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华:论美国侵权法限制运动及其发展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2 次 更新时间:2014-05-22 19: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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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春华  
[45]但“侵权法危机”的标签让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的辩论占了上风。再如无数的城市传说(urban legend)。侵权责任限制主义者利用媒体不断播放各种耸人听闻的判决,让人们相信它们是诉讼的典型和主流。而实质性调查表明,这些故事要么虚构,要么夸大,都是城市传说而已。[46]

   迈克尔·J.萨克斯(Michael J. Saks)教授曾惋惜道:“在讨论诉讼系统的本质时,利用奇闻趣事般的证据,在当下是很流行的。”[47]他还发现,“一些诉讼轶事是捏造的。其他则是他们报道的实际案例的系统性扭曲。比我们从这些故事所得知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我们了解了自己和我们异乎寻常的轻信。即使有些是真的,它们说服的力量也超过了它们的证据价值。”[48]

   笔者认为,被修辞化的故事意在向人们揭示:没有受过法学教育的陪审团,被原告狡猾的律师团所蛊惑,作出荒谬可笑的判决,陪审团在确定责任和赔偿的事实真相上已经不值得信赖。非常遗憾的是,不是陪审团被律师团所蛊惑,而是民众被修辞式的宣传所蛊惑并开始相信,那些不值得赔偿的原告已在索赔系统中占据支配地位。

   因此,修辞术是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俘获大众芳心的主要手段,且不易被察觉,这也是该运动虽收效甚微却仍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重要原因。

   (二)巧妙利用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夺权冲突

   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从未公开宣称过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存在冲突,但他们确实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冲突,却并不言明。

   1.立法机关为何夺权

   建国初期,美国人对英国存有敌视情绪,英国法被看做是英美依附关系最后的公开见证和耻辱的象征。在革命以后,“作为美国法基础的普通法,面临着被废除的危险”。[49]但美国学者、律师都无能力钻研、运用大陆法系民法,法国法未能取得支配地位。美国人最后只能接受普通法:“普通法规定的权利是我们固有的权利,是我们继承的遗产”,[50]视英国普通法为美国法律的一部分。这一做法实际上为司法机关的独立和强大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美国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初出茅庐时并不强大,1803年马布里诉麦迪逊案[51]改变了这一切。实际上,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对司法与立法的关系也进行了阐述:“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以上结论并无假定司法权高于立法权的含意。”[52]虽然他们是出于维护宪法实现正义、防止立法与行政部门的权力滥用、保障人权的角度,赋予司法机关完全的独立地位,但这一安排着实提高了司法机关的地位,这一安排也注定了立法机关的命运。

   2.侵权法限制支持者如何利用立法机关

   在过去200多年里,司法机关被赋予发展侵权普通法的权利,且运行良好。立法机关并不愿意坐以待毙,利用各种机会插手侵权法领域。立法机关的夺权企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各州立法机关确实已经制定了铺天盖地的法律,以限制侵权责任,达到涉足侵权法领域的目的。但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只有被法院审查和适用后,才能对实体侵权法产生效应。针对这些制定法,法院有时接受,有时认定其违宪,即制定法对侵权法的影响完全取决于法院。鉴于此,维克特·E.施瓦茨曾呼吁:如何将州侵权法改革从司法无效(Judicial Nullification)中拯救出来?他还认为,“建国初期,立法机关没有时间和能力制定法律,它们将该权力交给了法院。当州立法机关想拿回制定侵权法的权力时,一些法院认为,它们是惟一有权制定那一法律的机关”,[53]以此为立法机关夺权寻找依据。但“司法审查”这一招非但立法机关束手无策,侵权法限制支持者也感到无奈。

   从这种意义上讲,“侵权法改革本质上是被设计来重新分配立法机关的权力,重新定义法院和陪审团的地位”,[54]但这一期待因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这一“杀手铜”而落空。

   而对于侵权法限制支持者而言,虽然有些无奈,但利用立法机关已经是其“上上签”,尽管他们与立法机关各怀鬼胎,但对立法机关而言,终究还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获利不多,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才是最大的赢家。他们很好地利用了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角色和权力的变化,利用立法机关对司法机关确立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进行修改、限制甚至取消,自己坐享其成。

   (三)巧妙架构组织体系的模式

   1.现代利益集团理论

   现代利益集团理论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 Jr.)的创造性著作。他在此著作中的核心观点是:比起小集团,大集团成员即使有共同利益,也更难实现目标,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与集团大小成反比。“有经验的政治家和记者早就懂得‘小特殊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往往拥有与其不相称的权利。”[55]“小集团(特权集团和中间集团)往往会击败潜在的大集团,这在民主体制中是很常见的。”[56]

   依据这一理论,小团体在引起法律变化时比大团体更有效,而后者的利益则更有可能与大众利益相结合。[57]一个团体期待从他的成员那里获得的支持的程度取决于3个因素:(1)每个成员从法律变化中获得经济利益的程度,如果他们不能从改革中获得足够的利益,他们不会很在意如何改革;(2)集团能够从改革中为参与的成员提供利益的程度,如果成员不能成功地坐享其成,他们将失去参与行动的动机;(3)集团内部现存组织结构的程度,如果现存结构并不适当,协调信息和组织的成本就会高些。[58]

