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中国之舟

——《历史的细节Ⅱ》节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9 次 更新时间:2013-12-20 11: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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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任何文化最终都是自然地理的产物。正像20多年前的一部电视片所说,虽然中国有着18000公里的海岸线,但中国文化的核心却是大陆性的黄河文化。与蓝海文化所代表的商业精神不同,黄河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耕传统。对中国来说,船的历史正是从黄河滥觞。同样,中国造船业也起源于内陆,这些地区必然有许多河流以及河流形成的湖泊。

  

   刘向《世本》中说:“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意思是说,人们从树叶漂浮与水面的现象发明了船。《淮南子》中说:“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这其实是类似的说法。古书记载,“燧人氏以匏济水,伏羲氏始乘桴”。可见最早中国在燧人氏时代就已经开始木筏时代,稍晚伏羲氏时代开始“挖木作舟”的独木舟时代。

  

   《说文解字》中说:“舟,船也。古者共鼓货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这句话来自《易经》。最早黄帝时代就出现了金属精加工的木板舟,“舟谓集版,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总名皆曰舟”。传说赤将或者共鼓和夷狄发明了舟楫,颛顼发明了桨篙,帝喾发明了舵和橹,致远以利天下,“见行之甚缓,复又以木作舵”,他们都是黄帝时代的人。大禹治水更是离不开船,“陆行乘车,水行乘舟”。在距今5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迹中,人们发现了最早的独木舟实物,这也验证了关于黄帝时代的史前传说和记载。

  

战船

  

   战争作为文明的最高形式,中国战船的历史与地中海战船同样古老。早在公元前16世纪,城邦时代的商国就已用舟船来运送军队。公元前1027年牧野之战,周武王率300乘战车和45000名甲士,并联合其他部落军队,展开灭商战争。参战部队由47艘大船运送,在孟津渡过黄河,但这些临时征集的船只并非战船。

  

   “泛泛杨舟,绋纚维之;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诗经·小雅》中对船充满浪漫的想象。早先的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划桨时代的中国发展出了不同的划水工具,浅水为篙,短桨为楫,长桨为棹,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一器多用的橹。

  

   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江河很快成为陆地的延伸,当时较大的水战已不下于10余次。南方的吴国、越国、楚国和北方面临东海的齐国,都先后开始了战船计划。哀公十年,吴国徐承且率师舟自海道伐齐。可见中国最古老的水军已经出现,吴国还发明了用于跳帮战的水战器具“钩拒”。与欧洲早期战船类似,春秋和战国时期的战船主要担负运送士兵特别是辎重粮草的任务。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古代技术环境下,与陆路运输相比,水路运输的优越性几乎无可比拟。在长达3年的长平之战中,秦军依靠渭河和黄河运输,赵军依靠崎岖的陆路运输。当时陆路运输成本之高绝非现代人可以想象,据记载,秦国与匈奴战争期间,每消耗192石粮食才有1石供应到军队。即使近代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谷物的运送距离只要超过40公里,运费就超过货价。最终运输决定了一场战争,水运的秦国打败了陆运的赵国。

  

   《左传》载,僖公十三年,晋饥,乞粜于秦,秦输之粟,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在秦始皇征服南岭的战事中,为了解决军粮运送困难,不得不兴师动众修建了著名的灵渠,以沟通湘江和漓江。这样就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接起来,帝国通过水路将统治第一次扩展到岭南乃至南海。

  

   公元前206~25年的西汉时期,中国战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次战役出动战船2000多艘,水军达20万。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好战的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率海军5万,从山东渡渤海占领朝鲜,朝鲜开始中国化。

  

   在汉武帝时代,中国的扩张运动不仅北及大漠西通西域。同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也开辟了3条重要的海上航线,最著名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汉建武中远二年(公元57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光武赐以印绶”,这枚金印后来在日本被发现,上刻阴文“汉倭奴国王”。制铁业的鼎盛促进了大汉帝国造船技术的发展,《后汉书•公孙述传》有“造十层赤楼帛栏船”的记载。

  

   三国时期的吴国水军曾拥有5000艘战船,其中大型楼船设楼五层,可运载士兵多达3000名。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出海,寻找夷洲(琉球)和亶州(日本),卫温诸葛直只找到夷洲,“得数千人还”(《三国志》)。南梁侯景军的战船装有160支长桨,航行如飞;祖冲之“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据《晋书》记载:“武帝谋伐吴,诏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

  

