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叶选平谈广东改革开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7 次 更新时间:2014-01-20 20: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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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进入专栏)  

    

   编者按:

   杨继绳,1940年11月出生,湖北省浠水县人,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教授、《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现居北京。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1968年1月加入新华社天津分社任记者至2001年,任记者时发表多篇社会探讨性文章,如1972年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80年代撰写学术性文章,1984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2000年初起为《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之一、《经济参考报》编委,并继续评论写作。其代表作有:《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近几十年来,杨继绳在研究著述之余,还访谈了一系列人物,经作者授权,“纸牌屋”从即日起陆续推出“继绳春秋”系列访谈。敬请期待。

   “继绳春秋”专栏之一

    

   摘要:

   “高干子弟的提法不确切。他们是一个阶层?你不要把我说得太好。我如果不好,可以把我拿下来。能上能下。干部子女就不能当干部了?利用父兄的地位搞特权,当然不对。他们中有少数犯了法的,因为他父兄的地位不依法处理,更是不对。高干子弟好,不是老子遗传的;高干子弟坏,也不是老子遗传的。

   “中央对地方,除了外贸、金融、财政的某些方面进行必要的控制以外,不妨把体制更放开一点。现在副省长还得中央批。其实,中央只任命第一把手就行,再搞些措施防止拉山头、搞宗派。给省、市、自治区放开一点。现在很多方面越来越集中。如大专院校、科研机构还归中央管。中央讲企业交给地方,应当没有例外。但港口、石油化工,茂名石油还归中央管。把权力下放给地方,让诸侯向中央上税,中央负责东西南北中的平衡。

   “今年省里要搞赤字财政,我坚决不同意。国家搞赤字是有着落的,地方的赤字哪里有着落?经济工作说起来很奥妙,不出乱子的奥秘就是这两条。有钱晚花固然有损失,像地主老财把钱埋在地下一样;但是,乱花,花错了钱损失更大。要看准了再花,把花钱的本事学得好一些。要冷静一点。

   “看一项技术是不是先进,就有看是不是能解决这个地区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每一项技术的出现都有其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搞技术开发、技术引进不是赶时髦,不是片面强调是什么年代的技术。而是要解决问题。

   叶选平,叶剑英长子。1924年11月生于广东梅县。1940年到延安。1941年-1945年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49年在沈阳第一机床厂当车间主任。1951年-1953年在苏联实习。1953年底回沈阳第一机床厂任副总工程师,1956年任总工程师;1962年-1973年任北京第一机床厂总工程师。1973年-1978年北京机电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常委。1978年-1980年任国家科委三局局长。1980年-1983年广东省副省长兼省科委主任,1983年-1985年任广州市市长。1985年-1991年任广东省省长。1991年后先后任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撰文/杨继绳

    

   1986年3月,任省长半年的叶选平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了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我到广东省代表团提出了采访省长的要求。负责接待记者的是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她是一位优雅的中年女士。她说,要采访省长,先写条子,把要采访的问题写在上面,让省长自己选择。她一边说,一边拿出记者给她的条子在我眼前晃了晃,好家伙,一大叠!

   我想,我得提出一个让省长愿意回答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想到当时群众对”太子党“议论很多,对高干子弟当官颇有微词,叶省长当时是职位最高少数几位的高干子弟之一,我猜想他一定会感受到舆论的压力。于是,我除了提广东改革开放的问题以外,还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对高干子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有什么看法?下午递了条子,四点多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就通知我,晚饭后叶省长接受你的采访。

   时间:1986年3月29日晚6:20-9:30

   地点: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广东代表团驻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

   身穿皮夹克的叶选平像是一位工程师,他很随和,一见面就像谈家常一样,谈起了他的经历。

    

   我生逢其时,又生不逢时

   解放战争时期,我20多岁,在晋西北兴县军工系统的机械厂。1949年在沈阳第一机床厂当车间主任。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派一批人到苏联实习,我去的是苏联重型机床厂。1953年回到原厂当副总工程师。1956年当总工程师。既管生产,也管技术。后来到北京第一机床厂。1973年离开北京第一机床厂,离开了机床行业。一共干了24年机床,真有点舍不得。其中,1969年到1970年坐了一年牢。回过头来看,对机床好些问题没有钻进去。我就怕人家说我是专家。

   对政治我有我的看法。看书看得多,会讲一套。我自问:党教育我这么多年,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还是正确的人生观。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些是很纯朴的,是一心为人民服务。对工作负责任是第一条。现在做思想工作很多人不听,原因就在这里。

   我既生逢其时,又生不逢时。我学技术,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打了一点基础,但很不够。由于是战争年代,条件很差。延安自然科学院出来的人,很多当了部长、副部长。党是有远见的。但基础不太好。任何一个人,学知识主要靠自学,靠在工作中学。学好了再工作是没有的。我在工作中很吃力,逼着自己学习。不学就没法工作。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知识,不断更新知识。当车间主任,1万平方米的车间,清一色的苏联给的新设备。不懂得如何维护、保养。有一次出了问题,高岗火了,到车间检查,崩着脸狠克了厂领导一顿。厂长找我算帐。

