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源是“宇宙终极真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8 次 更新时间:2014-01-26 2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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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  
这种批判在苏联失去了势头。到了6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支持了大爆炸假说,因为这个存在于宇宙各处的绝对温度就是当初那个大爆炸留下的剩余温度。

   国际天文学界的这些发现和讨论受到文革高潮过后急于了解国外科技动态的中国科学界的重视。1972年,中国科学院停刊5年后刚复刊的《物理学》发表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方励之的一篇文章,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第一次介绍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和解释,暗示了对大爆炸假说的支持。尽管这篇文章是用纯粹的数学和物理语言写作的,但毛主义者立刻嗅出了其中的异端思想,《自然辩证法杂志》第一期就发表了笔名为李柯和卞思祖的两篇长文,题目是“宇宙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和“3K微波背景辐射究竟说明了什么——批判大爆炸假说”对这篇文章做出回应,声称“宇宙的整体”“既没有数学的解也没有物理的解,只有哲学的解”,意思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对宇宙作为整体具有发言权。它们还指出大爆炸理论是资产阶级科学的遮羞布和政治鸦片,并不注明地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宇宙中的具体事物都会灭亡,但这种灭亡会产生更高级的事物,这就是辩证法。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发表了国际著名刊物《自然》和《科学》上两篇关于大爆炸理论的文章,显示《物理学》上那篇文章是受西方的影响。第二期《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又发表了长篇文章“运动不可能被消灭——对黑洞假说的批判”。黑洞也是当时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要发现,它强大的引力对物质的吞灭被毛主义者认为是对物质和运动的消灭,散布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虽然受到毛主义者的批判,中国科技大学以方励之为首的学者们在南京天文台和北京一些科学家的支持下,以国际科学界的观测数据为依据,坚持自己的科学研究。1974年国际科学界发现了一种脉冲双星,它的存在支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一个有限宇宙的观点,也支持了中国科技大学学者的观点。此后,“李柯”和“卞思祖”又“邀请”中国科技大学的学者参加“讨论”,引诱他们发表对红移,3K微波背景辐射等等问题的看法,并就这些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文章。

   严格来说,在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学者之间展开的这场论争,也是文革中异端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表面上于它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但它对文革意识形态的挑战是更为深层次的,并对80年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争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泽东和杨振宁及李政道的谈话也反映在《自然辩证法杂志》的内容上并得到进一步阐释。1975年李柯的一篇“论运动的守恒和不守恒——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长文中说物理学的历史表明,很多主张守恒和平衡的法则或定理都或者是破产了或者是修正了,守恒与不守恒是辩证转化的,守恒和平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不守恒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文章还谈到了对称问题,不注明地引用毛的左肩比右肩高右眼比左眼视力好来说明不对称的普遍性。

   此外这篇文章还开拓了一个新的话题: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又称熵定律,根据这个定律,宇宙间一切热即能量的运动总是从集中向分散,最后导致宇宙的“热寂”,这就得出和大爆炸假说一样的结论,即宇宙的灭亡。《自然辩证法杂志》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在1973年第二期就此已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是热的性质?”杂志还向读者征文,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李柯的文章说这个定律的支持者不懂得热的传播的辩证性质,只看到一个方向,形而上学地把热的分散绝对化。文章还把熵定律意识形态化,说它表现了资产阶级没落的悲观主义,看不到前途,而“无产阶级永远充满信心和乐观地展望未来。”

   《自然辩证法杂志》除了在天体物理学领域捍卫毛主义文革意识形态,还继续展开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虽然不像文革初期那么粗暴和简单。1974年一篇批判相对论的文章回顾了苏联学术界对爱因斯坦从批判到接受的过程,把这个过程和苏联变修联系起来,说围绕相对论的讨论早就是一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斗争了。

   值得指出的是,《自然辩证法》杂志在当时是毛主义关于宇宙论的讨论的一个主要但绝不是唯一的阵地。当时的中央一级的“两报一刊”和光明日报也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类似文章,省级报刊也有,有的是从《自然辩证法》转载来的。所以,对宇宙论的讨论,确实是文革后期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现象。1976年“四人帮”下台后,“李柯”和“卞思祖”等写作班子立刻被解散,很多成员被隔离审查,但毛主义宇宙论的基本观点在相当长一个时间里仍然被理论界一些人视为金科玉律,尽管已经不再把它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被否定的政治教条直接联系起来。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认为时空有限,宇宙有始有终的观点仍然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受到压制,坚持时空无限的唯物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还被当作科学研究的指南。

    

   宇宙论与文革意识形态——分析和总结

   宇宙论是对宇宙宏观和微观基本秩序的探讨。任何总体性(total)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常常需要在不同程度上把对社会问题的阐释扩大到对自然秩序的理解中,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找合法性。例如,德国当年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我的奋斗》一书中对其政纲的阐释走的是“自然-种族-国家”这个套路,就是说它要建立的国家以种族原则为基础,而种族原则又是自然的基本原则,所以这样的国家符合自然的基本原则。第三帝国所有反人类的极端种族主义罪行,其最终的“合法性”就在这里。因此,就为自己极端的政治行为辩护而言,第三帝国建立在种族纯洁性基础上的“自然法则”就相当于中国文革政治走到极端时建立在“一分为二”基础上的“宇宙规律”。《我的奋斗》也充斥着一种“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的精神,用先验和武断作为论证的前提。例如“民族与种族”一章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这些真理【即下文所谓自然保护种族纯粹性和排除种族混杂的努力】是如此显而易见,使得很多普通人对它们或是视而不见或是拒不承认。面对这些真理他们好像是盲人,而一旦某个人忽然发现并指出这些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事实时,这些人又惊诧莫名”。

