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华:论美国侵权法限制运动及其发展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3 次 更新时间:2014-05-22 19: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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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春华  
增加了24139件,增加了412.9%”,[25]涉及商业(business)组织起诉另一商业公司的合同案件,从12391件增加至26849件,增加了117%。[26]可见,侵权法绝非诉讼数量增长最多的法律部门,超付赔偿(recovery of overpayment)的诉讼增长率居然是它的145倍,社会保障福利(social security benefits)诉讼的增长率是它的9倍,所有案件的起诉率(123%)是它的2.7倍。笔者认为,在侵权诉讼增长率并不突出的情况下,诉讼爆炸的标签显然就是另有所图,它意在让人们相信真的是侵权系统本身存在问题。

   另外,医疗过失领域是限制侵权责任的重要领地,诉讼爆炸及其带来的恶果更是惨不忍睹。但1992年至2001年间,“很多州医疗过失诉讼的数量只有微小的波动,最近的人均起诉案件数量有所下降。这在被美国医疗协会(AMA)贴上危机州标签的州尤其是这样,那些州有70%都经历了诉讼数量的下降” [27]

   综上分析,美国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侵权诉讼数量的增长并不能被贴上诉讼爆炸的标签。侵权诉讼数量的增长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与同时期的人口增长有关,也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起的石棉、硅胶丰胸集团诉讼[28]有关。即便如此,侵权诉讼数量的增长也并不突出,“诉讼爆炸”的言论并无说服力。

   (三)陪审团已经失去控制

   侵权法限制支持者认为,陪审团已经失去控制,它在发现事实真相并作出公正裁决方面已不值得信任。特别是媒体报导的一些天价陪审团裁决让人们相信陪审团真的已经疯狂了。但学者对陪审团及其裁决的实证研究表明:陪审团并非失控,而是限制太多,且拥有良好声誉的学者从未声称过“陪审团失控”。

   1.疑点一:陪审团参加审判的侵权案件比例高吗?

   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为“陪审团失控”而摇旗呐喊,那么,陪审团在侵权案件中的参与程度到底怎样?美国宪法第七条修正案规定,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如果争执价值超过20美元,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就应该得到保护。但在侵权诉讼中,陪审团的参与度并非人们想象那般高。有学者研究,“失控的陪审团经常因为过分的裁决而备受批评,可能会让人们很惊讶的是,陪审团实际上只裁决4%的医疗事故案件。”[29]遴选陪审员、陪审团参与审判的程序相当复杂,他们不可能参与每一民事案件,他们参与审判、发挥作用的侵权案件比例并不大。

   2.疑点二:原告在有陪审团的案件中获得胜诉的比例高吗?

   学者研究表明,原告在陪审团参与的案件中胜诉率并不高。“原告在有陪审团的产品责任案件中只有45%的胜诉率,在医疗事故诉讼中只有26%的胜诉率。”[30]主审法官和上诉法官有权推翻陪审团的裁决,或者是减少裁决的数目,通常是裁决额越高,削减的幅度越大。故“即使有陪审团裁决,被告最后也只支付了陪审团裁决的71%”。[31]与“陪审团失控”的结论相左的是,“诉讼结果和赔偿数据显示,人身伤害诉讼中的陪审团更经常地判决被告胜诉,给胜诉原告的赔偿额通常也很适中,很少会达到惩罚被告的程度”。[32]

   3.疑点三:陪审团的裁决额失控了吗?

