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日本为什么“成功”?

——土地私有化,“日本成功”的先决条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7 次 更新时间:2014-03-16 19: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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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 (进入专栏)  
又获得“不入”(不准检田使进入及“警察权”介入庄园)的特权。“不输、不入”特权的确立,使得日本的庄园一步步变成中央政府无法干预的国中之国,具有极强的行政与经济的独立性。此后,许多领主又身兼地方上的行政职务,使得上述独立性得以巩固与发展。

    

   四、地主制土地制度时代

   日本战国时代至江户时代土地制度又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丰臣秀吉的“太阁检地”开始的。1586年,战国将军丰臣秀吉凭借武力力克群雄成为太政大臣,使日本出现一度统一的局面。长期的动乱与分裂使日本土地制度出现极度混乱的局面,为此进行了有名的“太阁检地”运动。[3]丰臣秀吉从1582年开始到1598年完成了这项工作。主要点在于:1.统一土地测量的单位,设町反亩步制;2.统一用“京(这里一字打不出,是左边为‘木’右边为‘舛’)”等进行测量;3.用土地的收获量即“石高”划分土地品极;4.作成检地帐,以“一地一作人”原则决定“纳入原则”。

   德川家康掌握政权,开创江户时代以后,又继续进行“检地”,使日本土地制度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因为检地制度的施行,使每个村都建立了“检地帐”,将田地的直接耕作者及贡租交纳者登录入帐,标志着绵延数百年的领主庄园制度从此崩溃,从而否定了庄园豪强对土地及农民的占有,土地再次回到国家最高统治者手中。这为国家的政权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在严格“检地”的基础上,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643年,颁布了土地永代买卖禁令,规定土地一律不准私自买卖,违反者入牢或流放,若本人死亡,罪及其子。其用意在于防止土地的集中兼并,杜绝农民的两极分化,以保证日本农村社会的安定,同时也保证租税收入的稳定。1673年又颁布了“分地制限令”,规定名主土地不足20石,一般百姓不足10石以上者,不得分家分地,“若有违反,当以违法论处”。再有禁止农民迁徙,“不事耕作则一村遭难,因此擅自背井离乡,迁徙他地,可谓严重违法之事”[4]。农民旅行与外出谋生,都必须有寺院、名主、“五人组”的证明,强制性地使农民牢牢地被束缚在土地上。农作物的种植也被严格限制。如在分得的土地上不得种植米、麦、粟、豆以外的作物,烟草、棉花等经济作物都在禁止之列。

   在江户时代,为强化对农民的统治,加强了村落制度。农民的生活一概以村落为单位。一般说来,村具有自治共同体的作用,每个自然村的规模在50至100户之间。村的责任者为“名主”。另有“百姓代”作为百姓代表,可监督“名主”的职权。村民中设有“五人组”,村民每五人组成一组,这样可以起到“租贡连带”、“相互检查”、“邻里互助”的作用。五人组成员记载于“五人组帐”,用制度确定下来。“五人组”的建立,促使日本封建地主制秩序走向稳定。

   江户时代的贡租有“本年贡”,按田亩等计算,以米交纳。另外,根据年成的丰歉,有调节租税比例的“检见法”。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已出现货币地租。例如,凡农民从山野、河海从事副业所得应交的杂税“小物成”,可用现钱交纳。另外被称为“国役”,诸如幕府在诸国从事的河川土木工事、朝鲜使节接待费等临时赋课,也规定用钱币交纳。

   总之,历史发展到江户时代,土地制度大凡有以下三大变化:其一,领主庄园封建制,从战国到江户时代经过历次“检地”运动已告消失;其二,代之而起的是“一地一作人”的地主制土地制制度;其三,货币地租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商品社会的到来已近临近。这一切都为日本到达近代以后,土地制度进一步转为资本主义化提供了条件。

    

   五、近代资本主义土地制度的产生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使日本土地制度的地主制封建性日渐消亡,快速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转化。

   1870年6月,明治政府拟定《田租改革建议草案》。1872年又宣布废除《田亩永代买卖之禁》,首先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与此同时,规定农民可以自由出卖米谷,废止妨碍农村商业往来的“关所”,许可商品农作物的种植与买卖(1871年),承认农民可以自由选择农业以外的职业。1873年,明治政府又公布《地租改正条例》,着手进行“地租改正”。改正的内容包括:第一,改以地价为课税标准(此价以收获产量高低为标准);第二,规定税率为地价的3%,原则上按收成丰歉增减;第三,规定地税一律用货币交纳;第四,规定地租由土地所有者负担。