   工作需要,我不得不认真学习俄文。每天晚上看俄文资料到11点以后。把机床学的大本本都扣完了。我们车间的机床布局原来是群式,总是完不成计划;我建议改成按工序布局,就能完成计划了。懂得了一门外语,就多了一只眼睛。我的几个孩子都生不逢时,都没上大学。我告诉他们,实践是广阔的天地,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高干子弟的提法不确切。他们是一个阶层?你不要把我说得太好。我如果不好,可以把我拿下来。能上能下。干部子女就不能当干部了?利用父兄的地位搞特权,当然不对。他们中有少数犯了法的,因为他父兄的地位不依法处理,更是不对。高干子弟好,不是老子遗传的;高干子弟坏,也不是老子遗传的。我现在有了一点成绩,更多是党和社会对我的教育。因为家庭关系,我比较早地参加了革命队伍。没有这个家庭不会有这么早。我是15岁到延安的。进延安自然科学院、进工厂是时代的需要。1973年,我离开北京一机床到北京机电局当了副局长,1978年到国家科委任三局局长,1983年到广州市当市长,去年下半年到省里。刚到广东,我抓科技,抓计划生育,抓核电站,什么工作我都感兴趣。一上手就觉得有味道。这些也是很好的锻炼,对我的提高也有好处。从一机床到机电局,接触到机械工业了,刚熟一点,又到科委三局。高能物理设备、空间技术、计算机都在三局。学了两年,刚摸了点门,又调到了广东,当了副省长,还是抓科技。

    

   广东改革开放要抓三件事

   谈了他的经历以后,话题转到广东省的改革开放。他不谈大战略,很注意操作层面。谈话还带有科技干部的特点。他说:在提出全面步署之后,从什么环节入手,有很大讲究。广东经过七年的改革开放,下一步要抓好的几件事:

   第一,搞活经济活动的基层单位应当摆在经济工作的重点。

   农村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以家庭作为一个单元,家庭是农业战线的基层单位。联产承包增强了家庭的活力。给家庭以足够的自主权。新的联合体也以家庭为单元。

   城市也应当增强企业的活力。城市经济活动的单元体是工厂和商店,再往下就不完整了。

   增强基层活力是城市经济的中心。农村好办,搞得比较快,城市复杂一些,改革的进展比较慢一些。

   企业有了活力后,发展横向联合,组成新的联合体。联合体组织是为企业服务的。

   企业是经济大厦的第一层砖。第一层砖铺好了,第二层该铺什么就铺什么。不该铺的就拆掉。这是我的理解。

   改革改什么?要根据基层所反映的问题、提出的要求进行改革。

   首先要划清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国家给企业什么条件,什么权利,企业承担什么义务,要搞清楚。这就得先明确企业的社会职能。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划清了以后,企业内部需要好好改革。划清了大的利益关系为企业内部改革创造了先决条件。

   过去讲权,责,利。前两年讲十项权力下放给企业,讲得不少,有些还没有落实。现在要讲责任,讲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企业活了,自负盈亏了,再抓宏观,才有基础。

   综合部门要干综合的事,不要抓微观的事。现在省长到沙角电厂抓调度。省长做了厂长的事。体制不行,这是没办法的事。

   第二,工厂的人事制度、用人制度改革,要早一点下手。现在用人制度的弊端很多,每个人发一个铁饭碗,不管勤快还是懒惰。涨工资按年头,到了年头,不管工作态度如何,工作业绩如可,一样地涨工资。如果我有权,有这么多钱涨工资,我不这么涨,而是用来奖勤罚懒。改革人事制度就是要奖勤罚懒。对干部的考核也应当有相应的考核办法。如广东出了这么多案子,现在只办本人,对他单位的领导人没有认真追究。我们的老传统是,这个单位的某人出了问题,领导也要负责任。如果这个单位总是出问题,说明这个单位领导不行。

   要把能干的人显出来,把吊儿浪荡的人暴露出来。

   人事编制一年一年地超编,人多得一塌糊涂。只好一次一次地精简。但是,精简一次,膨胀一次,人浮于事的问题一直不能解决。要想办法调动人的积极性,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管理办法。现在铁饭碗根本没有破,反而越来越牢靠。我一直主张搞计件工资。我在沈阳第一机床厂当总工时就有这个主张。为此,1959年我写了一份检查。这份检查还装在我的档案里。

   第三,中央对地方,除了外贸、金融、财政的某些方面进行必要的控制以外,不妨把体制更放开一点。现在副省长还得中央批。其实,中央只任命第一把手就行,再搞些措施防止拉山头、搞宗派。给省、市、自治区放开一点。现在很多方面越来越集中。如大专院校、科研机构还归中央管。中央讲企业交给地方,应当没有例外。但港口、石油化工,茂名石油还归中央管。把权力下放给地方,让诸侯向中央上税,中央负责东西南北中的平衡。

    

   广东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七五计划”中提出了增长速度问题,我们想了很多。对速度得有定量的分析方法。工业生产中有几个制约因素:一是生产能力;二是原材料、资金;三是市场;四是经济效果,赔钱的事不能干。每个单体(企业)能够生产多少,就看这几个因素。汇总起来就是增长速度。

广东的生产能力是具备的。我到汕头、潮州、揭阳看了八天,考察了40多个企业,很鼓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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