   人们在媒体上看到大量天价的陪审团裁决,但实际上的高额陪审团裁决只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在加利福尼亚州,裁决和调解的数额超过100万美元的在近些年已经有明显的下降,在2001年下降至24件。”[33]相似地,据马萨诸塞州保险公司数据显示,“只有4%的案件支付超过100万。该州大部分案件并没有任何赔偿,很少比例获得赔偿的案件,平均额只有396 535美元。”[34]而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一些数据,实际上来自“陪审团裁决研究公司”(Jury Verdict Research, Inc.)。该公司坦白,“很多数据只是来自媒体报导,它的所有数据都是关于陪审团裁决,但并未跟踪法官削减后的最终判决额或者是裁决已在上诉中被排除。 [35]所以,陪审团裁决的平均数额并非人们想象那般高,极少数的高额惩罚性赔偿也是基于被告行为的极端恶劣,陪审团裁决并未失控。

   以上分析可知,陪审团参与审判的侵权案件并不多,且原告在有陪审团参与的案件中获赔率并不高,陪审团的裁决数额也没有超出理性范畴,“陪审团失控”的言论显然站不住脚。而实际上,“当下的审判体系给陪审团施加了太多的程序限制,在发现事实的过程中禁止他们接受外援,而若法官不借助这些根本无法行事。” [36]陪审团在庭审中被禁止记笔记,禁止互相讨论,禁止质询证人,这实际上都会影响陪审团的裁决,故未来的陪审团改革是要赋予其更多参与审判的权利。

   (四)无聊诉讼

   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在主张诉讼爆炸的同时,还提出了无聊诉讼(frivolous lawsuits)的名词,并认为无聊诉讼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甚至布什总统都宣称:“我们国家有了麻烦。已经有过多的针对优秀医生的无聊诉讼,病人得为此买单。”[37]甚至有人担心,无聊诉讼会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何种诉讼能够被称为“无聊”诉讼,显然没有统一、客观的标准。

   1.疑点一:离奇故事有多少浮夸和伪造?

   人们对无聊诉讼的得知源于几件被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件,直至现在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麦当劳咖啡烫伤老太太案。该案的实际名称为Liebeck v. McDonald's Restaurants案,[38]法官将陪审团270万美元的裁决额减至48万美元,是补偿性赔偿的3倍。双方提出上诉后秘密和解,可靠人士估计赔偿不超过60万美元。但该案至今也未被正名,仍然背负着无聊诉讼、天价赔偿的黑锅。

   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总是重复着这样的离奇故事,让人们误以为这些离奇故事几乎已经成为诉讼领域的普遍现象。实际上,无聊诉讼典型案例的宣传很大程度上都带着扭曲和营销的成分,并无很大的可信度。

   2.疑点二:法官为无聊诉讼所困扰吗?

   无聊诉讼是否已如猛兽不可阻挡,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法官。而对法官的一项调查显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遇到很多的无聊诉讼。在对德克萨斯州地区法院法官所进行的一项调查中,“13.9%的法官认为应该从立法上规范无聊诉讼,86.1%的法官回答否定。在被问到自己在过去的4年里,是否认为在法庭中遇到无聊诉讼时,44%的法官回答否定,99%的法官认为在他们所办案件中不到1%-25%的案件属无聊诉讼”。[39]

   因此,无聊诉讼的称谓太主观,且媒体成就了无聊诉讼的气候,法官也并未普遍认为自己被无聊诉讼所累。故无聊诉讼的言论很大程度上是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造势的手段。

   (五)原告律师过于贪婪

   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对改革反对者进行了攻击,原告律师首当其冲。他们认为,原告律师的贪婪导致了侵权法系统的一系列问题,原告律师的贪婪使更多的受害人提起诉讼,原告律师的贪婪使他们竭尽全力为原告获得胜诉。西奥多·奥尔森(Theodore Olson)在《华尔街日报》声称:“律师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三大政党,比其他任何社会组织,给政治选举贡献的钱都多。”[40]

   甚至针对原告律师对侵权责任限制措施的反应,维克多·施瓦茨说:“原告律师很清楚,限制惩罚性赔偿的努力已经很疯狂,这会吃掉他们的蛋糕。惩罚性赔偿要向联邦政府纳税,而补偿性赔偿不需要。他们就将以往用来获得惩罚性赔偿的证据作为补偿性赔偿的证据,新瓶装旧酒。”[41]沃特·K.奥森甚至认为: “美国的律师已经脱离了正常中间人的地位,成为设计交易或唆使争吵的主角。他们开始寻找不满的人,找到潜在客户,告诉他们可以起诉做错事的人以获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消极的客户像傀儡一样,律师只为自己的利益为诉讼出谋划策。”[42]更有甚者,美国律师协会曾在2001年就律师的形象对公众进行了调查,1年后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竟然有74%以上接受调查的人把自己的律师看做是“贪婪和腐败”的化身,认为他们最关注的是“打赢官司”,而非“申张正义”。

