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论社会凝聚与文化逻辑——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1 次 更新时间:2013-12-15 11: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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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岱 (进入专栏)  
在现代,简扼地说,这种政治逻辑就是权利(right)—权力(power)的逻辑;凝聚市场的是经济逻辑,在现代,简扼地说,这种经济逻辑就是消费—资本—生产的逻辑;而凝聚社会的是文化逻辑,在现代,简扼地说,这种文化逻辑就是理解—认同—信念或信仰的逻辑。

   更简单直白地说,国家的存在和运行,依赖的是权力(现代国家的权力当然是由公民权利依循一定的理性程序所赋予的);市场的存在和运行,依赖的是资本,而分立于国家和市场的社会,既不可能靠权力,又不可能靠资本,存在和运行的维系是什么呢?一句话,只能靠认同(这种认同的基础是理解,长久稳固的认同的凝聚力量则为信念或信仰)。

   而认同,除了是一种文化心理与文化行为,还能是什么呢?(理解、信念或信仰自然亦是文化,且为常识。)

   可见,将社会与文化放在同一序列中并行言说,似乎社会与文化是两个独立的实体,这实在是极大的混乱。

   有朋友或许要说:此“文化”非彼“文化”也,与社会并列而分立的文化概念,指谓的是人类精神财富,或曰符号生产与成品的总称,是对文学、艺术、科学研究等的抽象,亦可以为实体名词。我们暂不讨论作为人类精神财富或曰符号生产和成品的总称的文化概念是否可为实体名词,我们先且承认,在当代语用中,尤其是政府话语系统的语用中,文化概念确有相当地狭窄化的倾向,如政府的部、厅、局,就将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分立而并列,以至于在大部制改革中,一些中小城市,居然出现了“文广新局”(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的简称),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概念确实成为了极狭窄的只涵盖艺术与文博等的具有明显实体化倾向的名词了。即使有这样的语用事实,当文化与政治、经济分立而并列时,它就必然地丧失了如许狭窄的实体性了。因为,我们不能说政治是政党、政府、议会、司法机构等的总称或抽象,也不能说经济是企业、市场、消费者等的总称或抽象。政治、经济永远只可能是功能性的概念,而与如此功能性的政治、经济概念相分立而并列的文化概念,自然也就必须是含义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功能性概念了,这种功能性概念所指谓的当然必定是理解、认同、信念或信仰之类功能性的意义了。

   (二) 凝聚社会的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条件

   凝聚社会首先当然要有自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基础条件。

   在传统文明,或者说在传统的乡村性的社会,人们生活在家庭、家族、邻里、乡亲等的状态下,亲友社群是主要的生活方式。如果说那时有与王朝相分立的民间性的社会的话(我国传统郡县制县以下不设王朝政府,而属民间社会),这个民间性的社会就是亲友社群。而这样一个亲友社群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自然条件上的。

   此外,地理空间也是传统社会之亲友社群的重要的自然条件。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不发达,人们长久共同居住同一地理空间,形成稳固的乡村聚落,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是也,这也给传统社会之亲友社群带来了显著的相关特征。

   在现代文明,或者说在城市化的现代社会,人们更多生活于个人原子化,家庭核心化,人际关系距离化,短暂乃至变动迅捷化,民间社会组织志趣化等等的状态中,亲友社群与公民社会的双层结构是根本性的生活方式。

   就现代文明的亲友社群层面而言,尽管其形态上已迥异于传统的亲友社群,但仍是以血缘关系为最基础的自然条件的,而地理空间,其对亲友社群的意义虽已远不如传统社会重要,却也仍是自然条件之一种。

   传统文明的亲友社群,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是其主要内容,而现代文明之社会,无论亲友社群层面,还是公民社会层面,物质生产不再是主要内容,经济只是其得以存在的条件之一种。这种经济条件即社会保障:就业、失业保护、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以及诸多公共文化服务等等的社会保障。根本上也就是民生问题。这个民生问题,这种社会保障网络,要由国家、市场和社会自身来共同协调予以建构,它当然十分重要,没有了这种经济上的社会保障,就没有了现代文明之社会,民生也就无从谈起。

