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禹九:复杂多面的胡乔木——同李锐谈话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0 次 更新时间:2014-02-08 23: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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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禹九  

   李锐:胡乔木这个人很聪明。他长期和毛相处,最了解毛。例如,1957年毛泽东批邓拓“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其实,当时邓拓对整风鸣放是定了宣传计划的,并上报到胡乔木。不是邓拓,而是胡乔木把《人民日报》的宣传计划压下来了。可能胡乔木已猜测或捕捉到毛有“引蛇出洞”的意思,因此有所迟疑和观望。这样的结果,反而保护了《人民日报》的一大批人,让他们逃脱了一场灾难。

   又如,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毛泽东讲话号召大家“学海瑞”,要“六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一些人的授意和支持下,于是文坛、剧坛上出现一大批“海瑞”作品。当时,胡乔木就对我说过:“其实,主席的真意,是不希望出现‘海瑞’。”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仗义执言,成了毛泽东心中的“海瑞”。文革一开始,姚文元首先发难批“海瑞”,不仅彭老总,凡写“海瑞”、演“海瑞”的人在文革中都挨了整,很多人家破人亡。

   胡乔木这个人,表现很“左”。其实,他的内心有时并不完全那样。众所周知,文革后期,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乔木写了揭发邓小平的长篇报告。1977年邓小平再度复出,乔木吓坏了。邓小平不计前过,又起用了胡乔木,但对他评价不高,邓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软骨头”,另一句话是“还是党的一支笔”。1979年3月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胡乔木和邓小平合作,草拟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听说1989年胡乔木去美国访问前,专门打电话邀总书记的秘书到他家做客。在谈话中,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将从宪法中删去。”他是用肯定语气讲的,表情则是笑嘻嘻的。在另一个更加正式的场合,他也讲过同样的话。

   毛泽东的几个秘书,我都很熟悉。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下场也不一样: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最早的一个秘书是张如心,他在《解放》月刊上发表过“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文章。这个人有个性,有时不那么听话,因此时间不长毛就不用他了。再一个是田家英,他朴实无华,耿直刚烈,有强烈的是非正义感,文革时他想保护彭老总,结果惹来大祸,在毛的书房里自裁明志。陈伯达比较直露,有野心,经常向田家英打听毛的动向,想紧跟毛得到毛的重用;后来又跟林彪搅在一起,被株连进了监狱,下场也很惨!

   胡乔木比田家英和陈伯达聪明,善于用脑子,跟毛跟得比较稳,左右逢源。胡耀邦对胡乔木有个评语,同我说过:“一日无君,则惶惶然。”庐山会议上,开始刘少奇主张批彭德怀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要胡乔木起草。胡乔木事后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情况,又受到刘少奇的严厉批评。在两个“主席”中间,胡乔木感到难以工作,他以“精神衰弱症”为由,提出“长期病休”,得到毛的批准。胡乔木因此得福,避开了高层中的许多是非之争和文革那场大灾难;后来又被邓小平起用,活到81岁,得以善终。听说乔木临终时,对一些事有所反思,说他写的党史(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很多是不实事求是的。因此,在给他开追悼会时,降低了规格。

    

   “温情脉脉”和“横眉冷对”

   盛:人们说,胡乔木在对待知识分子上也有“两面性”:有时“礼贤下士,温情脉脉”;有时“疾言厉色,横眉冷对”。而且,“乔木身上最好的一面往往只向作家、学者们洞开,因为他们不会对他的仕途构成威胁;而他身上不好的一面常常留给了同行或下属”。

   这样的评论是有充分根据的:比如,胡乔木常常去看望季羡林、钱钟书这些学者。胡没有忘记给季羡林送螃蟹,并且设法帮助顾颉刚、沈从文、钱钟书等老人解决房子问题;乔木还给挨过整的聂绀弩《诗篇》作序,称赞它“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他还关心过一些年轻的作家和学者,比如王蒙、张洁、舒婷、刘再复等,他们对胡乔木都有过溢美之词。

   而在对待另一些“同行或下属”,乔木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众所周知,胡乔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清除精神污染”,不断发动“大批判”:他批胡绩伟“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是“脱离阶级和阶级斗争”;批周扬和王若水提出的“异化”、“人道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这些批判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能说服人。因此,胡绩伟跟胡乔木进行了长达十年、针锋相对的“论辩”。

   胡乔木批周扬在马克思逝世百年做的报告,逼周扬写检讨的同时,又写了一首诗去“安慰”周扬,说什么“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听说当时病中的周扬听完这首诗,神色沉重,默默无语。夫人苏灵扬十分气愤,说胡乔木这时候还来对周扬进行侮辱和愚弄。此后不久,周扬离开人世。于光远为此写了文章,对这件事表示非常反感,因为于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经历:1984年胡乔木发动“清污”,于光远被整肃了一年之后,乔木也赋诗一首来安抚于光远,被于光远嗤之以鼻……

