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建平:法国违警罪制度对我国劳教制度改革的借鉴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6 次 更新时间:2014-01-20 20: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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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建平  
从而使重罪变轻罪,轻罪变成违警罪。理论上看这样的做法是违法的,因为将发生在夜间的盗窃(重罪)看成一般的盗窃(轻罪),无疑于颠倒黑白,但这种轻罪化、违警罪化又有现实意义,所以仍不得已而为之。[46]虽然争议不断,但罪分三类这一制度最终坚持了下来,并成为法国刑事司法的特色。

   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资本主义国家被誉为近代刑法的典型,或资本主义国家刑事立法的典范,所以这个法典具有较大的影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典,基本上是沿用了1810年法国刑法典的规定。比如1871年《德国刑法典》第1条即规定了重罪、轻罪和违警罪[47]。“罪分三类”的模式几乎覆盖了19世纪的欧洲大陆。

   不过,自法国的违警罪制度确立之初,罪分三类的做法就受到了“二分法”(或分成轻罪、违警罪,如荷兰、意大利,或分成重罪与轻罪,如德国、奥地利)的冲击,其中德国的实践对于法国的制度冲击是最大的。例如,1813年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在为巴耶州起草刑法时,即将违法行为的实质内容分为“法律破坏”与“警察违反”两部分,并认为应进一步将“法律破坏”划分为重罪和轻罪,规定在传统刑法典中;而将“警察违反”视为违警罪,规定在警察刑法典中。[48]费尔巴哈主张将警察刑法独立的思想首先在德国符腾堡州1839年的《警察刑法典》中得以实现,之后黑森州1847年《警察刑法典》,巴伐利亚州1861年《警察刑法典》和巴登州1863年《警察刑法典》等都采纳了这一思想。虽然在1871年德国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警察刑法的思想遭受到了很多的反对,德国刑法典也基本照搬了法国的三分法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争论就此结束。相反,在这部刑法典出台以后,一直受到李斯特等著名学者的批评与反对,他们认为,违警罪系纯正的秩序违法行为,应该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而由一个专门的法典加以规定。[49]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行政权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渐提升,行政法的日益膨胀,刑法学者郭特希米特(Goldschmidt)在警察犯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行政犯的理论,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波折,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行政刑法的理论。联邦德国1949年至1954年完成的《经济刑法》、1952年的《秩序违反法》使行政刑法的理论成为现实,也由此带动了相邻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也制定了各自的《行政刑法典》,形成战后第一次行政刑法立法的高潮。[50]到了1974年,联邦德国全面修订《经济刑法典》。1975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新刑法典,一方面将原刑法分则第29章的违警罪全部删除,另一方面将一些常见的违警行为,如旧刑法中的伪报姓名身份、妨害安宁及重大骚扰行为等分别并入《秩序违反法》。当然,违警行为中有必要升格为犯罪的,仍旧规定于新刑法中。至此,违警罪的刑事犯罪性质被排除,违警罪仅被视为对法律的一般违反,只处行政罚款,而不处刑事罚金。联邦德国因此成为西方国家行政刑法与刑法典分立的典范模式。受其影响,罗马尼亚于1960年,波兰于1971年,葡萄牙于1979年,前苏联于1980年,意大利于1981年,以色列于1985年先后制定了规范行政刑法运作的框架式立法,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行政刑法立法高潮。[51]

   虽然德国等为代表的国家背离了罪分三类的做法,但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希腊以及非洲的法语国家依然保留了“罪分三类”的传统。[52]我国学界曾有人认为,“随着刑法的发展,犯罪分类的这种实质内容由于强调这个分类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中的实践意义而逐渐变得模糊了。而且,在今天西方国家刑事立法中,违警罪一般都不被视为犯罪而纳入了警察行政处罚的范畴”。[53]这一说法显然不尽准确。在法国为代表的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违警罪依然被视为刑事犯罪、整体纳入刑法体系,其所受处罚依旧是刑罚—当然是刑罚中程度最轻的违警罚。德国因为其 1975年的刑法改革将违警罪从刑法体系里剔除,由此成为大陆法系中行政刑法的典型代表。

   自1810年至今,法国政治风云变幻,政局多变,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异常激烈,但法国刑法典的修订似乎没有遇到多大的阻力。令法国学界引以为豪的是,法国新刑法典得到了极为广泛的赞同。因为,它在付诸表决时获得绝对多数通过,并且未提交宪法委员会审议。而最近十五年来(自宪法委员会的作用增大以来),法国凡是涉及刑法或刑事诉讼法领域的所有法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经过宪法委员会审查,而组成现在这部法典的五部法律却都不是这种情况。究其原因大概是,新刑法典的各项条文的谨慎态度,以及新旧刑法典之间的很多“一贯性”(continuite),“罪分三类”的传统得以保留,即是明证。[54]

   当然,一项制度若要垂范久远,也要不断变革。为了应对20世纪60年代起始的犯罪高峰,特别是轻微罪案群发的态势,多数国家(如德国)选择了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策略,大力推行替代措施。而法国坚持在刑法体系内对违警罪特别是大量的交通犯罪进行处置,通过1972年1月3日法、1985年12月30日法创设了定额罚金、刑事裁定等方式,以避免适用传统过时的刑事追诉和违警罪审判模式。这一变革相对于传统模式的刑事司法而言无疑是颠覆性的。不仅如此,法国在审理机构、诉讼程序上也不断变革创新,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其社区法庭(Tribunal deproximite)的设立,贯彻了简便、快捷、公平司法的原则,体现了便民利民的指导思想。

