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根:当前中国利益格局困境的分析与破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1 次 更新时间:2014-03-29 23: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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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根  
(二)持续改革动力衰减,经济改革成果面临失去风险

   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温家宝重申,经济特区30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无论在经济、社会还是政治领域,改革都越来越迫切,改革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目前中国正在形成一个逐步支撑社会主体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有理想、有知识、有财产、有理性,对社会的需求,既要求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又要求社会公正、平等、透明,而且有着强烈的维权意识,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11]。他们将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改革的主力军。然而,当前改革面临的瓶颈和问题依然严峻,突出表现为持续改革的动力衰减,经济改革成果面临失去的风险。而且,正在形成中的少数利益团体和权贵阶层,由于历史的惯性而千方百计垄断社会资源,维护既得利益,可能成为未来阻挠改革的强大力量,致使社会对如何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适时探索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缺少基本共识,已经达成共识的改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因为利益的博弈而存在夭折风险。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如果因为利益分配的失衡而致使改革成果不能与民共享,利益矛盾势必激化,再加上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得不到及时补偿,那么,进一步改革无疑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响应,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也有失去的风险。

   (三)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稳定堪忧

   政府公信力是近年来理论界和政界都很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表明,地方频繁发生的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多在于民众与地方政府之间政治信任的缺失。即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不认同,对地方相关政策执行的不理解、不支持,而地方政府对民众的利益诉求和现实问题则不理会、不关心、不解决,官民冲突与矛盾直指政府公信力的脆弱。朱光磊认为,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在施政过程中通过合理、有效地履行其功能和职责而取得公众信任的能力,是政府的一种执政能力和执政资源”[12];唐铁汉认为,政府公信力=政府行政能力×公众满意度[13]。然而,无论如何定义,政府公信力基本反映了两个互相关联的内容:一是政府施政能力,二是公众满意度。二者相辅相成。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公众利益需求的不断增长,政府在施政理念、施政能力、施政效果等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尚不能充分有效地满足人们的需求,特别是在处理自然灾害与公共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政府公信力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质疑和严峻挑战。

   社会稳定对于当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然而,近年来,各地发生的群体事件、社会公共事件屡屡轮番地消耗着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社会稳定的大局。以2011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为例,事故发生后,公众普遍质疑政府部门对事因的判断、解释,民众和政府各执一词。对于伤亡人员的赔偿也招致不少非议。地方政府在缺乏可供应急使用的信用资源的情况下,面对民众,显露出无能、无威望、不服众的窘态,出现管治危机。而在一些征地、拆迁的过程中,基层政府也是朝令夕改,利益补偿难以及时兑现。于是,在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利益矛盾激化的地区,以“争利”、“泄愤”为动机、以“集体抗议”、“自焚”为表现的极端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威胁了社会稳定。

    

   三、利益格局失衡的破解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或即将面临的利益格局失衡的状况,某种程度上是一切国家在推进市场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曾经或正在面对的问题,包括当今的一些发达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尽管可能带来社会的危机,破坏社会的稳定,但客观上也成为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个世界之所以充满危险,是因为世界并不是某一独特利益的天下,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1]164-165关键在于如何调整失衡的利益结构,协调失序的利益关系,疏通受阻的利益表达渠道,重建缺失的利益救济机制,在不损害社会效率的前提下保障社会的公平公正。破解当前利益格局失衡的困境,在理念、制度以及政策等三个方面着手成为当务之急。

   (一)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最大限度地确保利益共享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不仅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心所向,是加强党的领导与执政合法性的基本途径。胡锦涛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如果说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那么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能否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决定人心向背的根本因素;为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则是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分水岭。坚持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最大限度地维护多数人的个体利益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改革是动力,这已被我国的发展历史所一再证实。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然而,新时期在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中,如果对各方利益协调不够,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重大阻力,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在当下推动深化改革,尤其需要做到共担改革成本、共享改革成果。恩格斯指出: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4]。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最大限度地确保利益共享的实现就是要千方百计保护改革成果,促成改革成果与民共享。从长远看,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契机,也是寻求持续改革的动力所在。

