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文波:“高岗事件”若干重要问题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38 次 更新时间:2014-01-10 19: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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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文波  
反对主观主义”的坚决态度。在会上,高岗的表现比较正常,不算太突出,《高岗传》有关“高岗的言行使毛泽东认识到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三、关于“你一个,我一个”问题

   《陈云年谱》记述说:会后,高岗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主持。杨尚昆1986年回忆说:那个会开完以后,高岗就找到陈云,说你为什么反对“轮流做庄”?你应该赞成呵。陈云就说,这个不行嘛!你看哪一个够呵?高岗就说,你一个,我一个。

   对这件事,陈云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书记处对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的人选就会议论,他估计少奇同志可能被任命为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因此提出他要任副主席。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目的。我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阴谋”[21] 陈云年谱记述说:十二月份,当他听说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时,估计刘少奇可能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活动得更加厉害。他一方面找邓小平,说刘少奇不成熟,企图争取邓小平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另一方面找陈云,提出他要当副主席,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陈云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活动。

   赵家梁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的国家制度、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征求党内高层的意见。高岗深知毛泽东的心思。他坚决反对设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高岗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陈云。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高岗说:“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一个垫背的”。[22]高岗赞成多设几个副主席,自己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目的很明确,多设副主席的意思就是反对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

   高岗夫人李力群回忆说:“像陈云讲的,‘你一个,我一个’,是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是不是中央可以轮流值班。高岗回来就跟陈云商量,陈云问,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算一个,陈云表示支持这个轮流,支持‘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座谈会上不准高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们揭发。陈云就起来说,‘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说的。高岗说,.....是你说的,怎么能说是我说的?

   笔者认为,高岗与陈云之间的确有过关于多设几个党的副主席的谈话,这个谈话不是在12月15日会议后,而发生在11月下旬甚至更早。根据《罗荣桓年谱》记载,大约在11月下旬,毛泽东在与高岗见面时谈了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23]高岗马上开始活动与陈云等部分同志交流看法。薄一波回忆说,1953年10月间(原文如此,似应在11月高岗回京之后---笔者注),高岗对设立总书记不赞成,反对刘少奇当总书记或者副主席,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曾对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意思是将刘、周、陈、高都包括在内。遭到陈云断然拒绝后,高岗又反咬一口,诬陷陈云。[24]1955年,陈云在党代会上发言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这个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书记处对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的人选就会讨论,他估计少奇同志可能被任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因此高岗提出他要任副主席。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 [25]大致在这个时间,他对其他“信得过”的同志也提出过同样的看法。他曾找王鹤寿说:主席的身体不好,要退到二线,现在正在酝酿第一线谁当家。并说,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你如能到上海检查工作,就从那里到杭州林总处讲讲这个情形,希望他能和主席讲一讲。王鹤寿听后大吃一惊,回答说,我不能去,林总如果有什么意见林总会讲的,我不应到杭州讲这件事。高岗说,那我就写封信去吧。王鹤寿劝阻说,这件事既不应去讲,也不应该写信。王鹤寿确实感到高岗的行为太超出了范围,因而就将此事报告了陈云。[26]有同志向陈云反映,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这些做法很危险,建议陈云批评高岗,以制止高岗的错误。陈云认为,高岗现已冲昏头脑,这样的话是听不进去的。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轮到高岗了。[27]1953年12月15日会后,高岗到陈云家中,由于他自认为在会前已经与陈云交流过意见,他的责问态度引发了争吵。不久,大约在16日或17日,陈云向毛泽东揭发了高岗的“非组织活动”。据陈云年谱记述:12月17日下午五点,陈云同邓小平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至晚八点,毛泽东请周恩来前来一起谈话。12月18日、12月19日晚,同邓小平等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28]《毛泽东传》披露:从1953年12月17日以来,毛泽东与这些同志进行的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29]至此,高岗的问题全面爆发。

    

   四、关于高岗“里通外国”问题

   在“高饶事件”处理完毕近两年后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30]1955年3月毛主席与尤金谈话,进一步说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31]

