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建平:法国违警罪制度对我国劳教制度改革的借鉴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6 次 更新时间:2014-01-20 20:41:23

进入专题: 法国   违警罪   劳教制度  

卢建平  
这与刑法所规定的刑罚是有本质区别的;第四,行政刑法的执法机构,为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且其宗旨是为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保障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职能和目标。[60]

   而行政刑法的刑法属性说,是认为“我国的行政刑法应属于刑法的范畴”。理由是:第一,从形式上说,刑法有广狭两义。广义刑法是指一切规定犯罪与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除刑法典外还包括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等。狭义刑法只是系统规定犯罪与刑事责任的法律,即只是指的刑法典。我国的行政刑法规范是分散在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之中的,这些显然属广义刑法的范畴。第二,从程序上讲,行政刑法适用的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而非行政诉讼程序。第三,从实质上说,行政刑法受刑法原理的支配而非行政法原理的支配。[61]就法国的经验看,违警罪虽然轻微,但一律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规则,当然是简便易行的,这对于法治而言尤其重要。

   如今看来,行政刑法的行政法属性说过于迁就我国行政权独大的现实,有“存在即为合理”的嫌疑,而且经实践检验其结果弊大于利,由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被修正,相关制度实践如收容审查、遣送或劳动教养等均被废止或面临重大改革。而行政刑法的刑法属性说,因为其特别强调适用刑法原理和刑事诉讼程序规则,符合法治完善的大方向。

   (二)改革建议

   法国违警罪制度迄今已运行二百多年,究其奥秘,不外两条:一是与时俱进,不断革新,而非一成不变;二是恪守法治与科学原则:虽然违警罪的罪刑轻微且量大面广,但始终坚持司法化处置,程序法定又简便易行,控辩审结构完整,不仅科学合理,更符合人权保障的法治要求。

   与此相比,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不仅需要明确其法律依据甚至是宪法根据,更需要对其实体内容和操作程序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以适应我国完善法治、保障人权的新形势。一句话,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需要“脱胎换骨式”的改革。

   1.刑法以刑(刑罚)为主要识别标志,而刑的实质为痛苦(肉体的或精神的),由此,无论是从国际或区际人权公约(如《欧洲人权公约》)的视角,还是从我国《宪法》第62条第(三)项[62]或《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看,旨在限制剥夺自由的劳动教养应视为实质意义上的刑罚,应该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受罪刑法定主义的约束。我国理论界实务界目前关于劳动教养性质的无谓争论(诸如刑罚说、行政处罚说、保安处分说、独立的制裁措施说等等)可以休矣!当务之急是为我国的劳教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借鉴与制度设计。

   2.既为刑罚,则必受司法监督,必经法定程序。法治的一大特征在于强化司法官的权力,强调行政的司法化,而非司法的行政化。[63]法国的违警罪虽然性质轻微,数量庞大,但其法律法规依据明确,构成要件严格,审理程序严密,符合法治的要求。《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对所有刑事罪名的指控(英文为criminal charge,法文为toute accusation en matiere penale [64])要求确立公平审判的原则;2004年,在北京举行的第17届国际刑法大会专题研讨了刑事诉讼原则在纪律程序中的适用,其宗旨就在于强化对限制剥夺公民权利自由的刑罚与纪律制裁的司法监督。[65]学界建议的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司法化改革的实质就在于加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与监督。[66]

   3.在法治主义指导下,或以刑罚作为单一标准,或以刑罚与保安处分的二元标准,构建统一刑法体系,而在刑法的调整对象与方法上,依据犯罪的严重程度或刑罚的严厉程度,将犯罪进行分层,或二分,或三分,或四分,或者进行更多层次的划分,是包括两大法系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我国在清末、民国期间也曾设立违警罪。[67]这些经验值得学习借鉴。我们的具体建议是,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引入犯罪分层[68]的思路,增加“轻犯罪法”或“违警罪法”[69],通过适当降低犯罪门槛[70],将部分治安管理处罚或者劳动教养的对象行为纳入犯罪圈,实行刑法干预。《刑法修正案(八)》对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入罪化处理,对于危险驾驶中的醉酒驾车的入罪化处理,可以说是犯罪分层思路的体现。而对于某些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人(如精神病人),可以考虑将保安处分法律化的做法,在“轻刑化”和“多元化”两个原则指导下对我国的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改革[71]。根据社会发展进步和法治的要求,对原属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进行分解处理,或入罪,或保安处分,或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治安处罚,从而逐步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并以此为契机全面改造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以便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使法治主义能够贯穿于我国违法犯罪的系统治理实践之中。这样的改革方案显然已经超出了常规理解的劳动教养制度司法化改革方案,而应改称为“法治化改革方案”。

   4.在尽量扩大司法干预以调节社会矛盾、处理社会纠纷范围的同时,要努力探寻司法规律,塑造司法的独立品格,使司法真正成为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和对人民权利的强力保障,也即使司法成为真正的司法,而不是倒退到司法行政化的老路上去,更不是让司法权沦落为行政权或警察权的附庸。司法权也要与时俱进,要兼顾科学与法治,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实体法上对轻重犯罪进行区别对待,在程序法上实行繁简分流,以尽可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更高期待以及更加专业、精细与良善司法的需求。