   (二)累积利益协调的制度资本,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利益实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转型中国社会流动不畅、社会堵塞以及社会阶层分化、固化的现象已然成为一种趋势甚至既成事实。在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公共资源占有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一部分社会成员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必须形成制约利益独占和激励利益均衡的制度、机制,累积利益协调的制度资本,增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因为作为一般概念而言,制度资本“拓宽了制度的传统作用内涵,即制度具有对人的行为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激励作用和约束作用,从其作用的结果来看,它具有资本的一般特性:能使价值增值”[15]。作为社会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共识的制度安排,降低了社会交往中沟通成本,实现了公共利益的价值“增值”,促进了合作互利的社会效益。[16]

   大转轨时期出现的阶层利益分化,公共资源的非均衡分布以及多元化的利益需求直接导致了在经济社会等领域利益矛盾的激化。30多年的改革开放,多元利益格局已然形成,利益矛盾也越来越难以调和。在这一背景下,对“公共利益”的价值诉求已经成为寻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路径。因此,从制度层面而言,国家要直接提供利益均衡的制度安排,并使弱势群体知晓和使用相应的利益诉求渠道维护自身利益。具体而言,一是要完善低成本、高效率的利益表达机制,让不同社会群体和普通公民能够通过规范的制度和公开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并适时将其纳入法制轨道;二是形成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既要分担改革和社会建设的利益成本,又要使社会成员共享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三是建立切实可行的利益补偿机制并提供宽松、有序的制度生成环境,让利益受损者得到合情合理的补偿并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减少现代化过程中的改革阻力,防止“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的出现,防止个别阶层利益对多数人共同利益的腐蚀以及对于社会公正的侵蚀,最终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

   (三)适时修正利益调节的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

   无论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还是利益协调的制度安排,只有落实到政策层面,以公共政策的形式调节利益结构,协调利益关系,疏通利益诉求渠道,建立利益保障机制,才能真正维护多数人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某种意义上讲,政策是关系最大多数人的政治层面。……它反映了政府对社会的影响,也就是说它有使事情变得更好或更糟的能力”[17]。是否有利于均衡当前利益格局,是否有利于保证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是否有利于彰显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的持续稳定是判断一个公共政策是非善恶的重要标准。具体来说,一是要在政策创始阶段,切实尊重民意,倾听群众呼声,把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利益问题作为政策制定的基本价值依归。二是在政策制定阶段,严格遵循程序,既要杜绝某些领导的“拍脑袋”决策,又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阻滞。深入调研,科学分析,广泛咨询,谨慎决策,将政策制定的风险降到最低。三是在政策评估阶段,强化政策执行力度,克服传统人情社会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官僚习气对政策执行效果的消解。同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政策作出适时的修正与调整,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王伟光,郭定平.社会利益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68.

   [3] 朱剑红.0.47~0.49 统计局首次发布十年基尼系数略高于世行计算的数据[N].人民日报,2013-01-19.

   [4] 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64.

   [5] 赵磊.论当前改革中的利益失衡[J].哲学研究,1998(11):24-29.

   [6] 蔡志强.社会阶层固化的成因与对策[N].学习时报,2011-06-27.

   [7] 王立新.试论我国社会分层中人民利益表达制度的建构[J].社会科学,2003(10):45-50.

   [8] 秦后国.论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及其完善[J].社会主义研究,2010(5):108-111.

   [9] 万明国.社会保障的市场跨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69.

   [10] 景天魁.以底线公平为原则调整社会利益关系[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10):17-20.

   [11] 马晓河.当前我国改革的动力、路线、重点———简说党对改革的总体认识[N].北京日报,2011-07-01.

   [12] 朱光磊,周望.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3):120-128.

   [13] 唐铁汉.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信用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2005(3):8-10.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

   [15] 郑青.利益政治实践范式:利益和谐制度构建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41-44.

   [16] 陈忠云.从利益角度构建新的制度理论[J].思想战线,2011(2):68-72.

   [17] (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第2版)[M].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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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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