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人民的民主,还是资本的统治?——美国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误区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0 次 更新时间:2014-06-30 17: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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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 (进入专栏)  
他明确指出了几种明确的利益集团:“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他认为,这些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27]这和比尔德的考察是吻合的。退一万步,姑且不论美国宪法是否控制了这种党争,至少我们可以从麦迪逊那里清楚地看到,制定宪法的过程实际上充满了利益集团之间的争论,而且,确实是代表了少数人的利益集团占了上峰。

   根据比尔德翔实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制宪者们制定宪法的目的,实际上跟财富是联系在一起的。宪法的制定者们更关心的是,新建立的政府一定要保证当初向私人的借债必须连本带息地足额偿还。有学者认为,这就是所谓“充公条款”加到权利法案中的原因,而这一“充公条款”最后演化成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只不过是种瓜得豆的结果。

   美国的宪政制度是保守的,建国200多年来,美国的宪法只是通过修被来实现的,而且,最高法院仍然试图以宪法的原意来审理相关的诉讼,这就使我们回到历史上寻找宪政的源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美国宪法确实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但是,美国的制宪者们却坚信“政府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财产”、“民主是财产的最大威胁”等信条,致力于防范民主对财产的威胁。这种防范不仅贯穿了他们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考,同时,也是他们政治实践的目标,并且,同与会代表的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

   二、现实矛盾: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共生,还是互斥?

   事实上,自美国宪法确立之后,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中。人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这“两个重大的传统,从一开始就主宰着美国的公民生活。虽然他们的合作并不总是那么和谐,并且,他们的联合常常为冲突所打破,但是,他们还是努力地互相适应。”[28]

   据鲍尔斯和金蒂斯两人的总结,这种矛盾的缓解依赖于一系列历史性的特定制度调整。在历史上,有四种模式,即“使政治参与限于有产阶级”的洛克实践,“在全体公民中间广泛地分配财产”的杰佛逊观点,“促进公民中间利益的多样化以免出现无财产者的共同政治纲领”的麦迪逊策略,他还重点提到了“通过不断导致被剥夺者和富人之间利益共同性的收入再分配以实现经济境长”的凯恩斯模式。”[29]两人称这种政策为“凯恩斯调整”。在评价凯恩斯调整时,两个人指出:

   “归根结底,凯恩斯调整只在权利争斗之中提供暂时的喘息,与先前的洛克、杰斐逊和麦迪逊的观点一样,凯恩斯调整描述了一种结构,它规定了财产权和个人权利可以在其中运用的范围。这种权宜之计一时抑制了两者扩张的逻辑。但是,它根本没有动手去消除经济特权和民主权利之间的基础性的矛盾,后者已经构成了有关社会冲突和团结的五花八门的偏见,而这种冲突在新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中持续扩张了两个多世纪。”[30]

   在凯恩斯的福利政策遭到全面失败后,西方国家全面退回到保守派的立场。在左派看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新保守主义政策更多地强调了经济自由,使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超越了政治和法律的限制,使民主蜕化为资本主义的附庸。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商业中心的诺瑞娜·赫兹(Noreena Hertz)教授指出,撒切尔夫人以及里根总统的改革将过多的民主权力交到企业手上,这些企业就一定会牺牲政治及民主以换取市场占有率,他断言:政治被出售了。[31]当布什成为美国总统时,《纽约时报》观点文章称:人们相信,是资本主义民主战胜了社会民主,在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当中,竞争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而在社会民主当中,所有的人都是赢家。[32]

   在认识资本主义与民主关系的问题上,吸引了一大批美国的政治学者,比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彼德·伯杰(Peter Berger)、丹尼尔·勒那(Daniel Lerner)、西蒙·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等人,他们不仅对这一矛盾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他们的作品亦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像耶鲁大学教授杰迪戴亚·柏迪(Jedediah Purdy)指出的那样:“对许多观察者来说,美国生活最基本的悖论在于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33]这一悖论,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即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不仅时间上存在着伴生关系,而且,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证上,人们都能找到大量的统计数据能够证明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积极关系。

   沿着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形成的理论传统,耶鲁大学的校长,经济学家莱文(Richard Levin)认为,市场以某种形式的“自然自由”(natural liberty)为前提,也有助于创造这种自由,“没有这样的自由,政治自由就变得没有意义”。而且,“资本主义是民主的文化酵母,在不同的领域里,财富建功立业,为丰富多样的观点提供了赞助人和代言人,从罗斯?佩罗(Ross Perot)到沃伦?贝蒂(Warren Beatty)以及众多的不太知名的支持者,他们或是支持自由派,或是支持保守派的事业。”[34]这构成了两者关系乐观的一面。显然,莱文对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关系的思考可能更为积极。在莱文看来:

   “在解决资本主义泛滥的方面,民主政治能够做很多。虽然,市场社会确实倾向于将每一件东西都拿出来卖,但是,民主禁止买卖的,比如,卖淫和拐卖儿童,有助于保障非市场的价值。累进税和再分配能有助于减轻市场和财富造成的不平等。市场对收益与损失进行计算,它可能会把外部经济效果

