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冰:现阶段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改革重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3 次 更新时间:2014-02-14 10: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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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冰  
却又以霸道和蛮横的态度对待消费者,而其以国有企业名义获得的利润则由内部人享受,与全民利益基本无关。另一方面,一般加工行业和普通服务行业又过度竞争,承受着超高的隐性税收,以至于不少行业,特别是一些非正规经济部门都处在一种制度外生存的状态,即如果严格遵守国家制度规定就无法维持经营利润,企业也就无法生存,因此违法经营和非法经营成了一些行业的“正常”状态。这也是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中短期行为、寻租行为、欺诈行为非常普遍,伪劣假冒产品屡禁不绝的主要原因。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对传统行政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彻底,体制转型的过程过于缓慢,直到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主要是以所有制为标准对各种经济成分实行差别化的待遇,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一种等级差序的身份制度基础上,这与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平等原则存在着深刻的根本性的冲突,由此造成了整个制度系统和市场主体普遍的行为扭曲。而一些计划体制下的工业部门经过机构改革和企业改革转化成了新国企,它们一方面继承了政府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能和行政权力,另一方面获得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政策优惠和特殊待遇。事实上,现在的国有企业与全民利益基本上失去了联系,已经变成了一个由行政官僚和内部人控制的特殊利益集团,成了一个自我循环、自我发展,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体。这些中央企业虽然已经转化成了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但是它们并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而是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市场垄断者。其次是政府经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央政府是把全国经济作为一个大企业来经营的,体制转型过程中实行分权改革后,中央政府一般不再直接经营企业,而地方政府经营成了中国转型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随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和转型的推进,地方政府经营的主要内容和行为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最初的经营企业和市场发展到经营土地和城市,目前则出现了经营管制的新趋向。③政府具有超越一般市场交易主体的强制权力,是市场经济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和管理者,因此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一般都不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在中国自古就有官府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市场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竞争,垄断由于阻碍和削弱竞争因此会造成效率下降和福利损失。但是政府经营是比垄断更糟糕的情况,因为它从根本上排除了民间经营,因此是从根本上在破坏和摧毁市场经济。由于地方政府的经营行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始终无法健康和健全地发展。再次是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不到位和不当监管行为。市场秩序混乱,坑蒙拐骗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甚至可以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进入市场,危害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而所有这些现象的深层根源都是市场体制的发展不完善,市场秩序不健全,政府的职能错位和政府改革不到位的缘故。

   3.从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看,劳资关系不协调、劳资利益对立和劳动工资过低的矛盾是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

   劳资关系是市场经济中各种经济关系的核心,是现代社会一切关系的主轴。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而是指矛盾没有激化和发生剧烈冲突,不具有对抗的性质,矛盾相对缓和,对立的双方可以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处在一种有序和可控的状态,矛盾的解决有利于事物的发展进步,不会带来破坏性。打开近代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凡是劳资关系相对协调,劳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期,经济的发展就比较迅速,整个社会就比较平稳和谐;反之,凡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矛盾尖锐冲突加剧的时期,经济往往是陷于停滞甚至衰退,社会的各种矛盾此起彼伏激烈对抗,结果往往是导致革命或战争。

   中国通过改革和体制转型已经建立起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并且还在继续深化和迅速发展,随着城镇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发展,劳资关系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还将继续提高。劳资关系是否协调,不仅关系到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而且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对主要矛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劳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劳资矛盾逐渐尖锐,劳资冲突不断,劳动争议案件呈爆发式增长。据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做的统计,从2006-2009年底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④而这其中由于拖欠工资、工资过低、工伤事故和企业改制等引发的劳动争议事件占了很大一个比例。⑤