   笔者并不赞同以上对律师的评价。原因包括两方面:

   第一,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利用了美国民众对律师的抵触心理。实际上,该抵触并非是因为侵权责任扩张导致诉讼增多、原告获赔增多导致的,而是美国民众历来都对律师持敌视态度。根源在于建国初期,“托利党人在这种职业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律师被看成了英国法律制度的工具”,[43]这种抵触和反感是伴随对英国的不满而产生的,在后来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其他政治斗争中,民众对律师的争议和不满总是阴魂不散,他们幻想正义和自由,却不要法律和律师。

   第二,原告律师寻找客户、为当事人争取更大赔偿无可厚非。在市场化社会中,律师合法地追求收入最大化并无过错,不能被随意贴上“贪婪”的标签。依照 “贪婪”的逻辑,生产者、销售者无视消费者生命安全只为了节约成本,难道不是贪婪?保险行业为了摆脱周期性危机,将其归咎于侵权系统,难道不是贪婪?原告律师与被告律师,在追逐利润最大化上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后者在这场运动中是保持中立的,他们若支持改革,不符合律师的长远利益,他们若反对改革,将可能失去被告们这些大客户,所以不会被攻击。而原告律师并非如宣传那般神通广大,他们无论在法院、立法领域还是影响选举结果上都无优势可言。

   综上所述,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对侵权法系统的攻击,可谓无孔不入,巧妙地利用了民众的心理和感性。虽然他们通过媒体和其他手段不断对民众进行洗脑,但他们的依据大多是空中楼阁,经不起推敲。

    

   三、侵权法限制运动缘何未遭民众反对

   侵权法限制运动无法用成功或者失败简单概括,因为运动本身还未结束,争论也未结束,各州立法机关还在继续通过立法限制原告权利。不少学者已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除了原告更难获得赔偿,侵权法改革措施收效甚微。一场基础如此不堪一击的侵权责任限制运动为何未遭遇民众的反对?

   (一)巧妙使用“修辞术”

   1.说服式雄辩术理论(Assertive Rhetoric)

   坦白地讲,“侵权法改革”一词着实给了侵权法限制运动无限生机,也使民众更轻易地相信和接受。F. G.贝利(Bailey)教授提出了“说服式雄辩术”的术语,用以描述以激情为基础的游说方式,该种辩术确保只有一方观点会被听取。

   说服式雄辩术“直接利用感情以寻求排除意志和核心能力的影响。它煽动情感而非思考。当说服者怀疑,争论中的逻辑步骤经不起严格的考验,或者当他发现没有共享的价值作为争论的前提时,他就会利用说服式雄辩术。而诉诸于情感可能会被设计来创造一个共享价值,或者激起情感和行为之间的直接联系,而无须排除意志和批判的能力”。[44]

   在该种情境之下,思考和逻辑已经无关紧要,被说服者已经完全沉浸在氛围当中,完全被隔离在事实真相之外,再无能力判断是非。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就是利用这种技术,来获取无辜民众而非精英阶层的确信。上文已对经不起推敲的依据进行了分析,结论是他们的依据确实无说服力。

   2.侵权法限制运动中的修辞术

修辞术在侵权责任限制运动中被使用得淋漓尽致,侵权责任限制主义者对此也游刃有余。下面我们就来历数几项说服式雄辩术的例子。如“侵权法危机”。学者已经指出,“当代的‘侵权法危机’不是对事件和问题进行实证和逻辑上完美论证的结果,而是改革者策略性地利用商业利益集团资助的媒体操纵大众情绪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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