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军:权利相互性理论概说——法经济学的本体性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 次 更新时间:2013-12-17 09: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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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  
我总结道:‘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这是科斯定理的实质。”[15]

   再以科斯所说的另一个著名案例—火车烧柴和煤溅出火星,可能引燃农田造成农民较大损失—为例来分析,传统观点认为:要么铁路部门的行为是违法的,而农民有权要求法院禁止其侵害;要么农民是违法的,铁路部门可以有不受惩罚而污染环境的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的法律却并非黑白分明。他们每一方都可采取防备措施以减少火灾的损失,如农民可以停止在铁轨边种植和堆积农作物,而铁路部门可装置防火星设施或减少火车出车次数;双方也可以进行谈判,以找到交易成本最低而效率最高的办法来。[16]

    

   三、交往理论视角的法律本质

   传统法理学主要从行为、关系、权利这三个相互联系、依次递进的方面来理解法律。而基于法经济学立场和交往理论,对这三个方面可做如下重述:

   1.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行为是交往性行为

   法律调整不是通过人们思想的调整来进行的,而只有人的行为才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和存在。它是一种表现于外部的通过人们行为而发生的社会关系。达成社会控制的有效途径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调整进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马克思说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这就是说,法律一般不以主体作为区分标准,而是以行为作为区分标准。法律是针对行为而设立的,因而它首先对行为起作用,首先调整人的行为。在法经济哲学看来,人际之间权利义务的相互性首先表现为彼此间交往行为的相互性,进而体现为某种程度上的互换性和可交易性。彼此行为机会成本的高低决定着达成权利交易的难易程度。

   2.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关系是交往性关系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即调整社会利益资源在各社会主体间的分配。从历史上看,这种法律关系的组织结构、范围层次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间、群体与群体间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反复博弈、反复试错的基础上,经验性地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情感)的交换而最终形成的。其一,法律关系(权利的初始分配)—即在做出新的法律行为之前,法律规定的社会资源布局是什么(谁拥有什么?)—对其用以交换的法律权利(Rights)起着创设、使之合法化以及增强社会理解的作用。[17]有研究发现,如果人们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用以避免公园里的树木被毁,但他们却会要求大约五倍的赔偿才会同意毁坏那些树木。[18]当猎手们被问到鸭子栖息地有可能被破坏时,他们平均愿意支付247美元以避免损失;但如果要他们接受这种损失,他们则会要求不少于1044美元的赔偿。[19]在一项关于空气能见度降低的研究中,被调查者们回答说,他们愿意接受空气能见度降级而提出的索赔额,比他们所估计的为了防止空气能见度同等程度的降低而愿意出的钱高5至16倍。[20]其二,法律关系可以细分为立法关系、司法关系、守法关系等。则立法者、司法者和守法者在各自的法律场域中,会形成彼此的博弈关系和战略对策。关系总是意味着对立与互动,法律活动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在一个对话平台上,为着一定的资源立场和利益需求,相互较量、彼此交易,从而形成法律的经济性关系格局。

   3.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权利是交往性权利

   如前所述,传统的法学理论认为,依据客观标准并予以清晰界定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在主体的权利范围内,权利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合法的,而超出这一范围,则是非法的或不受法律保护的。张三拥有一块土地的所有权,甲企业出售自己的产品,李四在自己的牧场里放牧羊群,等等……。所有这些权利似乎都是客观确定的,依法界定并保护一个人的合法权利时,也就是界定和保护了他人的权利。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上述事例中主体权利并非绝对明晰,所谓权利的确定性、客观性其实是相对的,其权利行使离不开相对人的配合,从资源有效配置的结果反推的话,按照单一性思维所做的判决很难具有效率性。不仅如此,权利与权利之间往往还存在着很大一块弹性空间和灰色区域。以十字路口的车辆通行规则为例,绿灯亮时,可以行驶车辆;红灯亮时,即为不得行驶车辆的义务;但即使在此种权利界限非常明确的情况下,尚且存在着一个黄灯时间,从而使其权利的行使界限开始模糊,而这个时间往往也是交通事故最为频繁的时段。[21]

