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凛:社会急剧转型中的党建科学化途径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若干重大政治命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0 次 更新时间:2014-01-11 11: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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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凛  

    

   党的工作作风的“政治”与“法治”分析

   对于同一问题,不同学科的人从不同视角分析,可得出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结论。在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党的工作作风与党群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党建”命题,也是一个“政治命题”、“法治命题”,这需要我们从依法治国、发展民主政治的高度,从政治学、法学视角作进一步分析。

   从政治学角度看,在我们这个时代,党群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桑玉成教授认为:首先,新时期的党群关系,肯定不是革命时期、延安时期的那种关系,甚至也不是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关系。现在,“谁是群众”有点说不清楚了,党群关系在社会关系领域的表现,基本就是官民关系;当前的很多矛盾和问题,基本上就是官与民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抽象地说,党群关系实际上就是政权体系与外部的关系,就是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其问题实质,就是政权与人民性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政治原理,需要通过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来体现。其次,现在我们之所以重视党群、官民关系问题,在于我们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正如毛泽东所言,“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还在党自己身上”。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历史性奇迹,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党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价值思路、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缺乏成熟的思路,再加上腐败等问题,就会导致认同危机。第三,解决工作作风、党群关系问题,不单单是我们常说的“治标”、“治本”问题,它背后涉及一些深层次的根源,需要我们从良好的政治发展理念角度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新时期,党不是以前的党了,群众也不是以前的群众了,党群关系的地位和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必须用一个比较宏达的顶层设计来建构新时期新阶段的党群关系。

   从依法治国角度看,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改进工作作风的新思路。童之伟教授认为:首先,在战争年代,为了获得后勤保障和政治支持,我们的党和军队要依靠群众。建国后,执政党掌握了一切资源,官员某种程度上异化为人民的主人,民众对官僚主义等极度愤慨。这种愤慨,不是针对我们党的,而是针对某些党员干部的。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展经济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但今天,“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有所缓解。第三,公车等“三公消费”问题,是官民关系的一个爆发点。若经济发展速度过慢、低于6%,民众的福利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而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很好地为百姓共享,则是造成官民矛盾、党群关系紧张的内在经济原因。法治不完善、分配不公、权力腐败、法院审判制度问题等,都影响党群关系,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加以根本解决。第四,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从严律己。如果执政党不能把自身问题解决好,就没有中国的未来。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推进国家民主。另外,党群关系要逐渐落实到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能上。而且,仍然要注重经济发展,一旦经济停滞,党群关系问题就会变得紧张;经济发展了,就需要政治体制跟上,说到底,中国的有些问题,必须用政治手段解决。

    

   国外政党联系民众的经验与教训

   我国的计划经济建设模式、党的领导体制、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都深受苏共影响。1991年,苏共亡党亡国,其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很多,但作风与党群关系问题,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刘靖北教授指出,从工作作风角度观察,苏共垮台有三个方面值得反思:首先,在作风建设上,苏共的确没有我们党这么高度自觉。苏共的文献,包括党的决议、文件汇编、解密档案、党章等,不像我们党这么系统地论述作风建设。我们党从延安时期,就把三大优良作风看作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标志。其次,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在列宁时期,苏共思想作风比较好,较好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顺应了时代需要。但从斯大林时期开始,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严重,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僵化、教条化。二是用实用主义的办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搞的所谓“列宁主义”,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想法。三是把党的领袖当作真理的化身,斯大林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都是这样做的。四是用行政手段干预思想问题,用暴力对待意识形态的不同意见者。五是照本宣科、大话空话成风。有一个《真理报》主编多次参与起草领导讲话稿,其固定模式就是:第一“资本主义一定灭亡”,第二“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不足”,第三“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团结的”。六是理论脱离百姓,整个理论体系跟老百姓没有关系。同时,理论脱离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失去了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再次,官僚主义盛行。列宁曾经对官僚主义有过精辟的阐述,认为官僚就是一个特权的阶层。在斯大林时期,官僚主义已经形成:追逐权力、寻求晋升成为官员的主要目的;干部固化、利益固化,人才难以流动;干部队伍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对事情无动于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特权现象、裙带之风、享乐作风盛行,这严重窒息了党内活力,妨碍了社会公平正义。

