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圣侠:托克维尔的局限与法国革命中的“病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4 次 更新时间:2014-01-24 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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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圣侠  
没有人能够承担公共事务的责任,因此,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个人退回私人领域而政府扩大权力范围。这是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当时大多数自由派人士的忧虑之处。他们因此希望以对社会的研究为基础构建政治科学。我们发现这一逻辑的背后存在几个问题:旧有社会的纽带被摧毁的同时,社会是否没有建立起新的纽带? 若社会没有建立起新的纽带,一种即便是非常短暂但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是否可能?进一步地,人们何以认可中央政府及其行径?在英国自由主义者看来值得追求的状态,在法国自由主义者眼里却是社会瓦解的态势。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考虑问题时可能具有片面性以及个人主义所具有的多种维度。前者注重哲学维度而忽视社会维度,后者则恰恰相反。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一套与旧社会全然相异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被托克维尔视作民情的产物和激情的迸发而遭到忽视。就好像大革命之后,人们回到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而拿破仑乘虚而入篡夺了主权。革命没有创造什么,只是摧毁了什么和保留了什么。因为在托克维尔眼里,制度、社会、民情才是真实存在的,而观念、思想、意识仅仅是前者的产物而不具备自身独立的逻辑。他在论述18世纪的哲学家们的观念如何形成时说: “他们这些思想是眼前的那个社会自身的景象向他们自然提供的。”社会唯实论和保守主义的理论倾向在他那里显露无疑。因此,他无法看到个人主义社会中的纽带和基础,无法看清在完全脱离了真实社会的大革命洪流中的扩张力量。对他而言,一切动因只能在大革命之前的制度、社会、民情中产生。或许正因如此,尽管托克维尔确实发现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却仍服从于“社会”的叙述而对前者保持沉默。可惜,“大革命的起源是一回事,大革命则是另一回事”。大革命中不仅有起源,还有大革命本身以及大革命的遗产。而法国革命的“病毒”,正如托克维尔自己所说的,还在大革命的“思想与行动”中。

    

   三、法国革命中的“病毒”

   至此,我们必须到托克维尔止步的地方寻找法国革命的“病毒”。傅勒在这里找到了奥古斯丁·古参( Cochin) 。他认为: “托克维尔探求的是( 历史)连续性的秘密,古参则考察( 历史) 中断问题。” 古参致力于探索雅各宾主义的核心。他认为“雅各宾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组织类型完成了的形态,这种社会政治组织是18世纪下半叶在法国传播开来的”,古参称之为“思想社会”。傅勒认为这种“思想社会”是“一种社会化形态,它的原则是,其成员要想在里面扮演角色,就必须去掉自身的一切具体特征,去掉自己真实的社会存在。……它预示了民主的运转机能。因为民主也是在一种足以建构个体的抽象权利中使个人平等化的,这种抽象权利就是公民身份,它涵盖并确定了每个人的人民主权的份额”。可见,“思想社会”是一种全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社会形态。我们说它预示了民主的运转机能,不如说它本身就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当真实社会的一切差异和等级都被否定后,政治必须在抽象层面建立认同和共识或者说意识形态,这就是“思想社会”的作用,它是所有形式的民主政治所必须具备的,也是托克维尔无法觉察到的地方。而法国的特殊之处在于“思想社会树起来的是一种纯粹民主范式”。纯粹民主范式消除了政治与社会的一切距离,也就是说,它使原本可与真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而发挥统合作用的“思想社会”完全替代了真实社会而发挥作用。这种极化过程使原本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成为了真理,而“思想社会”则成为了超然的存在。“思想社会一旦上升到其曲线的最高点,就变成了一个政党,自命代表社会和国家,处于对等地位。”“人民”就成为了这个“政党”。这是雅各宾主义的确立过程。然而,纯粹民主仅作为意识形态,尚不足以发生足够的影响,它还必须获得权力。因此,在古参看来,是纯粹民主挑选了雅各宾的领袖们并统治了国家;是“思想社会”以人民的名义开启了一种“清洗机制”,而粉墨登场的各路领袖只不过是纯粹民主逻辑扩张过程中不断被拣选的代表者。他们要做的仅仅是根据共识划分社会阵营并清除反叛者,从律师和神甫到斐扬派和吉伦特派,他们最终背叛了雅各宾主义,最后由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促成了雅各宾主义的完型并终结了这一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没有人能够控制革命。这是贯穿于大革命过程的逻辑,也是一个否定的逻辑和在否定中寻找肯定的逻辑。“人民”最终只能在简单粗暴的否定中确认自己并统治自己。至于纯粹民主的来源,古参始终未加以回答,也不在他的理论视野之内。

   古参展现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动力机制。他发现了大革命的创造,即“思想社会”与雅各宾主义。它们不仅弥补了托克维尔理论的空缺与局限,也显示了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强大动力。但对于我们的问题而言,由于古参不同于托克维尔,他的理论焦点仅仅集中于大革命本身,因此,他的研究成果是否可以用来解释法国经久不衰的革命动力尚需检验。若能够用于解释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探求在1794年寿终正寝的雅各宾主义是以什么形式潜伏在之后的历史之中的。但是古参把大革命中的斗争和矛盾完全简化为雅各宾意识形态的扩张过程,使他忽视了这个过程中与雅各宾主义相对抗的观念,忽视了托克维尔所关注的传统因素,因此他无法理解为何1789年首先会出现主张代议制的观点。