   永嘉之后,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南移至长江流域,“苏湖熟,天下足”。水网密布的南方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造船技术获得极大的发展和提升。公元6世纪,隋朝用武力结束了长达400年的分裂状态。在攻击后陈京都健康(南京)的战争中,隋军所使用的“五牙”大型战舰配备士兵800人,装备有6具“拍竿”。

  

   以橹桨驱动的楼船为代表,中国战船的性能已逐步赶上和超过了当时的地中海国家,并一直保持到15世纪中期。与桨帆时代的欧洲战船相比,中国战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牢固、适航性最好的船舶。

  

  

帆船

  

   一些学者根据甲骨文中的“凡”字推断,认为殷商时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风帆。东汉时期,有一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释名》,其中记载:“随风张幔曰帆。帆,汎也,使舟疾汎汎然也。”可见中国最迟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引入风力作为船的驱动力,甚至出现了7帆的大型帆船,而且当时的帆船已有桨、橹、锚、舵、帆、水密隔壁等设施,可以在海上远航。李约瑟说:“中国远在欧洲之前懂得用前后帆的系统御风而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在中国航海史上从未用过多桨奴隶船。”值得一提的是,舵和水密隔壁都是中国最先发明的。广州造船业始于秦始皇时代,到汉代时已相当发达,可造3000人的巨船。“南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南越舟是见于文献记载的广州最早的船舶。

  

   依靠先进的航海技术,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商人在南中国海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些帆船从广州或北海出发,最远到达罗马帝国区域,主要运送丝绸、珠宝、香料、矿物等大宗货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航海帆船已可以到达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亚丁港。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帆船都是平底船,而不是尖底船,在远海大风浪中航行时稳定性极差;再加上船只规模不大,其续航能力极其有限;其三,秦汉以前指南针尚未发明,在航行中辨别方向极其困难,黑夜可以利用天体,白天以沿岸标志确定航向,“乘航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淮南子·齐俗训》)。这些技术性制约,使当时的中国帆船只能沿着海岸线航行。

  

   《汉书·地理志》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来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份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经过多年考证,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已程不国分别指现在的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家的一些城市。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西方的罗马帝国皇帝穿上了来自东方中国的丝绸。《魏略·西戎传》载:“(大秦)又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海中”;而中天竺“其西与大秦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⒂艚稹⑺蘸稀薄B蘼砣舜硬ㄋ购陀《戎屑渖棠抢锕旱弥泄?砍窈螅?诘酃?段?谙?郏??蠓岷瘛!逗蠛菏椤の饔虼?吩兀骸埃ù笄兀┯氚蚕ⅰ⑻祗媒皇杏诤V校??惺?丁!惫?�160年代,罗马帝国攻占占领两河流域和波斯湾,打通了通往东方的海上道路。罗马商人从海上取道安南到达中国,并以罗马帝国官方使节的名义拜见汉帝国的皇帝。《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这被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是罗马与中国首次直接发生官方接触。

  

海船

  

   虽然中国属于典型的大陆文化,但轮子文化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相反船文化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台湾经济史学家全汉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中指出,南粮北运是帝国生存的大动脉。中华帝国始终建立在一个依靠舟船漕运维系的经济体制之上,如果没有发达的舟船技术和规模,也就不存在如此庞大的帝国统治。从秦汉开始,帝国京都无一不是选择在运河的终点。

  

   宋帝国时期,中国自由经济达到巅峰状态,5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汴京、临安、长安,洛阳和南京)无一不是建立在舟船交通之上,而“富庶甲天下”的扬州更是运河制造出来的一个梦想之城。从《清明上河图》上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一片舟楫连绵的昔日繁华。在5米多长的画卷里,共有20多艘大小船只。画中有一艘即将通过虹桥的单桅货船,因无法张帆,货物过于沉重,全赖船夫卖力的撑篙,岸上十几个人使命地拉纤,才让船只得以航行。为了防止船身撞上桥梁,桥墩的护栏边有持蒿竿与软球的人,准备随时把船支开,以免发生沉船意外。

  

   以北京为帝国京都的元明清三代在河运之外尝试海运。海运一方面使中国海岸线的灯塔航标等设施得以完善,另一方面大大推动了海船的发展,早期海运沙船最大不过千石,“延佑(1314年)以来,如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余石,岁运粮三百六十万石”(《元海运志》),30年时间就发展到300~1200吨的大型海船。同时也开辟了海上新航线,“殷明略航线”从长江口直达天津仅需要10天,“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元史•食货志》),这与漕运动辄数月半载形成鲜明的对比。

  

海运所用大船具有极大的容积,海上较大的风力也强于人畜肌力,故而海运成本比河运要低很多。但帝国政治常常与经济原理完全相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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