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改革就是不断把私权归还给个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9 次 更新时间:2013-12-04 11: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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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进入专栏)  

  
11月25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北大法学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前景》的演讲。

   张维迎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和潜力,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劳动力成本等后发优势,现在这些后发优势在消失。而如果一个国家用货币政策和利率来维持增长,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另一种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

   他提到,未来一两年,中国还将承受之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更大代价,经济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张维迎称,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过去三十年中国的企业靠套利和模仿创造了巨大财富,现在这种套利空间越来越少,更多的要依靠创新。这就需要政府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创造更好的条件:把权利关进笼子里,保护私有产权,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

   “我们的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面。现在是有权力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别人。”张维迎谈到。

   张维迎认为,既得利益并不完全是改革的阻碍,相反,既得利益也可能变成改革的推动者。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变成改革者,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

   对于国企,他提到,“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是先有共产党执政才有国有企业,不是有了国有企业才有共产党。”

   最后,张维迎总结道,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窗口期,新一代领导人或许会保持足够好的、强的领导力来推动改革。如果我们错过未来这十年,中国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大家会越来越没有信心。

   以下是发言实录:

   支撑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优势在消失

   张维迎:我讲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前景。首先讲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判断,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趋势性的,第二个是周期性的。从趋势性的角度来讲,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增速有一个趋势性的下降、下调,大家普遍认可的在7%左右。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的后发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优势、资源成本优势、国际市场的开放等。这种后发优势现在都在消失:劳动力供给下降、环境成本快速上升、国际市场变化。

   第二个是从周期性角度,首先2009年之后,中国政府实行了非常强的刺激政策,2009年全世界都是零增长、负增长,中国维持9.2%的增长,但我们为这个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个代价到现在还没全部表现出来或者最大的代价还没有到来,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困难。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未来一两年内,中国经济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困难。

   宽松货币政策是抓老虎尾巴

   这里我引用哈耶克的比喻,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用货币政策和利率来维持增长,他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那么我们想象一下,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你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另一种你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

   今年6月份可能就是想放开老虎的尾巴,但是差点被吃掉,就是当时的“钱荒”。所以很快又抓起来,现在仍然抓着老虎的尾巴,但是这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因为下一步可能爆发问题的是地方债务,估计有20多万亿,好多地方其实已经还不起了。地方政府还不起债就会影响到企业,有很多企业给政府做项目,但拿不到钱。

   未来经济增长潜力靠企业家精神

   我刚才讲的一个是趋势,一个是周期,再看更长远的话,就是经济的增长潜力怎么样,这个潜力就是市场规模,包括我们工业化、城市化。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就强调市场规模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市场规模带来分工,分工带来技术进步。所有这些东西靠什么?靠企业家,不是靠政府官员,不是靠货币政策,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好多人仍然都把维持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货币政策,寄托于财政政策,寄托于政府的投资。如果我们不能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经济增长保持7%都很困难。

   我们今天所有消费的东西,特别是新产品都是企业家精神开发出来的。企业家能做什么事呢?我总结企业家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就是发现不均衡,第二个是创造不均衡。均衡就是所有的资源、要素都得到了最有效地利用,没有盈利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属于均衡状态,每个企业赚的收入全部是弥补成本,不存在经济利润。实际上我们知道不是这样,企业家发现不均衡,发现赚钱的机会,利用这些机会赚钱,然后使得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越来越多人运用这个机会,市场就会趋向均衡。

   第二个功能,是打破不平衡,或者叫创造不均衡。假如市场已经属于均衡状态,比如大家都在使用电脑了,电脑饱和了,那这时候苹果公司生产出iPad,它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那就可以赚钱。打破平衡主要靠的是创新。

   以这样角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发现不均衡,利用不均衡叫套利,以及模仿。套利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跨市场的套利,你发现四川的橘子很便宜,北京很贵,然后你从四川运到北京就赚钱,这样的企业家就是商人。另一类企业家是跨时套利,比如说预计明年某种产品会变贵,那么他就现在开始储存,或者现在开始生产,到明年就赚钱。还有在金融市场套利,这种套利行为类似一种投机。第三种套利就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套利,比如说有好多人无所事事,但有好多产品供不应求,你只要把这些无所事事的人组织起来从事生产,那么你就可以赚钱。过去30年大体就是这样,搞投机倒把、乡镇企业都可以赚钱。但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就是套利的空间在传统产品市场都饱和了,你看现在什么都不好卖,饱和了,套利空间越来越小。我们模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很少很少,甚至没有。即使我们有创新,这个创新也是在外国原创性技术上做一个改进而已,而我刚才讲到了,这种后发优势慢慢都在消失。所以中国下一步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中国企业家能不能从套利行为转向真正的创新。

