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谁改革谁就是英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4 次 更新时间:2014-04-22 17: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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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进入专栏)  

  
访谈背景

   1984年,是改革的小高潮年。莫干山会议成为改革的标志之一。价格双轨制突破了旧的观念,影响了接下来数年的中国经济。事过30年,价格双轨制理念提出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接受主持人专访,回顾改革初年的火热青春,详述价格双轨制思路产生的前前后后,以及如何在莫干山上一夜成名。30年,中国的改革经历了什么变化?张维迎自己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以下是张维迎教授专访全文,特此刊出,以飨读者。

    

   茅于轼打开一扇窗

   主持人:茅老说你们是1982年认识的,茅老说你那个时候还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较深,但听到茅老他们讲的东西以后很快就想明白了,我想问一下您自己对这一段是什么样的感触?

   张维迎:在1982年2月份,西安召开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是我学术生涯一个重要的转变。那个时候我刚刚本科毕业,正准备上研究生,刚好有那个机会我参加这个会议,作为一个会务秘书。印象最深的是茅于轼老师,还有杨小凯,我们刚好在一个组,我是这个组的秘书,茅老是这个组副组长,还有一个很活跃的人就是杨小凯。茅老师、杨小凯这些人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我原来因为在西北大学学的非常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我有好多的思考,但是似乎也迷茫。通过跟他们接触以后,其实我才知道我应该读什么书。在这之后我就组织了我们6个研究生,包括数学系、经济系的,还有老师,参加的一个经济学研讨班,我们开始学习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主要这三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本身一方面跟大家一块学,另一方面,我也还负责每周给大家讲一次,这个对我非常重要。我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就那个时候打下来的。也许没有那个见面,我可能走的也许是另外一条道路,也许不会后来有机会到北京工作。

   主持人:您那个时候除了学习西方经济学,您自己已经开始对中国改革进行一些思考和观察了吗?

   张维迎:那当然了。那个时候其实所有的学生都蛮活跃,学的所有东西都会有一些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主持人:到了1984年的时候,您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改革有没有整体性的看法,还是只是关注零碎的一些方面?

   张维迎:其实那个时候很难有整体看法。经济学界那个时候特别的活跃,包括一些老的、次老的一些人,我们是在不断的学这些东西。可以说还谈不上对国家整体改革发展的一个大的目标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但是通过学这些,就慢慢越来越怀疑这些过去政府管理经济的做法,特别是计划经济由一个机构来制定生产计划、规定价格等等。

   主持人:那个时候,在您眼中,茅老是老一辈经济学家还是次老的经济学家?

   张维迎:他和别人不同。其实坦率的讲,他的不同就在于他没有受过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污染,所以他的单刀直入。他是从择优分配的角度来看待资源配置、看待物资的分配。茅老特别熟悉铁路运价的问题、煤炭价格的问题。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会讨论好多社会观念的问题,在书信里面。你感觉他不能用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来形容,只能用他是完全与众不同来形容,而且当时主流经济学界知道他的人也不多。可能他的思想其实跟别人不在一个语言体系里头讨论问题。但是我特容易接受他这个东西,其中一个原因刚才讲的我自己系统的学习了微观经济学,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受到宋国青很大影响

   主持人:您当时关于价格改革一些思想也受到茅老择优分配概念的影响?

   张维迎:那当然。茅老师他给我推荐了一些文章。他让我翻译了一篇文章,就是世界银行一位经济学家写的,这篇文章核心思想就是由发展中国家一些数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哪一个国家价格扭曲越严重,那就越不合理,这个国家增长速度越低。

   主持人:您的第一篇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是发表在什么时间?

   张维迎:它是一个过程。在1983年底的时候,有一年时间就毕业了,就是寻找论文题目。那时候选论文题目当然不愿意写一个特别理论化的,写一个对中国现实有意义的,也可以说实用主义。确实当时有那么多的问题。其实到了1983年的时候,好多问题我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包括我刚才讲知识分子为什么待遇不好、受到歧视?从经济学分析是有效需求不足,因为你在计划体制下、国有体制下没有人重视知识,现在看来很简单的观点,当时是一种扭转大家理念的东西。当然你要写毕业论文,实际上是经济学的范围,同时论文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做出一些贡献来。后来我就来到北京收集资料,我每次来,茅老帮助我安排住宿,几乎每周都会去他家来讨论问题。我就逐步形成一个想法,我的硕士论文的主题就定在价格改革方面。

   在这方面我已经看清官方批判一些东西。官方发了好多文件,禁止乱涨价、禁止黑市交易,尤其生产煤炭、钢材、木材这些东西,我自然就问一个问题,真正自由市场下不会有黑市交易,黑市交易一定是由于政府管制了,而且一定由于政府管制不合理出问题了。你价格定的不合理,当然大家跑到黑市上。

   另一方面,改革到了1984年的时候,1983年,一个是看到好多价格混乱,这个整顿那个整顿。也有经济学家认识到价格改革的重要性,如果价格不调整,企业苦乐不均,还有引起一些腐败、走后门。政府这边要求企业不能利大大干,利小小干,你不能只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尽管这种产品不赚钱,但是为了社会,对社会重要,或者为了政治的目的你还应该生产。我就说,一个社会经济的标准和政治社会的标准产生那么大的差异?所以我决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

   很快形成一个思路:核心问题是合理的价格怎么形成的?政府能不能制定出合理的价格?我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凡是政府制定的价格不可能合理,因为政府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的信息,即使你初次制定合理,过一段时间很快就不合理,我们知道人的兴趣在变化,技术在变化,总的来讲供求关系都在变化,你怎么可以定一个价格就固定在那儿?