   日本推行的一系列土地、租税改革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表现在:首先,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使土地成为商品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在日本土地史上,土地曾经数度全部收归以天皇、将军为代表的“国家”所有,然后以集权的力量分配给农民耕种,并严禁土地自由买卖。这是为了防止土地兼并,使农民获得有限的基本生产资料,以保证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同时也杜绝社会最基本生产资料--土地走向商品化。日本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使“土地商品化”成为资产阶级的迫切愿望与强烈呼声。因为资产阶级开工厂、设商店、拓市场都必须以土地为基础。因此,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便首先代表市民阶级的利益,用政权法制的力量为工商业发展扫平了道路。同时,资本主义意味着市场化与商品化,作为社会最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走向商品化,也意味着全社会商品化即资本主义化的全面推行获得成功。

   其次,地租改革的结果,使日本国家征收租赋“易米以钱”,即废除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而实行货币地租。地租形式的改革是日本明治之后土地改革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劳役地租与实物地租包含着一个实质性的内容,即禁止农民将农作物送上市场,进行交换,获得货币。而明治时代命令以钱代米交纳地租的结果,无形中是鼓励农民将生产品投入市场,促进农村向市场货币经济转化。同时,明治初期日本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主要经济来源在于地租收入,大量货币汇流政府,对日本原始工业资本的积累是十分有利的。

   再次,《地租改正条例》规定,以地价的3%为税率征收租税,并规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与以钱代租。其综合效果,在农村中出现向工业资本家出让土地,弃农经商等现象。相当多的农民向多方面转化:或购占土地开厂设店,或移田为金投资工商,或走出土地成为工人。传统的农民层从此发生急剧分化,促使日本人口素质与组成向工商社会转化。

   显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土地制度改革结果,促使商品经济发展,使德川幕府以来建立的封建地主所有制趋向瓦解,资产阶级土地制度正式得以建立。

   以上所述为日本历史上土地制度发展的五个阶段。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指出:在古代西欧社会,领主土地所有权普遍存在,土地被分割若干小块,成为封建领主的私有财产。然而,古代东方却出现迥然不同的情况,它没有西方式的私人土地所有制存在,有的是国君与官僚土地所有制,这实际上成为理解东方的关键。东方政治与宗教的历史即根源于此。

   从中国状况来看,无论早期的封建领主制土地所有制,或秦汉之后绵延二千年的地主封建制土地所有制,都属于“亚细亚”式的土地所有制,即实行国君所有的土地私有制。但日本情况与中国有所不同。在上述第一个时期(大和国时代),尤其是第二时期(奈良时代至战国时代)从710年至1603年长达近900年的漫长历史中,封建中央政权无法对地主封建庄园领主所有的土地进行“占有”和统一调配,出现与典型“亚细亚”社会(如中国、印度、斯拉夫)不尽相同的西方式的土地形态。即使在实行“班田制”、“检地制”(如德川时代)的时代,国家也并没有完全将土地权集中在中央(天皇、将军)的手中,以至达到中国那样的高度土地权集中。

   日本这种“半亚洲”式的土地制度,也使日本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发生与典型亚洲地区不同的景况,文化与封建专制政治的形式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不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半亚洲”的封建土地制度,促使了日本城市经济与市民的发展与产生,并最后促成明治时代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对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发生重要的影响。[5](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注释:

   [1] 日本学术界承认“班田制”与唐代“均田制”有联系。时间上,日本施行班田制为646年,唐施行均田制为624年,二者相距22年。另外,630年日本开始派遣遣唐使。632年至640年,赴中国的遣唐使及留学生、僧等纷纷归国,正值班田制颁布前夕。同时唐“均田制”也有“口分田”的名目,如18岁以上颁口分田80亩,老年与残疾酌减,日本与此相似。不同在于中国女子不授田,且在“口分田”之外有“永业田”,为可传之子孙的“私田”。

   [2] 《续日本纪》载,关于新垦土地归于私有,乃附有条件:亲王一品信一位者,最高500町;亲王二品及二位者,400町;初位以下庶民10町。且开垦应在国司的承认下进行,获许可三年内完成开垦等。

   [3] 太阁是平安时代对摄政、太政大臣的尊称。

   [4] 《德川禁令考》。

   [5] “日本土地制度发展与特征”一节摘自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近三百年中日史学与儒学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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