   参加过处理高饶事件的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的文章中指出,高岗为了从“东北王”并进而攫取更高权位,曾处心积虑极力讨好苏联,极力讨好苏联,妄图“挟洋自重”,公然对苏方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柯瓦廖夫后来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谈判时,打了个“小报告”给斯大林,说中共中央委员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中国党中央领导人现在还支持他们;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还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构成等机密情况。这些“情报”正是高岗提供给他的。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同时指名赞扬了高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1952年高岗调到北京,住进东交民巷8号,柯瓦廖夫随即在东交民巷开设了“总代表处”,约高岗随时前去吃喝玩乐,继续投高所好,其意图不说自明。[32] 薄一波在《新中国的建立》一文中也说:“据说,科瓦廖夫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33]当代中国出版社《权力巅峰的迷津——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一书里也说科瓦廖夫的报告是高岗授意他交给斯大林的。[34] 毛泽东访苏使他对高岗的“里通外国”有所了解,产生了警觉。毛泽东对“里通外国”是深恶痛绝的,后来也正是这一点促使他下决心彻底解决高岗问题。高饶事件之后,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以高岗为例严肃地提到了“里通外国”的问题,作为警钟向全党敲响。[35]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尽管迄今尚无确切材料证实科瓦廖夫报告中的有关内容是高岗提供的,但从高岗“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的表现以及报告中褒扬高岗而贬损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说法上,则不难推断出高岗与此报告的密切关系。[36]

   上述说法在时隔多年以后,又被新近公布的国外历史资料所进一步“印证”。赫鲁晓夫下台后,在他的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透露了他所了解的有关高岗的情况。他写道:关于中国党内这种情绪的情报,有很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丁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37] 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1992年第一至二期刊登了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塞格·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的专访。科瓦廖夫说:在1949年7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高岗说,他建议宣布满洲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刘少奇非常愤怒。回住处的车上,刘对高进行了猛烈的指责,高则予以顶撞。刘用密电要把高召回。高对我说,想用秘密的方式把中共领导层的情报告诉我。斯不同意我听,另派了人去听。[38]

   李海文的《毛泽东访苏真实记录》一文,这样记录了师哲对科瓦廖夫的批驳。师哲答:科瓦廖夫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是他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是刘少奇不同意。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同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提前回国,这在出国前就定下了,而且是高岗自己提出来的。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说工作忙,离开时间长不好。所以刘少奇到工厂参观、座谈他都未去,提前回国了。”[39]

   高岗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赵家梁撰文认为,无论高岗“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也好,乃至“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也好,都是毛主席的猜测和臆断。其实,“高岗里通外国”的罪名至今广为流传,其由来是有人在中央高干座谈会上揭发说,在东北时期,高岗“与一个洋人(卡瓦列夫)单独谈了三天三夜”,引起与会者哗然。事实并非如此。那是在1947年与1948年之交,苏联的一个名叫卡瓦列夫的军事情报员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找刘亚楼索取“关于东北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和增长的估计”等材料。卡瓦列夫与刘亚楼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可是刘亚楼不在,便要找当时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员高岗。高岗让秘书刘家栋将其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接谈。在整个过程中,高岗根本没有和卡瓦列夫见面,哪来“谈了三天三夜”?更何况他不懂俄语,又怎能单独密谈呢?1953年6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苏共领导人把一份资料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并说:“这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当时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的中共中央代表不是别人,正是高岗,翻译就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高岗回国后即把文件和资料交给党中央,并如实作了汇报。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怎敢将材料全部交出?[40]

   在高岗事件中被毛泽东未公开点名,但同时认为高岗与其打得火热的前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在1990年出版专著,为高岗事件进行辩护。列多夫斯基表示,自己在与高岗朝夕相处的两年多时间里,高岗从未说过半句反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话。[41]

   由此可见,科瓦廖夫等外国人所谈的高岗的情况,真假混杂。[42]有关高岗“里通外国”的问题仍存在许多疑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关于高、绕“反党联盟”和“反党集团”问题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京召开毛泽东在1955年3月31日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结论的讲话中,首先使用了“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的提法,声色俱厉地谈及了高饶与“五虎上将”以及饶与向明、扬帆之间的“反党联盟”关系。

一些党史研究学者认为,在关于“高饶事件”揭露处理的“基本结论当然应该维持不变”的前提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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