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朋:陈朋精英、选举与乡村治理——兼论村治的制度环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 次 更新时间:2014-06-28 08: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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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朋  
也就有了用权的地方和理由,也使自己成为决定村庄治理最为根本的基础。但是,在村庄内伸张、运用权力,体制内精英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一是自己出任村干部的动机;二是如何处理与体制外精英和普通村民的关系。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体制内精英显然背离了杜赞奇在其权力文化网络中的动机分析——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是基于获得利益的价值原因。即使当村干部总是挨人骂,可体制内精英仍争着去当这个“小官”,因为当村干部换来的收入,相对普通的村民收入而言,还是合算的。诚然,向利是人的本性的使然,只是体现在不同的人身上程度不同而已,但问题是体制内精英过分强化了这一点,他们不仅凭借国家的支撑,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使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天平发生倾斜,倾向自己,严重扭曲了自己“当家人”的角色。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体制内精英是村治的主体,但其行动受普通村民和体制外精英的监督,体制内精英从来既不敢怠慢体制外精英和普通村民,但也不会过分迁就他们。在处理同他们的关系时,体制内精英既会使正式权力非正式运用,又会利用村落文化网络。一方面,体制内精英一般会利用掌握权力的便利,给体制外精英和普通村民适当的好处(实际上,在体制外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是存在一定区别的)使其不直接反对自己。另一方面,体制内精英一般既会利用村落“半熟人社会”的特征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消弭非体制精英的力量,又会利用家族等传统习惯给自己叠加筹码。

   2. 体制外精英

   一般而言,在体制内精英缺乏的村庄,体制外精英才又有展现雄姿的舞台。在新的村治模式下,乡村关系依然不容乐观,体制内精英深深依赖着国家政权,但压力色彩浓厚的乡政权却时常使其被挤在艰难的境地。体制内精英艰难的处境再加上普通村民在社会关联链条较短等原因下产生的政治无力感为体制外精英的崛起拓展了空间。

   体制外精英大致由以下三类人构成:一是非在任的村组干部。他们凭借以往的工作经验容易唤起其他普通村民的参政意识和热情。二是村民代表或村民党员。因为他们有制度化约束村组干部的合法渠道——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三是“说是干部,又不是干部”,但对普通村民有号召力,对在任村组干部有约束力的“大社员”。中部农村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体制外精英的特点是人物众多,构成复杂,缺乏与体制内精英单独竞争的能力。但是,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还是能够“点燃一团火”。

   体制外精英既然具有一定范围的影响力,因而也就有了与体制内精英讨价还价,调动普通村民的能力。面对比自己占据优势的体制内精英,他们也许会与之针锋相对,制造波澜,发泄不满。但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会被体制内精英所吸纳,逐渐消弭自己的独立性,不过,他们对村治运行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至少使国家政权和体制内精英认识到体制外精英等社会力量对村治的影响,使其或多或少认识到体制外精英的潜在力量,从而在日常权力运行过程中不会一手遮天。

   体制外精英能够同体制内精英一决雌雄,是因为他们同普通村民有着特殊的联系。在传统依存的社会,首先是体制外精英的身份使其同普通村民有了心灵相通的默契,这种默契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8](P12),由点及面逐渐在村落社会推延开来。作为体制内精英的村干部被普通村民看作是“官”,既然是“官”,那些体制外精英才是自己的“代言人”,“有事找他去”成了普通村民日常生活的潜在逻辑。

   心灵的默契并不能否认体制外精英也会令普通村民所厌弃,尤其是当体制外精英利用特殊身份牟取好处时,普通村民就会对其恶评。长久下去,体制外精英和普通村民之间的关系就会松弛,甚至解体。一旦出现这种关系状况,体制内精英就会无比高兴。因为体制外精英和普通村民之间的关系出现险境,意味着二者共同对抗体制内精英能力的下降,体制内精英控制体制外精英和普通村民也就因之提高。

   总之,体制内精英、体制外精英和普通村民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博弈状态。决定这种博弈状态和结果有三种变量:一是体制内精英的能力和道德素质。如果体制内精英有较强的对外和对内工作能力,但无政治道德,在三者的博弈过程中,他就居于主导地位。但同时也预示着民主化村庄治理面临危机。因为民主化村庄治理要求民众参与,而无政治道德的体制内精英总是极力钳制压抑民众参与。二是体制外精英谈判能力和调动民众的广度。如果体制外精英谈判能力较弱,参与村治的动机又不纯,且不能广泛调动群众,在三者的博弈中,他将始终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并且被普通民众所鄙弃。三是普通村民的这种效能感。如果普通村民具有较强的政治效能感,他就不会被人所左右,民主化村治也会因此变得日趋平坦。而目前的境况显示,这还不是现实。

    

   四、选举之于精英和乡村治理

   选举既是乡村精英的主要活动舞台,又是村庄治理的焦点性事件。从选举与乡村精英的关系来看,一方面,选举凸现了乡村精英。乡村精英的产生虽然同选举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日常的村治过程中,乡村精英大多沉浸于村治的里层,但是,选举可以使乡村精英尽情地释放自己的能量,既让乡村精英因之多姿多彩,又使乡村精英日益注意自己的言行,反映村民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乡村精英增添了选举的风景,使选举给人以“跌宕起伏”的感觉,没有乡村精英的选举也许是寂静毫无生机的。从选举与村庄治理的关系来看,选举本身就是村庄治理的重要内容。它对村庄治理最大的影响是,使村庄权力具有合法性,可以使民选的村官知道谁是自己权力的源泉,从而使村庄治理日趋民主化、公开化。

   乡村治理中,选举过程中的各种各样活动虽然没有改变村治的权力布局,村庄权力结构依然为传统的体制内精英所把持,体制内精英同体制外精英也没有实现角色互换。但是,选举结束后,依然存在精英改善村治的可能。因为,村民会以精英在选举过程中的承诺来“监督”当选干部的精英,进而督促他们认真完成工作任务。这些情况表明,只要正视乡土社会性质,村庄治理还是可以开花结果,尽管它还不是非常甘甜,不很丰满。

   然而,让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所期盼和渴求的使村庄治理之树常青,让“草根民主”不夭折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其生长和发展的制度环境不容忽视。因为,制度作为过滤器不仅在于个人与资本之间,而且在于资本量与经济实绩之间,它决定着体制的产生及其收入分配。[9](P67)

   但是,村庄治理因其自身内容和实际运作的复杂性而使其制度环境不可能整齐划一,而且也无法渴求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当前农村治理的诸多问题。在分析村庄治理的制度环境时,以下两个问题值得思忖:一是制度赖以生长的社会基础,即本文的探究所在。二是制度必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弹性。封闭的和僵硬的制度只会使其客体茫然失措,继而使乡村治理左右受阻。综合这两点,就是要使村庄的社会分层和分群制度富有开放性和弹性。因为村庄的社会分层和分群制度是理解乡村社会基础的重要变量。

    

   参考文献:

   [1]贺雪峰,仝志辉.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述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2(1).

   [2](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仝志辉.村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EB/OL].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xuejierenwu/zhihui/2007-04-02/1118.html.

   [4]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M].中国广播出版社,1995.

   [5](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赵力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

   [6]王铭铭.北街的回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7]郎兹胡特.民众主权与公共舆论[A].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C].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

   [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

    

   作者: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陈朋

   来源: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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