   当然,若要推行以上的改革建议,一方面降低犯罪门槛,扩大犯罪圈;另一方面推动刑罚体系向轻缓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以改变我国目前“重罪重刑”的小刑法体系结构,我们势必要回应以下几个核心问题:

   一是如何防止犯罪化所带来的标签效应?法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对犯罪要分层,刑法的干预也要分级。对于数量庞大的罪行极其轻微的犯罪人,可以不计前科。法国的国家犯罪记录(easier judiciaire national)系统共有三种表格,1号表记录了所有的判决裁定,仅提供给司法机关;2号表记录了大部分的判决,仅提供给有关行政机关,3号表记录了重罪和轻罪的判决,仅根据当事人申请而提供给本人。这样就能有效控制和限制犯罪的标签效应。

   二是如何解决犯罪数量大幅攀升与司法资源硬约束之间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司法机关推广快速、简易的程序,设立社区法庭(tribunal de proximite),推行刑事和解(composition penale),广泛运用刑罚的替代措施,同时多方探索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如法国社区法庭的非职业法官)的结合,应是可行的方案。

   三是如何看待犯罪圈扩大化对于社会治安、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分析。扩大犯罪圈势必会提升犯罪的数量,但犯罪数量的增加不一定就增加人民群众的不安全感。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关键是要普及犯罪学常识,通过犯罪统计数据的公开发布,让人民群众获得准确的信息,并学会如何正确理解分析和判断社会治安形势,从而理性地发表自己的见解(informed opinion)。

   四是小恶与大恶的关系如何处理?要树立依法治恶的理念,不仅依法治大恶,更要依法治小恶。小恶不除,大恶必至。随着刑法(罚)制度改革向着轻缓化、多元化的方向迈进,势必出现轻罪化、非刑罚化的势头。面对天文数字般的轻微犯罪,我们该如何应对?犯罪的性质或程度虽然有轻有重,但依法处置犯罪的原则不能有所差异,不能以不法对付犯罪。通过程序繁简、刑罚轻重的不同安排,合理配置资源,以快速简易程序轻缓处罚治理大量轻微犯罪,而将有限资源集中处理少数严重犯罪,这是科学治理犯罪的基本要求。

  

   三、结语

   西方法治有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即其对于公民个人自由的推崇和严格保护(如英国1215年的《权利大宪章》第39条,法国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7条)。正如洛克所言,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保护自由,是法治的缘起,也是法治的归宿,自由和法治是连接在一起的。换言之,没有自由,便没有法治;反之,没有法治,也就没有自由。我国长期缺乏这样的自由观,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自由观只存在于抽象世界,而在现实世界中,自由长期不受重视。劳动教养不经司法审判就长时间剥夺公民自由,不仅反映了我国法治的欠缺,更反映了自由的缺失。一定意义上说,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其意义堪比我国死刑制度的改革。死刑的实质在于一次性地剥夺生命,而生命其实是可以分解为无数个单元的。如果一个人生命中的某些部分可以不经正当合法程序就被限制或剥夺了,也就等于说他在这段时间里“死”了!不自由,毋宁死!因此,在我国未来的法治之路上,我们要像重视生命权一样重视自由。

   附表一:法国“罪分三类”的标准与意义

  
 

   卢建平,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暨常务副秘书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国际刑法学协会执行委员、副秘书长暨中国分会秘书长。

  

   【注释】

   [1]关于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及其引发的论争,主要参见陈兴良:“劳动教养:根据国际人权公约之分析”,《法学》2001年第10期;周光权:“‘危险个人’的确定与劳动教养立法”,《法学》2001年第5期;储槐植:“从国情出发思考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中国司法》2009年第3期;赵秉志:“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方向与方案”,《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陈泽宪:“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冬季号;刘仁文:“调整我国刑法结构的一点思考”,《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张绍彦:“劳动教养的轨迹及去向”,《法学论坛》2008年第4期;张建伟:“监禁权专属原则与劳动教养的制度困境”,《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曹树彬、姜爱东:“劳动教养制度与人权保障问题研究”,《犯罪与改造研究》2009年第10期;储槐植、陈兴良、张绍彦:《理性与秩序: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高莹等:《劳动教养制度的价值定位与改革方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周盛军主编:《劳动教养教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2]参见赵秉志等:“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司法化改革方案”,载赵秉志主编:《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3年卷·上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4~540页;卢建平等:《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刑事法律的完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161页。

   [3]参见张智辉等:《比较犯罪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9~190页。也请参见田兴洪:《宽严相济语境下的轻罪刑事政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8页。

[4]参见J. Mouly: La classification tripartite des infractions dans la legislation contemporaine, R. S. C.,1982,pp. 3 et s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法国   违警罪   劳教制度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刑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640.html
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