   现代文明之社会无疑也需要相应的政治和制度条件,尤其是公民社会,无论是其公共空间,还是其公民社会运动,还是其公民社会组织,都非常需要政治和制度所给予的公开性、自由度,以及稳定有序的活动可能。没有了这种政治和制度上的保障,也就不可能有公民社会的出现,就不可能有现代文明之分立于国家和市场的社会的存在。

   (三) 凝聚社会的根本力量是文化逻辑

   但是我们要说,尽管现代文明之分立于国家和市场的社会需要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条件,然而其根本性的凝聚力量仍然只能是文化逻辑,理解、认同和信念或信仰的文化逻辑。

   传统文明的亲友社群,虽然相当地依赖于血缘性和地理性的自然条件,家庭尤其是物质生产的单位和主体,可是其得以凝聚的根本力量仍然是文化逻辑。儒家思想正是我国传统文明之亲友社群得以凝聚的最重要的文化逻辑。“仁、义、礼”的三维结构是这一文化逻辑的核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三纲显现了这一文化逻辑的终极目的,从“百善孝为先”到“以孝治国”的观念是这一文化逻辑的突出表征。试想想,如果没有儒家文化,中华文明可能如此显赫地成为人类历史上迄今唯一没有中断和分化的文明吗?(儒家文化曾有的贡献和带给今天转型中国的负面影响和沉重包袱皆在于此)。

   在现代文明,家庭虽然还是人际情感的最重要载体,虽然还承载着家庭、种族、民族和国家之代际延续的功能,可已不再是生产单位,以家庭为核心的亲友社群的疏离性已然突显。那么,现代文明之亲友社群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逻辑来予以相适应呢?作为中华传统文明的文化逻辑,作为两千余年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什么样的成份是可以为现代文明的亲友社群承续并仍起积极作用的呢?而什么样的成份是必须在文明转型的过程中被坚决地淘汰、废弃的呢?

   现代文明的公民社会,是工商化和城市化的产物(所以又称市民社会),这一形态是传统文明完全不具有的,是现代文明的新生事物,是现代文明之生活世界的可能比亲友社群更具关键作用的层面。它非官方,非盈利,得以凝聚的只能是文化逻辑,而此一文化逻辑与由传统文明延续而来的亲友社群又必然绝不相同。那么,公民社会的文化逻辑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文化逻辑能够成为公民社会的根本性的凝聚力量呢?

   这些文化逻辑的问题事实上已然成为改革开放30余年后中国发展的瓶颈,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化逻辑却恰可以说是混乱已极!

   例如,我国30余年的改革开放,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市场经济得以基本确立,经济在总量上成就非凡,国家硬实力有了明显提升,于是以独尊儒号为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应声而起,似乎认定,市场经济+儒家文化必定是最理想的中国的现代文明。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逻辑混乱:

   混乱之一:一方面是入骨崇洋,物质上不用说了,外国品牌就等于时尚,等于高档,奶粉自然更需去外国买,学术上和教育上亦非洋不信,大学里的人才战略,从“千人计划”到一般性的各级人才的考定,皆是以是否在国外任教、科研或做过高管为界,至于思想、文章,若是中国人自己头脑里想出的东西,未有洋来源,则必是废物;另一方面,儿童却在读经、诵经、背经,甚至孕妇也要听经,不亦乐乎至极,似乎非咱们中国古圣贤的话,绝不足以培养咱们的肯定更加属于现代文明的下一代……

   混乱之二: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迅捷发展,亟待培育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文化逻辑的一个基点是博爱,将所有的人当人,生人熟人都是人,自我与他者,所有的个人都是人类世界的终极目的;另一方面,我们时代的文化主潮却是儒家复兴,儒家是传统亲友社群的文化逻辑,讲的是近爱,是等差之爱,也可以说就是“熟人关系学”。于是乎,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配以儒家文化这样的“熟人关系学”,腐败还可能有治吗?你毒我来我毒你,毒食品毒药泛滥的景像还可能有治吗?