   排除在外,比如,环境破坏,而精巧设计的项目能补偿这种外部性。于是,市场社会的基本美德加强了民主价值,而市场的失败也容易受民主方案的影响。莱文不是一个完全的乐观主义者:他担心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他还承认,政治很少对市场的反民主倾向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然而,他并不认为在市场现实与民主价值之间存在根本的对立。”[35]

   尽管莱文的结论是乐观的,但是,他自己也承认,市场和资本主义确实给民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威胁。莱文重点考察了不平等的影响,无论是技术革新,还是政治制度的原因带来的不平等,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过度的不平等威胁到了民主的哲学基础,这种哲学将个人看作是自治的主体,适合自我创造。”[36]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学者就开始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解读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利普塞特等人的估计还包括了受教育的程度、大众传媒等等要素。一批学者对资本主义对于民主的益处保持了应有的尊敬。阿尔蒙德亦承认,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这种正相关“确实很有说服力”。[37]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兹(Joseph E. Stiglitz)乐观地指出:“即便资本主义并不会保证民主的存在,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还是会说,它创造了一种帮助民主体制抵挡骚乱的友好气氛。”他提醒说,我们也不能忘记,“从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转变”。[38]

   第二个方向是悲观派的态度,他们对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正向关联持否定态度。在乐观派看来,资本主义与民主同时出现,并行不悖;然而,悲观派对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联持否定态度。通过考察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澳大利亚政治学者约翰·齐泽克(John Dryzek)发现:“在历史上,资本主义是民主的朋友,自由宪政体制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背景下才得以兴起……然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这种发展却达到了它的极限。”[39]齐泽克悲观地认为:“那些有着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越来越少民主。”[40]

   在展望资本主义民主的前景时,齐泽克发现了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是民主派,但另一方面,民主却被束之高阁。就发展中国家来讲,威权体制纷纷跨台,然而,其继任者却很少在民主化方面有所作为;就发达国家来讲,自由民主加市场资本主义的模式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但在制度创新方面却因循守旧。对于任何进一步民主化的可能性来讲,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专横的阻碍。齐泽克沮丧地指出,尽管历史上资本主义曾经有利于民主,但是,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把民主的益处用尽了。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少民主,遭到了学者们痛心疾首的批评。美国学者威廉·波依耳(William Boyer)明确地指出:美国成为富人的寡头统治,民主反而成了一种装饰。[41]这使人们在考察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时平填了一份伤感。激进的左派们发现:“各种民主制度常常只是各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中的装饰品而已:自豪地展示给来访者,并为大家所赞美,但很少使用。在那些事情切实进行的地方—在诸如家庭、军队、工厂和办公室这类核心机构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民主。”[42]从这个意义上,他们甚至直接地指出:“在民主乃是保障个人自由权和行使权力的运用负有社会责任这个直截了当的意义上面,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合理地称为民主社会。”[43]

   在这个问题上,意识形态的左派和右派甚至达成了鲜有的共识。一贯以主张自由主义民主而著称的哈耶克也不得不坦率地指出:

   “像‘自由主义’或‘民主’、‘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术语,今天都已经不再能够意指内在一致的思想体系了。它们现在所描述的不过是一堆在性质上颇为不同的原则和事实的大杂烩,而这些原则和事实之所以同这些术语发生某种联系,则纯属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使然;更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同样一些人在不同的时候甚或只是在同样的名目下主张这些原则和阐述这些事实以外,这些原则和事实实际上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可言。”[44]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温和的社会主义运动对社会民主的努力实际上就是要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市场经济、政治多元、参与以及福利国家的混合物。这些资本主义的调整,是在20世纪后半叶民主对资本主义压力的结果。[45]还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普朗查斯(Poulantzas)、奥菲(Offe)、博比奥(Bobbio)、哈贝马斯等人都明确地对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持批评态度。

   这些学者们更多地对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持悲观态度。艾伦·伍德(Ellen Wood)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真正的民主’是极端不兼容的。为什么?假如我们真的把民主扩展至它现在不能触及的范围,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46]另一位左翼学者,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t)更是明确指出:“认为民主只能在资本主义下才能运作,这种观点经不起检验”,“自由放任主义和民主是不相容的”。[47]后来,施韦卡特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我在《反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后》两本书中提出了相同的观点:‘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与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48]哈佛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家布鲁斯·斯科特(Bruce R. Scott)指出:“资本主义未必会通向民主。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主义会不断产生收入不均,最终会变得与民主格格不入。”[49]

一般认为,在民主框架下,人民主权成为社会的共识,人民可以运用民主权利来防止资本的侵蚀,甚至运用投票权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向下分配,从而推动平等。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却是,民主政治在推动经济平等方面表现得无所作为,民主屈从于资本,这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明‘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这一概念来描述选举政府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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