   当今世界被称为政党政治世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政党执政,实行政党政府。尽管中外国情不同、党情不同,各国政党政治有一定的个性差异,但也有一定的共性,尤其是在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方面,国外政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对此,季正聚教授认为:首先,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谈党群关系不外乎四个维度:一是利益维度,政党要给群众以利益;二是权力和权利维度,要正确处理政党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关系;三是情感维度,群众对政党的认同,不是简单的理性认知,而是带有感情色彩;四是法律维度。其次,进一步讲,政党和群众的关系不外乎四种关系:一是政党通过政府政策去回应民众诉求;二是通过政党基层组织与群众建立一个比较牢固的联系;三是通过意识形态和理论解析去影响群众;四是通过政党纲领和理论宣传去影响民众的态度和认知,通过各种手段方法去改变或影响群众对该政党的印象。这要求政党必须处理好政党与公共舆论、政党与利益团体、政党与不同公民、政党与自治性政治等几个方面的关系。第三,在目前媒体社会,西方政党特别注意运用媒体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一是注意对领导人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政党领袖的形象和个人魅力很重要。二是注重对自身政纲和理想信念的宣传,给民众传递一种正面政党信息。在宣传中,议题设计很重要,要想方设法处理好“好看、叫好、叫座、落好”之间的关系;同时注意理论的周全性、逻辑上的自洽性和闭合性。理论创新很关键,法国社会党“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很受民众欢迎,但理论创新要有一个边界,防止出现创新疲劳。三是注重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通过这种方式,政党也可以很好地引导舆论。第四,各国政党都面临腐败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一般来讲,各政党要把腐败控制住,首先是不能使之泛滥成灾,其次是反腐败要形成制度,使“烂苹果”及时不断地被剔除。国外反腐做得好的政党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领导以身作则,有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二是反腐败的力度和查处腐败的概率是统一的。三是腐败的标准因人而异。新加坡做得比较好,值得好好研究。古巴尽管国家贫穷,但没有毒品、没有腐败、没有有组织的犯罪,执政党与人民同甘共苦、威信高,也值得很好研究。第五,联系群众的常态化、机制化、平台化问题。国外很多政党,如日本自民党、西欧社会党、美国两大政党等,平时都要去拜访民众、去做义工。越南共产党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重大问题提前公布于众、满足民众政治好奇心理等来获得百姓拥护。第六,执政党要满足、实现民众利益。但要注意:一方面,民众利益不单是工资、房子等物质利益,而是像马斯洛说的那样,民众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民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如现在西方经济危机,很重要的问题是福利经济危机,不管谁上台,谁都不敢动,谁动谁下台;但你如果不动,长此以往是死路一条。再一方面,群众利益诉求是无穷无尽的,要引导好、服务好。

    

   党的作风建设的模式与方式问题

   从党风建设模式与方式看,主要依靠党员干部的自觉性、自律性、先进性来联系群众,加强作风建设,而非主要依靠制度、法律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等来加强作风建设,致使不正之风屡禁不止,这是当前党群关系与作风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新时期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要突破传统的作风建设模式与方式,致力于“制度、文化、品格、科技”四位一体的统一:第一,加强制度建设,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科学化。这要求我们首先必须转变观念,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既要加强作风建设的具体制度,也要改善与作风密切相关的体制与机制,这包括党的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选人用人机制、民主决策机制、民主管理机制、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日常工作机制与会议机制等。第二,加强文化建设,弘扬传统文化,汲取现代文明精华,改善作风建设的文化氛围。从历史上看,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等优秀思想对作风建设有积极影响,但“千里做官为发财”的职业追求,“官民两分”、“官权上予”的特权观念,“摆阔气、讲排场”的封建官场文化等,对党员干部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现实中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无疑对党员干部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第三,加强党员干部个人品格修养,厚德载物。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心理特质、认知能力等无疑影响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迷恋权力、好大喜功、专横跋扈、投机取巧、感情用事、阿谀奉迎、言行不一等不良品格,无疑对干部工作作风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是作风建设的基本规律所在。第四,在信息社会,要广泛运用信息技术等新技术、新手段来加强作风建设,如加强网络监督、发展民主、扩大民主参与等,以适应信息化发展、信息社会的时代要求。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共识

尽管分析视角、发言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首先,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党群关系的实质问题是利益问题,因为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实也证明,能否赢得人民的支持,关键是能否代表好、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次,为民、务实、清廉,切实解决“四风”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时代要求,是密切党群关系的现实“切入点”。我们要从“执政党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第三,党群关系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反映,不仅仅是作风问题,还涉及到深层次问题。当前抓作风建设,首先就是搞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能否见实效,就要靠建立长效机制,靠广大党员干部与基层党组织联系好、服务好群众,靠改革体制与机制积极稳妥地发展民主政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让老百姓来监督。第四,新时期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大力加强思想建设,营造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与不良文化的侵蚀,真正解决好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要大力加强作风建设的各项制度,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要突破传统作风建设的模式与方式,进行制度创新与方式创新,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抓作风建设;在信息时代,要广泛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来加强作风建设,发展民主、扩大民主参与、加强民主监督;要从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干部制度等方面深入思考“四风”问题的制度性根源;要合理借鉴国外政党联系民众的有益经验,深刻汲取苏共亡党亡国的官僚主义教训。第五,解决“四风”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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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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