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人民的民主,还是资本的统治?——美国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误区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8 次 更新时间:2014-06-30 17: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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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 (进入专栏)  
很多人都认为,民主在资本的权力面前卑躬屈膝。”[50]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伊安·夏皮罗(Ian Shapiro)夏皮罗从民主与再分配的关系角度切入,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为人们指出了一个无论在历史,还是在逻辑上都引人注目的悖论:根据“中位投票理论”,在那些令人吃惊的不平等发生时,比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当中,多数会支持向下的再分配。[51]然而,事实是:“在扩大民主公民权和向下的再分析之间,并没什么关系。实际上,即使实现了普选权,民主有时也会与税率递减的再分配并行不悖。”[52]

   夏皮罗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全面的理由。这包括了政治制度方面的因素,美国政府阻碍了民主的意志;政党受竞选捐赠者的影响也倾向于资本家;政治家害怕高税收会造成财富流失到海外等等因素;在社会心理和政治信仰方面,原因就更多。除此之外,夏皮罗还广泛地探讨了提高税收的时机、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等问题。他的观察使人们再一次相信,在美国社会当中,太多的因素影响到了民主,最终的结果是,即便是实现了全民普选,民主仍然臣服于资本的力量。[53]

   资本主义严重地限制了民主的范围,使得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成为空谈。米歇尔·丹宁(Michael Denning)也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民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担忧。在他看来,美国人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都是民主派”,而这隐瞒了一场名义上的民主与真实的民主之间的斗争,前者仅限于选举,而后者则在工作场所和一些私人机构,比如大学和基金会等,更多地加强了民众的控制。[54]丹宁更看重的是后一种民主,即:民主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选举,而且还应该包括经济民主、社会民主,而且更应该是一场社会民主,这就使其主张的民主观念与“华盛顿共识”区别开来。丹宁认为,组织工会的权利是我们时代的基础性民主问题,这在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及其遇到的阻力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明确指出:“在工作场所进行的艰难、疲惫、并且常常令人沮丧的组织和动员的斗争,一直是现代民主的基本驱动力量之一。工会,像其它机构一样,存在着缺陷,但是,它们依然是市民社会中最民主的机构。”[55]然而,他也不无担心地指出:“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已经亲历过的工会的衰败和崩溃,就是民主的衰败和崩溃”。[56]这也正是他对美国的民主前景忧心忡忡的地方。

   在资本的统治下,民主无法控制资本主义带来的消极作用,这也是资本主义与民主关系恶性发展的一个原因。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利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撰文指出,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不是现实,如今,它们已经分道扬镳。人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茁壮成长,民主却每况愈下。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越来越成为稀缺品;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上的成功也只是与名义上的民主制相伴而行。赖克悲观地指出,没有哪个民主国家有效地控制了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57]

   对于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匹配,柏迪(Jedediah Purdy)指出:“如果从民主的角度来看,这一配对简直就意味着灾难。在劳动力、资本、土地以及商品等方面,自由市场在财富、社会地位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不平等,甚至延伸到政治权力领域;因为他们侵蚀着民主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平等这一前提。他们也会侵蚀民主自决的价值,女人和男人被迫走向劳动市场,以他们最好的年华和时间换取生存,甚至牺牲掉他们的夜晚和周末。市场还夺走了团结,而代之以老板和工人之间经年累月的斗争”[58]

   当人们把目光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视野中移开,放眼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时,人们发现,自由市场并没有像西方经验那样,同民主携手并进。有点悖谬的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自由市场却与威权政治相伴随。帕特里夏·科亨(Patricia Cohen)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从中国到俄罗斯再到委内瑞拉,全世界的事态发展使资本主义和民主密不可分这一原本异常强大的理论产生了许多漏洞。”[59]由此,一些学者指出,美国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同时出现的经验,作为一种反常现象,也许不太适合世界其他地方。斯科特指出:“在几乎所有地方,都是资本主义先于民主出现,只有美国除外,在美国,资本主义与民主同时出现。”[60]实际上,这种悖谬的现象在西方历史上也常常出现。福山即明确指出:

   “在接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许多时刻,为选择繁荣而舍去自由的情况屡见不鲜—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亲英庄园主反对《美国独立战争宣言》,到德国和日本19世纪专制主义者搞现代化,还有当代邓小平在继续坚持共产党专政的条件下实行经济搞活和现代化,一直到新加坡李光耀认为民主对新加坡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是个障碍。”[61]

   尽管如此,福山还是热情洋溢地宣扬“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而“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62]然而,2012年,福山又颠覆了自己的这一影响广泛的观点,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的未来”说。在他看来,在自由民主国家中,技术创新加剧了不平等,全球化使得工作机会转移,这一切使得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衰落,最终使得自由民主制度失去了原有的支撑,反而前景堪忧。[63]尽管福山并没有抛弃自由民主的理念,然而,对自由民主的必胜信念,已经开始大打折扣了。