   虽然古参的理论焦点限于大革命,但上文的论述中已提及,在他的理论中其实揭示了民主社会所必需的新的认同机制和意识形态,也就是“思想社会”。包含公民身份和人民主权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或者说是话语体系成为所有近现代政治社会凝聚力的核心。尽管法国“思想社会”的极化导致了深重的苦难,但并不能否定它在现代民主国家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而“思想社会”的极化,也就是雅各宾主义中包含的深刻历史原因。古参并没有追问形成纯粹民主的过程,其仅仅说它是在1750年前后形成。傅勒对此进行了简短的分析,认为它在卢梭那里得到了最系统的界说,并为革命话语作了准备;而在托克维尔那里,它可能被视为法国长期以来绝对君主制和启蒙思想的产物。可见雅各宾主义不仅包含了“思想社会”的特征,也包含了法国的传统因素。毋宁说大革命所创造的是一种新的形式,传统的、现代的思想和观念在其中得到了筛选和重组。大革命是经这种筛选和重组的极化模式,而之后的法国史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不断的筛选和重组的过程。也因此,大革命的幽灵才有可能在革命后的法国历史中不断地重现。

   由此可见,法国革命的“病毒”不仅在于这种新形式,还在于这种形式下的筛选和重组的过程。古参把纯粹民主视为大革命时期这种筛选和重组的结果,并称之为雅各宾主义。但事实上即便是罗伯斯庇尔也未曾用纯粹民主来表达他的愿望,并且他还曾经抨击“那些希望建立‘纯粹民主……’的人”。至少在1793年以前,民主与纯粹民主在语义上几乎没有区别,当时的人们始终将民主等同于纯粹民主,并视之为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的源头。因此,在当时人们的理解中,他们追求的并非民主。西耶斯赋予代议制以正当性基础并使其区别于民主政体,而布里索则通过定义“共和制”来与直接民主相区分,民主在他们看来始终意味着古希腊与古罗马,意味着自由人与奴隶,法国不适合也不能进行这样的实践。可见,无论是西耶斯还是布里索,无论是高额的纳税选举制还是两级选举制,他们在追求人民主权和公民理想时,始终试图把这种理想仍旧束缚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因为他们知晓,古典的纯粹民主、公民理想是以粗暴的排斥和牺牲为基础的,他们希望建立一种温和的区分标准以满足现实与理想两方面的诉求。但很显然,在1789年绝对的人民主权形象随着西耶斯发表的著名设问“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确立时,现实的束缚已是不可能了。所有的法国人都希望拥有政治表达的权利来成为这个“一切”的一部分,成为公共意志的表达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实现自我的解放与统一。所有问题都转化为了政治问题。这是“思想社会”形式的内在动力。因此,用波考克的话来说,大革命就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想”不断摆脱“盖尤斯的法律公民(臣民) ”的过程,也是一个人自我从物质、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最终这种冲突在一个民选领袖的卡里斯玛中暂时得以共存。而当卡里斯玛遭到瓦解时,冲突则会再次显现出来。

   在大革命之后,人们都在致力于终结大革命,并为大革命的原则套上缰绳。贵族思想早已在“思想社会”中被排除,“中间体”也随之遭到遗弃,可资利用的似乎只剩下启蒙思想。而政治理性主义正是启蒙思想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它企图在政治与社会中间划定一条温和的界线,并把一切的理想和激情放逐到社会和物质利益之中,把政治的统一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以遏制雅各宾式的公民理想。但这仅仅是回避了问题,而非解决了问题。社会现实所固有的不平等将会以社会问题的形式重新激发公民理想的激情。可见,政治理性主义的代表们其实是企图用另一种社会虚构来束缚大革命的原则,公民在这一虚构的社会中只意味着所有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被称为是“现代人的自由”。他们虽然自诩以社会为基础构建政治制度,但正如罗桑瓦龙所评价的,对于他们而言,“社会联系显得像是一种建构,而不仅是一种前提条件”。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法国人实则在用一种乌托邦对抗另一种乌托邦,他们企图在大革命的“思想社会”中置入其他的原则以缓和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显然乌托邦之间不可能达成任何调和。他们所做的毋宁说是在构建另一种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压制大革命的意识形态。这是两种关于“公民———社会———国家”的想象,它们分处社会现实的两端,无法与社会现实相契合。因此,他们始终是不稳定并且容易互相转化的。托克维尔对此可能会说:“法国人对普遍体系的崇尚使得他们难以在两者之间获得任何妥协。”诚然,对普遍体系的崇尚是前提,但对普遍体系的崇尚并不足为惧,令人畏惧的是普遍体系的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而当一种解放的逻辑与激情在其中迸发时,革命也就势不可挡了。至此,或许我们能粗略地理解法国革命的“病毒”所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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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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