   我记得应该到4月的时候,觉得自己脑子里的线条就特别清楚,总结成几句话:首先证明价格不合理的原因在于价格形成体制,价格不是由市场交易决定,而是政府规定的。第二,你要改价格,怎么改?只能通过放开的方法,不可能用调整的方法。第三,怎么放开?涉及到好多利益关系、好多观念的问题。所以我说那就是一步一步放开,先把计划外放开,计划稳住。所以双轨制的思路说简单一点,就是逐步的放开,分步的放开。具体操作是另外一个技术,先放哪些,后放哪些,一次放的幅度多大,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这个思路形成以后我觉得确实蛮兴奋的。我那时候写文章比较快,可能那篇文章写了一天多时间。

   补充一点,我跟宋国青讨论,因为宋国青他对粮食统购统销的研究非常的透彻,从他那儿学到好多:怎么理解价格作为一种信号机制?作为一种利益机制?动笔当然很快了。

   到1984年4月21日,我就写完这个东西。写完我很兴奋,就找茅老师。刚好茅老师帮着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丁宁宁,给他推荐一些稿子,那一篇稿子主要是茅老师推荐。《专家建议》第三期,包括我翻译的那一篇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写的价格扭曲经济增长,还有茅老师自己写的煤炭还是运输价格的内容。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研究生,尽管因为《为钱正名》可能有些人知道我,但是还是没有份量的,能在那儿印出来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主持人: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当时对于经济学家的需求没有那么大,所以待遇低,您知道这一点还是选择是这条路,当时因为对这方面就是兴趣大?

   张维迎:这个完全是一个兴趣。因为当我进了大学以后,我觉得我的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什么事想问个为什么,而且希望推理,找到一个答案来,这个也受到好多人的赞赏吧。我个人来讲可以说那时候真的没有考虑物质的报酬。可能这本身就是一种报酬。

    

   能去莫干山开会运气太好

   主持人:到1984年,通知您去莫干山开会的时候,您知道为什么选择您吗?

   张维迎:它是一个全国公开的活动,在经济日报各种报纸征集参会者。那时候我在北京做论文,得知要开这么一次会议,大家自己去投稿。大部分是不认识的人。我自己把这篇文章试了一把投进去,后来就选上了。我们陕西就选了5个人。全国就120多个个人,陕西5个已经算不错了。陕西5个人里面,当时是研究生的人好像就我一个人。

   我想这个背景讲起来长一点。我理解,为什么当时搞这个事?因为在传统上在中国论资排辈,在经济学上讨论问题能发表文章,有机会说话的基本都年龄比较大,老资格的,老的四大经济学家,还在社科院经济所那些经济学家,他们发表文章比较容易,说话也有机会。到了1984年的时候,可能从上一辈领导人角度来看,他们有好多问题、困惑,但是没有人能够给他们提供答案。这个时候对年轻人来讲,也许这些没有受过太多传统思想训练的人反倒可以异想天开,他比较自由,可能提出一些这些人提不出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搞了这样一个东西,其实我想就是想发现人才,为改革提出有价值的观点的人。

   但是仅仅靠认识的人,可能渠道很有效,所以他们就搞了全国公开征文,听说征到130几篇文章,最后选了120多人。我只是接到通知了。这是一个很难的机会,那时候在杭州莫干山,我也从来没去过那儿,也蛮兴奋。

   我记得在后来开完会之后,组织会议的这些人后来变成朋友,就很熟了,就去他们那儿来看类似审稿的一些记录。当时我那个稿子,初审人写的是“此稿不用”,给枪毙掉了。后来他们选完之后不够,把枪毙掉的稿子有些再拿出来重审。二审有一个意见“此文很好,建议录取”,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幸运,如果第一批选稿选够了之后,没有第二批选稿,我就没这个机会了。

   主持人:就跟您考大学一样。

   张维迎:对,我考大学也是扩招才进去的。参加莫干山,至少是第二次再筛的时候才筛选进去的。好在他们当时确实有一种公心,这时候,那些人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事那种激情。所以他们就做这样一种事。组织这些会议,我相信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在当时经常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这就是为什么几家媒体联合去做它。

   之前我已经开始参加这些会议。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民间发起过会议。其中有一个温元凯,当时是中国科大副教授,他和另外几个上海的国有企业总经理发起开一个全国改革会议,这也在报纸登这个消息,在合肥开。那个时候应该是2、3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发通知。我当时写了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文章圆珠笔写的底稿还留着。文章抄一份寄给他,我说希望我能参加这个会议,接到温元凯的信以后,他看了我文章以后,说了两句表扬的话,同意我来参加这个会议,这个费用还是自己理。我们就去合肥。去了合肥以后,那个会议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在那个会议上住一个大通铺。我那个时候只是25岁不到、24岁的一个研究生,能参加会议就不错了,根本不会想到有机会谈什么观点。但是有两个观点恰恰因为那个会议就发生了影响。

第一个是我刚才讲到知识分子的问题。我在屋里面住好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当时是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叫李志坚,他听了我这个知识分子的观点特别的兴奋。他就说希望我把文章压在6000字以下他就可以给我发。后来回到北京以后,就跟他改稿子,为改稿子还请我去他家吃饭,还买了一只烧鸡。他家就住在人民大学旧的二层楼,就是临时建筑的二层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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