   胡乔木批王若水的文章和单行本在报刊书店发行上千万册,说王若水也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王写了《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文章,又不让见报和出版。王若水有一次气愤地对我说:“胡乔木很霸道: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李锐:1979年我平反复职后,记得黎澍跟我谈过一件事:1978年8月,黎澍、李新、廖盖隆等几个人从乔木家去中央党校。黎、李与乔木同乘一辆车,三人闲谈起来。黎澍很郑重地对乔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在说不通。乔木说,要不断革命嘛!黎澍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自己的政权,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呢?李新笑着说:林彪说过嘛,革革过命的命嘛。乔木过了一阵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考虑。以后他就写文章,大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发明权就据为己有了。黎澍说:乔木常爱批评他标新立异,其实这是乔木自己的专有权,别人不能抢先。周扬在马克思逝世百年做的报告,夏衍对黎澍说:“如果这个报告让乔木去做,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十二大时,我在人事组,胡乔木向我推荐王蒙任文化部长。那时他还写了四首诗,让我修改。

   盛:据我所知,1983年8月13日,胡乔木曾给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写信,说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纪念画册要胡“写一个简短前言”,他因“一时想不起适当话题,加以事务繁忙,故请代劳为感”。胡乔木要苏绍智帮他写文章,值“改革开放”时期,他一反惯例,没有提出什么主题思想,而是要别人“代劳”。我想,正如夏衍说的,如果当年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纪念会上作报告的不是周扬,而是胡乔木,胡肯定也会接受和宣扬“异化”和“人道主义”的。

    

   胡乔木的“专有权”

   盛:您刚才提到黎澍说胡乔木的“专有权”,我还记起一件事:1980年《中国青年》复刊不久,搞了个“潘晓讨论”。这个讨论反映文革结束后青年思想上的一些苦闷与迷茫——“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讨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也有反对的。胡乔木看了刊物后,专程来到我们编辑部,表示支持这场讨论。记得是6月初夏,胡身着一件深色短袖衬衫,打着手势,对大家说:“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感到苦闷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乔木在谈话中,特别肯定了讨论中“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有合理性,提出“道德是分层次的”的重要观点。胡乔木还为编辑部出谋划策:“讨论要有点波澜,中间要奇峰突起”,可以发表反面意见,要让潘晓出场上电视,等等。这些,都突破了共产党传统的宣传模式,一些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很超前的,编辑部按照乔木的指示,一一照办了。讨论受到青年欢迎,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

   “潘晓讨论”开始后不久,刚上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到某报社带有倾向性的《情况参考》后,对“讨论”提出批评意见;于是编辑部给耀邦写了个《调查报告》进行解释。胡乔木知道后,心怀忐忑,在一次讲话中又反过来对《中国青年》的“潘晓讨论”提出严厉批评;并对《调查报告》中引用他在编辑部说过的一些话表示不满:“好像我(胡乔木)讲的话是对的,他(胡耀邦)讲的话是不对的,使我很不愉快!”

   从这件事情不难看出:胡乔木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思想、没有个人见解的人;但正如您说的,在更多的场合里,他的身份、地位、工作和性格,决定了他不能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只能跟着“主公”或上面的风向转,搞“等因奉此”之类的东西,而且常常是非常自觉的。

    

   两词“长剑” 异样心情

   盛:再讲一件大家熟知的事:胡乔木是个文化人,应该懂得保护文物古迹的重要性。1964年胡在杭州休养,听到毛泽东说“西湖与鬼为邻”一类的话,立即写了《沁园春·杭州感事》一词,词中有“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之句,对毛的话作了诠释和延伸。胡将其词送给毛审阅,毛将胡词最后“谁与我,舞吼风奇剑,扫汝生光”三句,改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这首词在报上发表后,下面闻风而动,一场“西湖文化大扫除”很快地动作起来了。据统计:西湖周围前后3次清理墓葬,共拆毁墓碑古迹近130处之多。不仅苏小小墓、武松墓、冯小青墓等被夷为平地,连革命先烈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人的墓也“开膛破肚”,无一幸免。这次“西湖文化大扫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序幕。

   文革结束后,1985年胡乔木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对杭州毁墓之事承担了“鄙人实躬亲此役”的责任,并且提出“何以善其后”的问题,说明他对于21年前一些“左”的举措,有一分歉疚之意,但他始终没有对这件事作过公开的评价和反省。

   也有另一种境况:据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说,胡乔木受贬赋闲期间,住在东城区南池子,非常孤独落寞,经常夜深人静时去街道散步,还顺手把地上的纸屑捡起来。1989年,乔木填词一首——《水调歌头》,托人转交给社科院原副院长赵复三。这首词的上阕是:

   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

   而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

   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

   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这首词里,胡乔木昔日词中的“倚天长剑”,变成“匣中长剑”;“扫此荒唐”句,变为欲“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还特别声明:“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时过境迁,胡乔木的心境大变:不愿为官,想韬晦遁世。这是发自肺腑的心声,还是一时无奈的叹息?!

    

   “最大的错误是对胡耀邦的态度”

   李锐:胡乔木做过一些错事。我认为,他晚年最大一个错误,对党和国家造成不良后果的,是对待胡耀邦的态度。

   在我党历届总书记中,胡耀邦是个思想开放、作风正派、秉公办事的好领导,耀邦执政时期是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形势最好、深得民心、并大有希望的时期。胡乔木看不起胡耀邦,曾毫不谦虚地当面对耀邦说:“你的文化水平低,你写的东西给我看,我可以帮你改。”其实,耀邦的政治思想水平远远高于胡乔木之上,而且耀邦的知识和文字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陆定一就曾对于光远说:“胡耀邦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

胡乔木对耀邦许多高瞻远瞩、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常常是反对的。例如,1983年1月胡耀邦关于《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谈到要全面改革。这篇讲话中强调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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