   毛主义对宇宙基本秩序的执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在实践上有远远超出了它。马克思主义绝不仅仅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学说,而是把整个自然界包括在内的,这也是它“优越”于其他社会理论之处。这种包容一切解释一切的总体性在很多人那里特别有魅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宇宙基本秩序的解释。熟悉马克思的人都知道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古希腊哲学家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论,表现了青年马克思对宇宙基本秩序在微观意义上的兴趣。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有关“宇宙间普遍联系的科学”——这种“普遍联系”当然就是宇宙法则。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都大量涉及自然科学的知识,用它们来论证唯物辩证法。这方面列宁也有《哲学笔记》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但到了毛泽东这里,由于他本人自然科学素养非常有限,只是从实用主义出发临时抱佛脚看一些材料,所以他提到自然科学问题时常常只有寥寥数语,但宇宙真理在手的“信念”却比前人要更为坚定,至少在言辞上。八十年代秘鲁的毛派游击队“光辉道路”领导人古兹曼自认是毛的学生,他文革初期曾在中国受秘密训练,后来号称“安第斯山的小毛”。古兹曼也是哲学博士,他的论文就是研究康德的空间理论。熟悉文革意识形态史的人应该知道,康德是文革中被褒扬的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科学家,他的《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1974年翻译出版,正好是上海的毛主义者关于天体物理学讨论最热烈的时候。古兹曼和他的一些同志都热衷于谈论“宇宙的终极真理”,能在一个很短的演说中从宇宙起源讲到阶级斗争,被一些评论者称为“宇宙真理掌握者”(Cosmocrats,意为依靠掌握宇宙真理而掌握权力的人)。

   所以,一个总体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的社会,对自然的探讨常常带有政治内涵,甚至变成政治问题。教会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宗教教条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原则,成为总体主义意识形态。天主教认为宇宙是创生的,所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限,因此在欧洲中世纪,主张时空无限成了异端,正好和20世纪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相反。但宇宙论和意识形态原则上的联系和它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对物质和时空的科学讨论曾经也必须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反对这个原则的科学家也会受到批判,有关学科和讨论也会被禁止。但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都没有刻意利用这个问题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只有在中国,当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无法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根据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宇宙论才被赋予了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使命。

   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主义创始人李大钊在他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也对宇宙基本秩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当时正是国际科学界开始讨论宇宙的有限性问题的时候。李在他著名的文章“青春”(1916年发表于《新青年》)中大谈宇宙万物的创始和运动,宇宙的发展和规律。他相信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而个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政治活动和行为把它融入宇宙的永恒。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是在宇宙论那里为个人的政治活动寻找合法性或者说是一种寄托,这和毛半个世纪后用它为文化大革命这个事关全体国家民族的政治运动寻找合法性有相通之处。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阐述宇宙无限时,李甚至提到了当时西方科学界正在讨论、七十年代又成为毛主义宇宙论焦点之一的“热寂说”。他提到了提出这个假说的两位西方科学家的名字(William Thompson 和Peter Guthrie Tait)和他们的有关研究。李没有对这个假说本身提出反驳,但同时又声称宇宙是永葆春春的,表现了他在科学证据和个人信念之间的矛盾。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所有毛主义者的困惑和矛盾。在七十年代,上海的毛主义者在越来越多的有关宇宙有限的科学证据面前仍然坚称宇宙无限。细读他们的文章,除了“信念”,似乎很难说有别的支撑。这种“信念”在科学面前除了固执己见,就是强词夺理。李大钊对宇宙无限的信念,为我们理解后来毛主义宇宙论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的脚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李大钊和毛主义者对于宇宙无限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执着似乎可以说是幽闭恐惧症的一种表现。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毛主义宇宙论和现实政治的密切联系还可以从以下几个事例中得到证明。毛大力褒扬坂田昌一,主张物质无限可分的同时也是他批判苏联哲学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而这个观点被毛认为是苏联变修的哲学根源。《红旗》杂志在评论坂田的同时发表了批判苏联哲学界的文章,指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批判哲学家德波林的人(德波林主张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对抗性矛盾)现在完全步德波林的后尘。所以,毛主义关于宇宙论的讨论,也构成当时“反修斗争”的一部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1964年八月专门召见康生陈伯达等人谈基本粒子的那个场合,本来是为了布置对杨献珍的批判。这两件事凑在一起绝不是巧合。杨献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在哲学上提出“合二而一”论。杨被认为是在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后中央高层中比较有反思的人,他的“合二而一”和毛主义的“一分为二”不同,其政治含义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平衡和稳定,反对人为制造和激化矛盾,这很显然和同一时期毛泽东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理论有根本差别。和苏联的论战以及对杨献珍的批判都是文化大革命前思想理论界重大的事件,但它们又都和毛主义对宇宙论的讨论有密切关系。这种连带关系,绝不能在我们对文革的思考中被忽略。否则,我们对文革实践背后深层的观念就不会有深刻的理解。

最后再提一个差不多众所周知的历史场合。文革正式开始以前,1966年五月十八日林彪作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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