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新时代的“通三统” ──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34 次 更新时间:2005-07-14 13: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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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 (进入专栏)  
而承认六个国家的双重国籍: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但这个政策宣布以后,引起很多印度人的不满,认为仅仅对这六个国家承认,明显地是偏向富人,都是对着富人国家开放,因此有很多的批评。之后印度政府又做了一个改革,2005年,就是今年海外印度人日印度政府宣布,只要对方国家承认双重国籍,印度就承认双重国籍,印度把现有海外印度人问题放在这么高的国家发展战略上,基本上都是因为看到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海外华人资本的投资是一重要因素,他们很纳闷为什么中国有,印度没有,因此作出种种努力希望中国有的,印度也有。

  

   以印度作为对比,我们实际就可以看到,所谓海外华人投资的问题,并不是那么想当然的事。并不是任何国家的海外同胞都那么感兴趣回母国投资或发展的。大多数国家的人移民以后就和母国没有什么关系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感情牵连。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还有很多“海龟”,而且“海龟”太多了,都变成海带了,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但在印度人看来,却觉得非常奇怪,不是很容易明白的。犹太人号称是最有凝聚力和认同最强的民族,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犹太富商,但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的经济是完全靠美国政府的,并不是靠世界上的犹太富人投资。

  

   我们现在有必要强调,海外华人资本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起了极大作用的。如果没有海外华人资本,至少最早的“经济特区”可能就不会那么成功。我们知道邓小平在79年三中全会后宣布,中国将首先建立四个经济特区,第一批四个特区就是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邓小平自己后来讲得非常清楚,这四个特区的地方选择,都是着眼于海外华人的。深圳当时是不毛之地,但是和香港是陆地上相连的;珠海则是因为与澳门相连;汕头则是潮州人的老窝,而海外很多华人大资产包括李嘉诚先生都是潮州人;厦门则是闽南人的中心,因此利于建立与台商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这四个特区如果没有海外华人资本的话,那么这些特区恐怕不会那么成功的。中国从整个八十年代一直到1992年,外商直接投资的70%都是华资。1992年中国修改外商投资法后,美国和其他国家投资开始多起来,但是从92到95年,华人资本仍然占外商直接投资的50%。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启动时代,海外华人投资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自己对这种现象早已习以为常,但是从印度和其它很多国家如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就非常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海外华人资本如此热衷于回中国投资,为什么海外印度人或海外俄罗斯人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而且我们知道香港、台湾很多人都是49年以后逃出去的,很多人是仇恨共产党的,很多人是很怕共产党的,但一有机会他们仍然想回来。

  

   好像这是中国比较独特的问题。中国人尤其是老一代,叶落归根的观念非常强。最早19世纪中国开始移民到美国去打苦工,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人死了怎么回来?我有一个香港朋友有一个很好的研究,指出当时是用棺材运回来,整个运的过程很复杂。中国人怎么会那么复杂,埋在哪儿不行,非要回来。我可以再补充一个,有一些现象是中国文明特有的。例如在台湾,两蒋的遗体问题是个非常大的政治问题,蒋介石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却不能安葬,老是放在上面,因为按中国传统他要回老家的祖坟去安葬。这个问题在台湾变成了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两蒋一定要回大陆安葬,实际成为国民党坚持“中国认同”的一个象征性事情。我们知道蒋家第三代很惨,蒋家第三代男的基本上都死光了,而且死的很早,都是很早死的,台湾人是比较相信风水的,风水师就认为,这是因为两蒋棺材老是暴露在外面,破风水的,不利后代。这些问题是中国文明当中比较独特的,非常麻烦。两蒋最近是安葬了,但是仍然不叫正式入土,而是叫“借葬”,暂时入土,也就是临时的安葬,以后仍然要迁回老家去安葬的。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事情,这次连战,宋楚瑜回大陆拜祖宗三跪九叩,我们都很感动,感动什么呢?有中国文明的因子在里面。我们最近从连战在大陆的讲话也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国历史文明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我今天想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重新去看我们的中国。可能我们对中国的了解都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要重新去了解。包括这25年的改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都需要重新了解。 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我们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套用从前中国公羊学的一个说法,就是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

  

   总结地说,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要重新去认识中国,而且要在比较当中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我们中国。因此有一点我不希望被误解。我不同意有些人主张可以完全不理会西方,就中国研究中国。我历来强调的是,要深入研究中国,必须首先研究西方。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世界中,西方的影响无所不在。所以研究中国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西方,只有深入研究西方,我们才能有自己的辨别能力。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100多年来实际上我们都是用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中国人从20世纪以来,当我们说“中国是这样这样”时,实际总是隐含着“西方是那样那样”的看法。20世纪以来,所有谈论中国其实都是在做这类比较。比较本身没有任何不好,问题只在于很多人自以为了解的很多东西实际是靠不住的,你以为你了解西方,但通常而言大言不惭谈西方如此这般的,其实都是对西方不甚了解的人。我们深入了解西方以后,就会知道很多中国人所说的西方都是不知所谓的东西,西方并不是象这些人谈论的那样肤浅。成天说点西方意识形态的外在话语例如什么民主自由之类是容易的,不需要什么智商的,但要深入认识西方则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即使西方人本身也并一定就是了解西方的,就象我今天所说并非中国人就一定了解中国一样。要认识西方和认识中国都是要化大力气大功夫的。