   总之,正确认识高度交往社会的权利相对性、相互性,在权利明晰的情况下,鼓励彼此发生权利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尽可能通过自主协商达成权利交易,并借助于多种可行的法律办法解决“权利难题”与权利冲突,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人权、环境保护、生态等问题日益国际化,联合国已经颁布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公约》两个人权公约,大力倡导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转型时期的中国,则处于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新的权利诉求不断地被人们提出与主张,从探视权、隐私权、知情权、肖像权、名誉权、生育权这些逐渐被立法确认的权利到亲吻权、贞操权、送葬权、悼念权等尚存争议的“权利”。这些诉求对原有的权利体系与权利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与质疑,也与原有权利体系不断产生冲突,由此成为存在于我们日常社会生活和法律生活中热点问题和普遍现象。

   [2]参见奥斯汀:《法理学的范围》,全盛出版社1954年版,第140页。

   [3]参见[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1页。

   [4]孙国华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5]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页。

   [8][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9]该案的基本案情是:一幢居民楼中,由于一位退休职工招收学生进行钢琴教学活动,每天从早上持续到晚上11时,影响了邻居们的正常生活、休息与学习,导致了诉讼。开庭当天,原告方住户认为己方有权享有安静的居住环境,而不应受别人的作息时间的左右。长期被迫聆听钢琴声,严重干扰和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司徒阳我行我素,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而被告则认为:钢琴声是美妙无比的音乐,它可以把人们从苦闷中解脱出来,琴声不是噪音,自己有权喜爱钢琴,也乐于把一技之长奉献给社会。由于钢琴声达不到国家环保法对噪音的规定,而原告方也无证据证明琴声对他们的精神产生了伤害,所以没有适用于本案的具体法律条款和法规规范,法庭最终以《民法通则》关于“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时,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做出判决:被告侵犯了原告享有居住环境安静的权利,应立即停止侵害,同时要求被告在琴房中加装隔音设施,并承担诉讼费。详见刘作翔:《权利冲突:一个应该重视的法律现象》,载《法学》2002年第3期。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7页。

   [11]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在他创立科学的实践观和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页。用认识的多极化主体来取代单一主体性,是这种认识论转向的核心特征。罗蒂的多元主体的交往对话、哈贝马斯的主体际交往理论、福柯的多元视野的知识考古学,无一例外,都是强调多极化主体的“互动互主”关系,它主张进入一种体现实践理性的商谈状态。哈贝马斯更将主体际的意义理解和合理性视为哲学的主题。

   [12]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以及后世的许多法律学说在总体上对法律文本的意义的理解和说明,都蕴涵着对法律客观性和确定性的追求。后者是概念法学认定的法律基本价值之所在,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人们相信法律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准则,而这种行为准则通过预先告诉人们各种确定的行为方式,以保证法官依法做出客观的行为。而在较为完整的成文法体系中,存在有解决各种权利冲突的方案,它的意义不超出法律规定的樊篱。

   [13][美]罗纳德·哈里·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14][美]罗纳德·哈里·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15][美]罗纳德·哈里·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载《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154页。

   [16]参见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科斯定理”辞条,由著名法经济学家罗伯特·考特(Robert Cooter)撰写。

   [17]这种因权利初始分配而对当事人的偏好产生的可能影响,通常被称为“赠与效应”。参见[美]凯斯·R·孙斯坦(Cass R. Sunstein):《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 - 338页。

   [18]David S. Brookshire and Don Coursey, “Measuring the Value of Public Good: Ad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Elicitation Procedures,” 77 Am.Econ. Rev. 554(1987).

   [19]Judd Hammock and G. M. Brown, Waterfowl and Wetlands:Toward Bio-Economic Analysis (Washington, D. C.: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dist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1974);Robert Rowe et al.,“An Experiment on the Economic Value of Visibility,” 7 J Env.Ecom. And Management 1(1980).

   [20]Richard Thaler,“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1 J. Econ. Behaviour and Org. 39 (1980). A good Overview is Hoffman and Spitzer, Supra note 5.转引自[美]凯斯·R·孙斯坦(Cass R. Sunstein) :《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338页。

   [21]“在义务不确定、权利界限不清晰的地方往往容易发生权利冲突。”参见王启富、马志刚:《权利的成本—效益分析》,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

    

   出处:《法学杂志》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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