   从正面来讲,自由市场并不像人们一般想象的那样,能够促进民主政治。格雷指出,按照“华盛顿共识”,“民主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在全世界被接受。然而,现实却是,世界经济没有使民主资本主义体制普遍化,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竞争中并不是赢家,它不仅自身在改变,而且在全球竞争中越来越得不到承认。[64]格雷得出结论认为,“如同在国家范围一样,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市场没有促进稳定与民主。”[65]

   就全球范围来看,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民主化,正相反,经济全球化愈来愈表现为赤裸裸的利益争夺。波义尔指出:“美国对外输出自由、民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自由的真实内涵。实际上,美国是为了保障其公民在拉丁美洲的投资。”[66]不仅如此,由于强权政治的存在,在国际政治领域内,民主变得越来越稀有。巴伯明确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在以民主化的名义占领伊拉克之后,布什政府在伊拉克自由政府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就为伊拉克人民的前途作出了决定,认为伊拉克应该有一个媒体、能源、重工业都实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没有任何协商。没有伊拉克人的参与。什么都没有。然而,这个决定却确定了民主统治的核心意味着什么。”[67]

   我们看到,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冲突并没有停止,反而随着人民群众民主呼声的高涨变得更加紧张。资本主义通过更加精巧的制度设计使得民主臣服于资本,不仅民主越来越难以限制资本带来的弊端,而且,资本更加严格地限制了民主的范围,侵蚀了民主的空间。并且,这种情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延伸至发展中国家。

   三、结论与讨论

   在《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结语部分,达尔指出:

   “在美国社会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冲突的观念。我们美国人在这两种冲突中被撕为两半。如果简要地加以归纳的话,一种观念代表了在整个大陆的范围内实现世界最领先也是最伟大的民主、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的努力;另一种观念则试图创造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享受着不受限制的自由以获得无限的财富,创造世界上最为繁荣的社会。就第一种观念来看,美国理想被理解为在一个广阔而多样的领土上实现所有公民的民主、政治平等以及基本的政治权利;而在第二种观念的意义上,美国理想则被理解为对财产权的保护,保护繁荣物产、增加财富的机会。从第一种观念上看,自治政府是所有人类权利当中最基本的,一旦发生冲突,它优先于财产权;而从第二种观念上看,财产权优先的,自治权则是从属的。”[68]

   通过从制宪者到托克维尔,再到当代美国的考察,达尔深刻地看到了支撑美国社会的对立信念。是自治权,还是财产权?或者,是人民的民主,还是资本的统治?这是达尔经济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我们看到,整个美国宪政民主理论不断发展的历程,实际上就是在这两种价值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

   追述历史,我们看到,早期的资产阶级并不愿意将民主权利交给人民。马克思在论述19世纪中叶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和宪法时就曾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硬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69]美国的制宪者们在制定宪法时可能就已经意识到了民主对自身统治的危害性,这可能也是他们不愿意将民主写进宪法的原因。为了保护财产权,资产阶级需要将特殊利益上升为公共利益,并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来保护资产阶级的所有权。

   但是,这种情况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有所改变。迫于美国劳工阶层和社会大众争取民权的压力,资产阶级不断开放为民主设置的界限,甚至到实现普选。他们欣喜地发现,不断地被开放的民主并没有像他们原来想象的那样,掌握了民主权利,又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群众并没有利用民主来剥夺富人的财富,反而是,宪政民主体制被牢牢地控制在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内。这样,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容纳民主,这就使现代的资本主义民主成为可能。

   我们看到,美国的宪政民主,从制宪会议期间就存在着争论,其焦点直接指向美国宪政民主的终极指向,财产权的优先性考虑。制宪会议之后,虽然有杰斐逊等民主派的中和,但财产权对公民权的优先性还是被确立起来,甚至越来越变本加厉,更倾向于财产权的洛克模式,直到凯恩斯调整使这种情况得到中和。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无法通过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对达尔提出的问题给予一个确定性的答案。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杰斐逊的民主模式,还是麦迪逊的财产目标,仰或是凯恩斯干预模式,都是美国资本主义与民主相互调适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调整在形式上推动了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就其本质来讲,这些调整均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前提和后盾的。正如马克思很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70]

   就民主的本质属性来看,它是人民的统治,这是民主的本质规定性;然而,美国社会的本质属性是资本主义的,这又决定了作为美国国家权力的民主,一定会“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会离开了公民,让公民权屈从于财产权,把民主权利让渡给资本,堕落为市场机制的仆人,这是美国特色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同时,也是它的困境。

   在美国,这一基础最终落在了是人民的民主,还是资本的统治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上。任何民主都不是脱离真空的存在,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他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生长出来的。美国的民主,长期生存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从而使其成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民主,这一民主,强调了财产权利和资本规则对公民权利和平等的优先性,在人民的民主和资本的统治之间选择了后者。

  

[①] Thomas Jefferson: Opinion on French Treati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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