   劳动者、雇主、政府是市场经济中三个主要的行为主体,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既是相互依赖的依存关系,又是互相对立的矛盾关系,因此如果没有法律、制度和强有力的社会道德和习俗的约束,两者之间产生一定的矛盾甚至冲突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有法律制度的约束,如果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不平衡也容易产生激烈的矛盾和对抗。这就需要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以第三方仲裁者的身份对劳资关系及其利益矛盾进行规范和管理,为此政府应当站在全社会的立场以一碗水端平的态度公正对待劳动者和雇主双方。否则,劳资矛盾就不可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只能是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大,越积越尖锐。中国由于劳动力长期供过于求,劳资双方在利益博弈中的力量对比严重的不平衡,特别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要转移,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力量对比更加向资本一方倾斜,而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竞争中,有意识地采取一些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政策措施来招商引资,这是劳动者利益损失和劳资矛盾尖锐化的重要原因。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劳资双方组织水平的提高,在政府的引导和协调下,通过工会和雇主协会之间的集体协商制度,解决工资和双方的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主要方式。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囊括全社会的巨大等级组织,每一个劳动者都是这个统一组织中某个基层单位企业或公社集体的成员,虽然没有选择职业和工作的自由,但是作为公有制名义上的所有者还是企业或者公社的主人。传统的行政经济计划体制在改革过程中土崩瓦解,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后的农民取得了独立的经营权和劳动的自由,国有企业职工随着劳动合同制的全面推行和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变成了国家或企业的雇员,不再依附于原来的企业,也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主择业了。但是中国劳动者在获得劳动择业自由的同时,农民完全是个人自发地走进劳动力市场的,而城市企业职工则是在国有企业战略调整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完全被动地被抛进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完全是一盘散沙,缺乏组织。国有企业中的工会实际是企业行政管理的一个机构,只承担一些文化娱乐和困难抚恤之类的活动,其职能转变和改革至今也没有启动。目前中国的劳动者和企业主都缺乏自己的组织,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组织程度很低,缺乏就工资福利待遇和劳动条件等利益关系进行谈判协调的机制,这是劳资矛盾尖锐和纠纷不断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4.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长期历史过程来看,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分割、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过大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自从19世纪后半叶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民族振兴的奋斗历程时起,城乡之间有机循环的经济社会联系开始断裂,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就不断拉大,逐渐形成了城乡分割和对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一直延续至今。这个矛盾既是历史的遗产,也是现实的制度和政策造就的结果。二元经济结构的实质是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两个主导产业和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是一种共时发生的历时性矛盾,这一矛盾的最终解决只能是用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的产业化,而其要害和关键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转移。因为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效率远远高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组织方式无法适应,从而使得大量农民成为过剩劳动力,所以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消亡的过程。这是一个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转型的长期历史过程,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经济转型中最深刻和最基础的内容,也是19世纪以来所有发展中大国已经或者正在经历着的相似的历史过程。中国二元结构及其转型过程的特殊之处在于,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以来,通过在城乡之间实行两种不同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不同的财政制度等一系列正式制度,将城乡之间进一步严格地隔离开来,使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差别固定下来。其后果是严重地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极大地提高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也就在事实上阻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崩溃打开了阻隔在城乡之间的堤坝,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重新启动并且逐步加快。2006年免除农业税后,城乡之间开始形成统一的财政体制,⑥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矛盾集中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这也是收入分配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和最大的不公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初期曾经一度有所缩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虽有波动,总的趋势却是一直在逐步拉大。2007年城市人均收入比农村人均收入的倍数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值3.33(以农村为1),2008年略有降低,仍然高达3.31。有学者甚至认为,进一步考虑农民收入中包括的固定资产折旧和城镇居民享受的一些隐性福利,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之间。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多数国家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城乡收入比为1.5,这一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李实,2008)。

   现阶段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矛盾中最突出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城乡分割的土地管理制度,以及由此导致的在对农民土地征收征用中出现的激烈冲突;另一个是农民工问题。

先来看第一个土地问题。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根本弊端在于实行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即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土地市场进行交易,必须通过政府征收征用改变土地产权性质之后,再由政府在城市土地市场出售土地的使用权,才能进入市场交易。按照经济学的常理,中国是一个土地资源高度稀缺的国家,城市化必然会因土地用途改变和区位优势变化带来城市周边土地价值飞涨,即使纯农区的土地也会因为城市化带来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而价值增值,农民拥有土地这种宝贵的稀缺资源,因此应当更加富裕才对。但是由于城乡分割的制度使农民集体的土地产权既残缺,又虚化,不论是作为生产要素还是作为财产的土地经济利益都无法有效实现,从而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农民集体土地产权的残缺,首先是由于国家对土地实行用途管制特别是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受到了限制,不能自主选择最有利可图的土地利用方式,在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的条件下仍然不得不在土地上耕作;在一些国家划定的大城市水源环境保护地和江河行蓄洪区的农民,由于这种限制造成的利益损失就更加明显。诚然,国家为保护粮食安全和特大中心城市周边的环境采取严格措施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这些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而采取的保护措施的成本不应仅由其所在地的农民负担。其次,由于城乡土地产权制度的分割,限制了农民的土地交易权,农民不能直接与城市土地使用者进行交易,从而排斥了农民获取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农民集体土地产权的虚化是由于农民集体并不是一个自主的行为主体,由法律规定的集体财产的执行主体村委会及其领导干部具有多重身份,事实上可以不受村民集体的约束,这种安排提供了农村基层干部为了自己的私利牺牲农民集体利益的制度条件(周冰、付达院,2005)。这一整套土地制度的要害在于极大地降低了政府获取农民土地的成本,只需花费很少的代价搞定农村主要干部,就可以用远远低于市场价值的补偿费将农民最宝贵的资源和财产拿走。而本应成为农民集体利益代言人的村干部却往往成了出卖农民利益、替政府和开发商攫取农民土地的帮手。正是这种制度安排中的权利严重失衡带来的巨大利益,诱发了地方政府无法遏制的圈地热情和土地资源的浪费使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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