   混乱之三:一方面,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亟需培育一个分立于国家和市场的自治社会,并经由自治社会的公共讨论、对话,以及公民社会运动等,逐渐形成一个公民自主建构的具有现代的常人之底线价值共识的多元价值形态,以使十数亿国民欲望分流,不同而和;另一方面,政府中心工作成为全民价值观之风向标的传统做法仍在执拗地继续,从某一角度说甚至时有加强之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阶级斗争价值观”,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的“致富价值观”,再到由于致富价值观所带来的极端物质主义的社会精神困局而又附和,甚至可能是有意无意地助推复兴儒家文化,导致政府中心工作与社会文化建构的界线混淆,“中心”一移,全民往之,忽视了文化价值孕生发展的本然规律,使社会价值形态极度失衡,问题迭出而求解不得。

   混乱之四:一方面,我们社会的贫富悬殊正在日益拉大,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线;另一方面,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共同富裕,如何在逻辑上解释,在事实上处理贫富悬殊的现实与共同富裕的理想之间的矛盾呢?而一批学人更在向公众鼓噪文化大革命式的“平等”——这一“平等”,基本上是源自传统文明的民本主义的大同理想,而成为数千年来我国历次农民大起义的观念旗帜和动员感召。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现代文明已有不少更为自适于现代经济基础的观念,亦取得一定成效的虽然远未完善的经验,而我们为什么听任甚至鼓励这种危险的逻辑混乱,却不肯向现代文明的已有的经验学习呢?

   这样的文化逻辑混乱还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只是简单枚举而已,但已足可见出其荒谬性和危险性。

    

   三、社会成为时代关键词的本质意蕴是“再启蒙”

   社会重大矛盾的解决途径,大约有三种情况:其一,经由公民社会的对话和讨论,文化逻辑的疏理,达至全社会的尽可能广泛的基础的或底线的观念共识,并最终通过系统理性程序逐渐缓解矛盾,使社会、国家渐进改革和进步;其二,执政者的威权治理有能力掌控、主导、引领、调节局面,能够使社会利益结构不至于过分失衡,不至于矛盾激化而无法整合;其三,则是矛盾激化,冲突剧烈,底层骚乱动荡和执政者以国家安全机器之强力为背景的高压和专制,甚至终至于出现以武力弹压乃至战争解决问题的悲剧局面。

   上述三种途径,无疑以第一种最为理想,然这一理想途径却高度依赖于全社会的在文化逻辑上的基础的或底线的共识。文化逻辑过度混乱绝对无法通达此理想路径。而第二种途径,社会的文化逻辑共识与社会的现实境况之间的相合度,亦必须获得绝大多数公民的一定程度上的认可、理解。

   事实上,社会矛盾冲突与文化逻辑混乱之间很可能构成一种恶性循环,社会矛盾冲突加剧文化逻辑混乱,而文化逻辑混乱又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冲突,如此不断循环,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甚而至于执政者的威权治理亦无法掌控局面,不能不发生底层动乱和执政者警力甚或军力高压的无赖而可悲的境况。

   “不争论”作为十分高明的政治艺术,政治策略,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二十余年的市场经济确立过程中,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不争论”绝不是放之万世而皆准的铁律,更不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凡是”。当然,今天中国的思想讨论,无必要也绝不应该是那种完全意识形态路线意义上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大批判”,而当是不同思想主张、流派或学派之间的理性对话、讨论,同时永远无需定论式的结论,只是以期逐渐获得全社会的底线共识基础上的多元思想格局。而不同历史阶段的执政领导,亦无需专取一家,而当是杂取各家有益资源,处理好其所面临的国家政治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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