奇:《转型的中国与中国的转型》,参见张冠梓主编《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12页。

   ⑦Shaun Bresli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ublic, the Private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Paper(Murdoch University), 2004(104): 5.

   ⑧《“中共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强大领导力”——西方政党领袖和专家学者寄语中共(海外人士评说中共7)》,《参考消息》2011年6月27日。

   ⑨《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独特性》,《参考消息》2011年10月25日。原文见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2011年10月16日文章:《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独特性》(作者:恩里克·凡胡尔)。

   ⑩黄速建、余菁:《国有企业的性质目标与社会责任》,《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2期。

   (11)徐传谌、张万成:《我国国有经济在转轨时期功能定位分析》,《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6期。

   (12)辜胜阻:《“两个平等”是十七大非公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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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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