  

   中国人真正了解西方的其实不多,乱套西方的多。比如说,今天的中国人其实人人都在参考所谓西方,我们当然要不断参考西方,问题是怎么个参考法。比如说我们今年是2005年,是不是中国的2005年就是要参考西方的2005年?是不是2003的北大改革就是要参考最新最近的哈佛大学的做法?这种胡乱的所谓“国际接轨”就是没有头脑的参考,就是根本不懂西方历史的表现。我个人认为,今日中国最值得参考的西方,可能是1800年前后的英国和1900年前后的美国,比较接近2000年左右的中国。1800年前后的英国是英国工业革命造成英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1780年以后,一方面是大幅度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大规模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尖锐,我们需要了解英国在其现代转型的这个关键期是如何解决现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尖锐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的。另外是1900年前后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从1870年到1930年左右是美国的现代转型期,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最大的变化,同样是一方面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巨大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所有的情况都同我们现在非常相像,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有对于美国新富人阶层的强烈抨击。这一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一直到三十年代罗斯福的所谓“新政自由主义”才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格局,是一个社会各方多少可以接受的,大家妥协的产物,虽然很多人仍然不满意,但是好歹多多少少有了一定的社会共识。英国和美国在现代转型的关键期的许多做法对我们是有参考价值的。因此我们对于西方的了解和参考,是要从我们的问题意识出发,才能知道西方的哪些方面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因此问题并不是要把研究中国和研究西方分开来,而是要更深入、更广阔地研究西方。我们要大规模的研究西方,深入地研究西方的整个历史,即使暂时我们做不到,但是要有这个心。不管怎么样,西方在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思考。只有造成一大批深入了解西方的人,就会发觉很多人说的所谓西方往往是胡说八道,所以研究中国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西方。

  

   (本文根据作者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明德论坛—北京共识”的同题讲演整理而成。记录稿由苏延芳整理,经作者审订。本刊有所删节。)

  

   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这个评论我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中华文化,这个中华文化包括了经济方面,政治和文化的方面,包括了思想方面。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意识,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属于一个古老的民族,我们属于一个古老的文化,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人应该对世界做出重大的贡献,不然的话,会被开除球籍。中国人一直是有所谓泱泱大国的气质,但是近代以来我们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都曾经激进,曾经怀疑中国文化能够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什么,有一段时间曾经认为我们应该快速的加入到所谓西方文化当中,西方文化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但是是在非常有限的资料当中想象出来的西方文化,是一个凭着自由、市场经济、两党制或者是宪法、法制这几个抽象的词想象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到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后,我们这一代人当中都有一个雄心大志,无论是偏左一点的还是偏右一点的,都对文化的认识开始有一个新的转变。可能在思想界来说,比如说今天在座的甘阳,更注重思想,稍微“新左派”吧。我还遇到其他一类学者,自由派知识分子,比如说张维迎,他自己现在在写一本著作,大概是想对儒家的思想进行经济学分析,他认为儒家思想是最伟大的制度创造,他要从经济学上来分析为什么是最伟大的。包括林毅夫先生也是如此,他认为我们这一代学者应该为中华民族做贡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对自身文化特征,对我们自己的制度,对我们的优势要做出解剖。

  

   我还是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如果一个学说不能对这个制度,对经济问题提出一种解说,即使是理论化的东西,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个学说是不完善的。美国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美国的制度本身,实际上我们很多在座的同学没有去过美国,我们看到的是好莱坞的影片,通过这些方式使我们感受到美国人是什么样的,美国的司法是多么正义,律师是多么正义,法官是多么公正,诸如此类。美国这些文化上的东西,包括我们读的许多著作,都是这种实例。因此中国在21世纪当中,甘阳刚才讲的问题,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所谓和平崛起,这是一个政治口号,我借用这个口号,和平崛起不光是说崛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说我们不用武力的问题,和平崛起的另外一个含义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上崛起,使它有召唤力,当然它必须伴随着经济实力。比如说人民币在周围国家基本上都通用,前不久我去台湾,台币是最没用的,但是人民币走到哪儿,走到阿里山去,在山上我就看一个木雕城,我说能用人民币吗?他说行行,我说人民币怎么用,他说有去大陆的,这是经济实力的影响。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五四以后都有一个传统,我们否认的太多了,这种否认是基于什么呢?基于我们希望自己超越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不理解自己。所以我觉得甘阳先生今天讲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要思考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有一些五、六十年代人的情节,我不知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有没有这种情节了,其实我相信永远都是有的,理想主义的东西,追求超越的东西,应当是在每一代人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的。甘阳先生讲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到,不仅仅是否认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史,要重新去认识,包括毛泽东的这一段历史,包括我们过去25年的历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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