   2.侵权法限制运动支持者与反对者的阵营比较

   从侵权法限制运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阵营组成来看,侵权法限制运动的支持者主要是商业利益集团及其代表,反对者主要是受害人、律师、学者、部分法官、消费者权利运动捍卫者(侵权责任被看做扩张消费者权利的最好媒介)。在政治上,共和党的竞选支持来自大商业集团,因此代表支持者,民主党的竞选支持来源多元化,与律师行业关系密切,故代表反对者。从以上阵营组成来看,支持者人员组成单一,反对者人员组成多元化。虽然两阵营成员立场明确,也有逻辑地阐述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但从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上来看,支持者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大。

   侵权法限制运动支持者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大,笔者依据奥尔森的理论解释为:该阵营中的成员都必然从侵权责任限制运动中获得经济利益;以共和党为首的阵营领导确实能够为阵营成员带来经济利益;该阵营有专门组织(侵权法改革协会)领导、有呐喊的专业人员、有完全一致的共同利益,协调和组织的成本不高。这一系列优势决定了他们在与反对者的论战中会经常处于优势。

   (四)个人主义仍是美国文化的真正核心

   20世纪以来,社会责任理论兴起并发展起来。随着工业化导致伤害的增多,扩张侵权责任是贯穿20世纪美国侵权法的重要精神。与此同时,面对公司侵权责任的不断加重,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开始陨落,20世纪70年代生产者责任达到巅峰时受到挑战。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基础发生了变化?

   1.作为美国文化核心的个人主义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N.贝拉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59]是美国思想和文化的起点。它强调,人是价值的主体,每个人都有价值,高度重视个人的自我支配、自我控制和自我发展,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生哲学。个人主义贯穿于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可能破坏我们自己思考、自己判断、自己决策并按自己认定的方式生活的东西,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是亵渎神明的”。[60]

   而它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表现是:在政治上,要求政府的建立必须基于社会成员的同意,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公民的同意;在经济上,强调个人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合法性,强调个人通过竞争和市场经济实现个人利益。这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是实现美国梦的推动力。

   2.侵权法领域的个人主义

   “正因为美国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美国人便把个人权利看得至高无上,强调应对个人权利严加保护,个人权利保护问题始终成为美国公众所关注的焦点。”[61]

   在侵权法领域,最能够体现个人主义的是过失理论。过失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1)个人对自己过失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乃正义之要求;若行为不是出于过错,行为人已尽合理注意,道德上无可非难,也不应负赔偿责任。(2)任何法律必须调和“个人自由”与“社会安全”两大价值,过失理论被认为是达成该平衡的最佳人选。个人尽合理主义而免除侵权责任,自由就不会被束缚;人人尽其注意,社会安全也会得到维护。(3)过失理论肯定个人自由,承认个人选择、区别是非的能力,个人基于自由意志,决定从事某种行为,若造成损害,法律基于其过错使之负赔偿责任。

   过失理论的核心是无过失即无责任,人们为自己的过失行为负责任,对自己无过失的行为不负责任。1916年,McPherson v. Buick Motor Co.案[62]确立了过失理论原则,让生产者为自己的过失行为致害负赔偿责任。20世纪60年代严格责任的异军突起,曾使过失理论遭到重创,但它在《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第三版)中获得重生。过失理论在美国产品责任法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与美国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很有关系。

   基于个人主义的要求,在产品安全和风险问题上,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购买行为负责任,在享受利益的同时,当然包括承担相应的风险。而“美国民事司法体系的很多方面都是将所有风险转嫁给公司,他们提供了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让人们生活更舒适”。[63]由此,个人主义与严格责任之下侵权责任的扩张就形成了矛盾,二者的此起彼伏在产品责任领域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从该种意义上讲,当下的侵权责任限制运动能够获得一定的支持,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侵权法限制运动以限制原告、被告侵权责任为目标,却未遭到民众的反感。这一方面是因为,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巧妙地利用了修辞术、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冲突,巧妙地架构组织结构;另一方面是因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美国民众骨子里仍尊崇个人主义,对扩张侵权责任既眷恋又反感。眷恋的是,他们作为受害人时的确更容易获得赔偿,反感的是生产者要为自己没有过失的行为负责任,有违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一句话,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在推销自己的观点上是智慧的。

    

   四、侵权法限制运动的结果

   笔者已经提及,当下的侵权法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侵权责任限制或者限制运动,表面上是为解决危机和困难,实质性目标是限制原告获得赔偿的可能性和赔偿数额,限制被告侵权责任。那么,改革措施对于解决危机和困难,以及限制原告权利这些目标,是否已经实现、程度如何?

   (一)原告获赔的可能性和数额都有所降低

   近些年改革措施的实施,的确使原告获赔的可能性和赔偿数额都有所减少,主要体现是:陪审团更不愿意裁决原告胜诉,由此导致遭受人身伤害的原告,更不愿意提起诉讼或者为终审再上诉。

   1.陪审团更不愿意裁决原告胜诉

   学者对陪审团近些年在判决原告胜诉、判决非经济性赔偿等方面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84.2%的上诉人认为,陪审团现在比5年前更不愿意在人身伤害案件中判决原告胜诉。70.8%的上诉人认为,陪审团更少可能裁决经济性赔偿。89.4%的上诉人认为,陪审团更不愿意裁决非经济性赔偿。”[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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