   另外,法国1992年修订刑法时,也对违警罪的刑罚制度进行了修改。此前的刑法典对违警罪规定了罚金和自由刑(两个月以下的监禁刑)作为主刑。这一做法引发了争议。法国宪法委员会在1973年11月28日的第73-80L号决定中强调,根据《法国宪法》序言、《法国宪法》第34条第三款、第五款和《法国宪法》第66条的规定,违警罪的定罪与量刑,若不涉及剥夺自由的刑罚,均属法规调整的范围。反言之,只要涉及剥夺自由的刑罚,就已经超出了法规调整的范围,必须改由法律加以规定。为了体现对于人身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尊重,法国新刑法典对违警罪取消了一切监禁刑。[55]

   法国著名政治家巴丹戴尔在向法国议会提交刑法典草案时曾疾呼:法国是民主国家,民主应有助于建设模范的法治国家。刑法典应该符合刑事领域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的基本规则,尤其是和法国人权宣言和欧洲人权公约所确立的原则保持一致。[56]罪分三类的做法、违警罪制度之纳入刑法典,可以视为法国对于大革命所确立的法治、人权传统的坚持,更是对“自由、平等、博爱”(Liberte, egalite et fraternite)这一法国国训的张扬。

  

   二、借鉴启示与改革建议

   (一)借鉴与启示

   法国违警罪制度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和制度框架,我们不能照搬。其刑罚主要为财产刑与资格刑(剥夺或限制权利刑),也与我国劳动教养长期限制剥夺自由的实质有别。因此,法国的违警罪对于中国劳教制度改革的借鉴意义也许就在其制度化和法治化的特征(法律依据、司法程序等)。特别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法国这样一个素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将本不属于法律规定范围(相当于我国《立法法》第8条所规定的法律调整的范围)而属于法规(相当于我国的行政法规)范畴内的违警罪,划归普通法院系统而非行政法院系统管辖,同时配置了社区法庭、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等灵活便捷的审判机构和程序,既体现了其对法治主义的坚守,也折射出其对效率原则的追求。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诞生并发展于法治尚未健全的年代,在那个年代,行政权较强势,在某种程度上政策取代了法律。尽管在劳动教养制度施行的过程中也曾经制定了一定的规范文本如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但这些文件均属于行政法规的性质,而其所规定的劳动教养无疑是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依据2000年《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而《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两相对照,劳动教养制度直接违反了宪法、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存在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57]历史地看,尽管它也曾经发挥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因为这一制度集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不仅助长行政权不断膨胀、扩张的趋势,而且对公民权利和自由造成巨大侵害又欠缺必要的救济,是警察国家的典型标志,为法治国家所不容。

   警察国家是由专制国家演进为法治国家的一种过渡性质的国家形式。这一时期,强调“国家本位”为特征,国家至上,行政权力高度集中,无限扩张;对国民而言,是以“义务本位”为特征,个人的权利被忽略或被蔑视。国家专以造福人民为目的,而不注重达成目的的手段,所以警察国家的理念不为现代法治国家所赞同。

   在资本主义形成和上升时期,孟德斯鸠基于社会契约和防止权力腐败的立场,最早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文为Etat de droit)的思想,强调应以法律来治理国家;国家非依行为时已有的明确法律规定,并通过合法的程序,不得对公民进行处罚或制裁。这一时期所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和“权利本位”,一切法律均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为中心。法治国家的核心就是要对涉及公民生命、自由及财产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刑事惩罚实行罪刑法定;换言之,没有罪刑法定,没有刑事法治,法治国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58]

   法治国家与警察国家的最大区别,就是行政权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一方面是立法对行政权的严格限定;另一方面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行政的司法化,而非司法的行政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在诸行政权中,警察权是最受法律限制的,警察权的设定和行使必须遵循以下原则:①公共原则,是指警察权行使具有一定的边界,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必要,除此以外,警察权不得干涉。②责任原则,是指只对负有责任者行使警察功能。③比例原则,是指警察功能仅止于维持公共秩序必要的最低限度。其条件与状态,与秩序违反行为产生的障碍应成比例。④程序原则,是指警察权的行使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警察权的行使,涉及对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的限制,因此,只有经过法定程序才能保证警察权行使的正当性。[59]

   综上,劳动教养制度因为其价值取向的落后必定被时代所淘汰。完善法治,以限制公权力,加强人权保障,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我国法治进步的方向。就此而言,借鉴包括法国在内的法治发达国家对于违警罪或轻罪、轻微犯罪的治理经验,对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法治化或司法化的改造,扩大司法权对于社会生活的调整范围,有效限缩行政权的干预空间,规范行政权的行使,防范行政权的滥用,符合完善法治、保障人权的大方向,也同样契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加强法治保障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改革精神。

   也正因为此,笔者愿意纠正20年前曾与张明楷教授就行政刑法性质进行讨论时所持的观点,即放弃本人曾经主张的行政刑法“行政法属性说”,而接受“刑法属性说”的立场。

所谓行政刑法的行政法属性说,主要基于当时我国的现实做法。其理由是:第一,行政刑法调整的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因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而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它针对的主要是那些较为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即行政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而非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第二,行政刑法的法律渊源一般都是行政法规范,或分散在行政法律体系的各个分支部门,或集中体现为“行政刑法典”;第三,行政刑法所规定的制裁(也即所谓的行政刑罚)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的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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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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