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宪法爱国主义者的忠诚——沉痛缅怀许崇德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6 次 更新时间:2014-03-14 08: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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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彼此间政见的分歧与对立,必然会造成香港社会群体的分化和对立,很不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然而,他也清醒地看到,这种态势又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他在香港回归十年之际,提出建言:“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央又将如何趋利避害,因势利导,这确实需要高度智慧。相信中央高瞻远瞩,必定能妥善解决。同时,特区政府自己如能完善政党立法,使之纳入健康发展的法制轨道,当亦不失为良好的选项之一。”[6]在许老看来,以宪法来规制不可避免的政党政治,需要深思熟虑的顶层设计,既要审慎,又要有魄力,宜早不宜迟。他也曾对我说,他支持我提出的以宪法性法律来规制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的一些构想,既符合中国的政治现实,又扩大了人民民主。

   许老对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事业也投入了大量心血。他为破解“法理台独”问题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并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他撰文指出:“《反分裂国家法》是和平法,而不是战争法。”对其立法精神做了准确解读。

    

   以立宪指引改革,以行宪保障改革

   许老常说:宪法是保证和规范权力的正常运行、保障人民权利和利益的有力武器,宪法应当生活化,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的守护神。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中,宪法始终起着统帅作用,体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和趋势。他举例说,自1993年第七条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1999年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之后,物权的概念才逐渐得到社会认可,物权立法也随之加快了步伐。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见,宪法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展与完善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他认为,宪法的制定或修订理应更具有政治远见,既要适当超越现阶段的局限性,又要能具有可行性,从而在宪法的指引下,加速改革开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要以违宪审查机制促进宪法实施,切实保障改革开放的成果。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许老的注意力主要在立宪(包括起草基本法)方面,那么从90年代开始,许老即撰文呼吁宪法实施、宪法监督。他指出,在草拟1982年宪法时,秘书处的同志曾搞过一个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宪法委员会的方案,但该方案未被采纳。1983年后,王叔文等30名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名提案,建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设立宪法委员会,但亦未获确定性的答复。后来在《监督法》的起草过程中,虽然曾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的构思,但亦没有成功。1993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在提交给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的《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曾这样说过:“有的建议,在第70条中增加规定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内容。”该文件接着说:“根据宪法第70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可以不再作规定。”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并没有完全否定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可能性。

   1998年6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办法制讲座,第一讲就邀请许老主讲,而许老讲课主题即《我国宪法与宪法的实施》。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听讲之后指出:依法治国,归根到底就是依照宪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把宪法的实施摆在首要位置。

   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该法第90条、第91条规定了谁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的要求或者建议,还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及处理的具体程序。但许老认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仍然是很必要的。他虽然质疑和反对“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但认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负责违宪问题的政治审查,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违宪问题的司法审查,在坚持人大更高权威的前提下,也是可供研究探讨的问题。

   2002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织第一次集体学习,邀请了许老和我的恩师——武汉大学宪法学教授周叶中到中南海为常委们讲课,题目是“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4年9月,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2010年教师节,胡锦涛到中国人民大学看望了许老。

   2010年6月,我的专著《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出版后,给素昧平生的许老送了一本,没有想到能得到他的充分肯定和悉心指导,有时会通个电话聊聊。2011年7月我到北京开会,许老邀请我到家里坐坐。许老家里的沙发上都是书,我们几乎是坐在书堆里聊了一个下午,从政治学到宪法学,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当时,许老就曾指出,吴邦国委员长说“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那么宪法的生命力不也在于实施吗?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不久后的一次电话交流里,许老对这些新的提法都深表赞同,认为能关得住权力的制度只能是宪法制度,并说过一句“空谈误国,行宪兴邦”的话,令我印象深刻。

   许老晚年足以彪炳史册的事迹是两次护宪,坚定而睿智。第一次是在1999年2月,当时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在港居留权”问题引发争论,香港法院竟然宣称,香港法院经过审查,如果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决议同基本法相抵触,法院有权宣布其无效。对此,许老和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邵天任、肖蔚云、吴建璠联手护宪,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文章批评香港终审法院,终于使其逐渐转变了态度,从而被香港社会称颂为“四大护法”,名噪一时。另外一次护宪则是有关“宪政”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对这一问题,许老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写过一些文章有过论述(如《社会主义宪政的不平凡历程》,见《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尤其是2008年发表的《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这篇文章掷地有声,有力地批驳了少数人的宪政虚无主义观点。当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提及此事时,许老淡淡地说:护宪是宪法人的使命。2011年10月,许老经3个月的慎重考虑担任《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编委之后,特意把一篇旧文做了适当修改,交我主编的《宪政社会主义论丛》刊发,其核心思想就是主张以宪政规限权力并保障民主政治,并认为“宪政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而建设宪政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宪政是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见《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二辑《政党、社会与自由》,西北大学出版社,第462页,当当网有售)。

   2013年10月20日,许老应约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宪法学研究要彰显中国精神》的文章。文章指出:宪法学界的辩论和不同观点的交锋时有发生,问题是,在当前环境下,宪法学研究应当怎样找到突破口,进行真正学术上的建树,以繁荣宪法学这块园地?这是值得深思的。他认为,宪法学的理论观点来源于实践,又需要回到实践中接受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和利用我国自己的法律文化资源,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作出新的发掘整理,对那些有利于法治建设的积极因素进行科学梳理,使之成为宪法学中国精神的要素。在我随后和许老的一次电话交谈中,许老承认,这个观点其实和他在2008年为“宪政”辩护的论文思路一脉相承。这不禁让我想起1990年10月1日,许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观完杰弗逊纪念堂后,口占七绝四句:“圆厅敞阔立金身,手执宪章瞿有神。我亦草书根本法,从来笔下不输人”。

   2014年3月3日下午,许老在家里接受了凤凰卫视关于新中国宪法发展问题的录像采访,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没想到三小时后,许老就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于当天夜里11:59遽然离世,令整个宪法学界痛心不已!行文至此,念及许老对我教诲、信任、提携之恩,憋闷和忧伤之情无人可诉,惟有泪千行。最后,还是让我们再来重温许老在《学而言宪》中的那段话:“我只能实践古人所说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倘若幸而来日尚多,且能保持健康的话,我将继续奋力,攀登学术高峰,为我毕生从事的专业鞠躬尽瘁。”

   许崇德先生“忠诚宪法,坚持真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后学永远缅怀。

    

   华炳啸含泪撰于西北大学桃园

   2014年3月9日凌晨6时

    

   【作者简介:华炳啸,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宪法学、政治学和政治传播学研究】

    

   本文全文发表在《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大参考版”。发表时,除一处“宪政”表述保留外,其余涉及“宪政”的地方一般用“宪法”或“宪法政治”来表述。本文为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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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何华辉、许崇德:《浅论“三权分立”》,《法学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2] 见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 [德]扬-维尔纳·米勒:《宪政爱国主义》,商务印书馆,2012年11月版,第5页。

   [4] [德]扬-维尔纳·米勒:《宪政爱国主义》,商务印书馆,2012年11月版,第13页。

   [5] 许崇德:《从参加宪法、基本法的起草看中国法学家的作用》,《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2期。

   [6] 许崇德:《基本法实施十年回顾》,《法学家》, 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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