   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大部分人没看到,所以你说出来不会获得认同,但是你能够把它变成市场可接受的产品和服务,这时候你就会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你也会赚钱。而这种创新一般时间都比较长。今天支持我们经济增长的好多的产品,30年前没人想得到。同样可以说,30后这个国家经济的主要的产业、行业,现在大家都想不到,这就是企业家的功能。在40年前比尔盖茨要制造软件,想象这个软件要变成未来每个人都用的东西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 100年前,亨利?福特那个时代,汽车已经有了,但是汽车只是富贵人家、有钱人使用的产品,没人会想到普通人应该有汽车,但是福特想到了,所以就引进了流水线,生产出了普通人用得起的汽车。

   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

   那么企业家精神怎么被开发出来?那就是看我们的体制。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体制当中存在好多障碍,大的障碍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体制,第二个方面是政治体制。就经济体制而言,首先是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部门的强大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尤其像我们这么大的国有部门,要创造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政府管的太多,我们做什么事都得审批。我们学法系的同学都知道,这个社会当中哪些权力应该是个人的,哪些权力应该是政府的,就是私权与公权的划分。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私权都被公有化了。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但是仍然做的不是很好。第三就是金融市场不自由。企业家的一个想法要变成产品,要形成市场,需要大量的投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金融不自由的话,创新就得不到很好资源。

   好在我们过去20来年有很大变化,就是外国基金进入中国,帮助中国很大的忙。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大量的储蓄在无效地使用,其中无效的一部分是借给美国人,给他也带来了麻烦,其实对我们麻烦可能更大。还有就是大量金融资源仍然被国有企业占有,比如说信贷资金,国有企业拿到信贷资金的成本比民营企业要低大致一半,国有企业的利率5、6%,民营企业在10%以上。

   还有一个方面是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有些犯罪被抓起来,财产很快被处理了,这个本身是违法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犯罪,处理他财产要等法律判决之后,但是很多地方不遵守这样的规定,如果企业家被无罪释放,要收回财产都很难。

   另一方面就是政治体制,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面。现在是有权力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别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寻租和腐败。这两个是相关的,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权力过大,一定会产生腐败。在腐败的情况下,企业家赚的钱不一定是靠创新,有一部分是靠寻租,就是搞好和政府的关系。比如我们看到高科技领域,有些人写好申请、找到关系、拿到国家几千万的钱,干嘛去了?瞎花了,这个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现在教育科研经费都非常多,但是真正有效使用的比例非常低。当然我们要有更长远的眼光,现在过分关注的都是今年下半年怎么样,明年上半年怎么样,其实对于国家更关注未来十年,20年,甚至30年。

   中国未来30年应该建立这样一种目标,就是如何建立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社会。我们的改革都应该在这个大目标的前提下做。具体来讲我觉得经济上进一步自由化,市场化。政府大量的权力应该废除,就是说把政府局限在公权的范围内,不应该侵害私权。我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私有产权制度,私有产权的保护,依赖于法律,也依赖我们的司法制度。

   既得利益要变成改革者改革才有希望

   我们要实行的变革的阻力在哪?大家普遍认为是既得利益的阻挠,但是我这两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看历史上好多伟大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变成改革者,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马克思本人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岳父是大的贵族,他的小舅子当部长,马克思过的生活也不是无产阶级,他在英国生活,那时候英国最高收入的10%的人,平均的年收入是72英镑,但是马克思一年的生活费是400多英镑。那恩格斯呢?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这个例子说明,说好多事情都不是利益决定的,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有理念,我们的观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既得利益者能不能变成改革者?我觉得有三种可能,一个就是观念、理念,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创始人没有几个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出身的,大部分都是地主、资本家、军阀、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如果按照利益分析,没有办法解释他们的行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闹革命?就是相信了新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引起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历史性的变化。从古希腊梭伦、伯里克利的民主化改革,到近代的华盛顿,再到邓小平,他们都是出于理念在改革。美国的废奴运动主要是白人在做,不是黑人在做,中国妇女的放脚都是男人在做,不是女人在做,所以理念很重要。

第二个方面就是,既得利益之间本身的博弈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好多的变革发生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远大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包括现在政教分离,就是宗教和国王的矛盾推动的。法国大革命也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出现,导致了最后的法国大革命。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治,一开始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出现,而是在贵族、统计阶级内部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也是有好多特权,但是他们利用这种特权相互伤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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