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禄生:审视与评析:人民调解的十年复兴——新制度主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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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禄生  
最终夭折[75]。第二,过度的司法化和行政化。人民调解的司法化和行政化的改革虽然是为了获得全球正当性的关键环节,然而过度的司法化和行政化却可能使其丧失本土正当性的基础。这有可能是一个悖论,那就是人民调解越是司法化和行政化,就可能离本土正当性越远。毕竟,一个纠纷解决机构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取决于它能否向中国社会提供“适销对路”的法律服务。这一问题在现阶段各纠纷解决机构解纷策略高度重合的前提下显得更为重要。对制度化的建设可能仅仅建立了符合公众口味的“组织符号”,而真正能够使得人民调解更好发展的关键在于培养一大批了解和愿意使用人民调解以解决纠纷的当事人(voluntary user)。虽然在“大调解”的格局中,通过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分流(referral)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民调解的使用程度。但一旦政策转变,人民调解的存续就可能产生问题。因此,走依靠自身力量从而提高生存能力(survival capacity)才是人民调解的最终出路。

   【作者简介】

   王禄生,单位系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释】

   [1]范愉.有关调解法制定的若干问题(上)[J].中国司法,2005,(10).

   [2]范愉.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J].学海,2003,(1).

   [3]中国的立法具有工具主义倾向,一定时期内关于某主题的频繁立法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国家政策在该时期对该事项的重视程度。根据笔者的统计,2000年之前全国各级机关关于人民调解专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等的总数大致为24件,2001年至2011年间这个数字为85件,仅2010年至今关于人民调解的专门规定就达24件,超过了建国后50年的总和。

   [4]2003年湖北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投人达到1.3亿元,参见汪道胜.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夯实维稳第一道防线[J].中国司法,2009,(9).

   [5]相关观点可参见李炜冰.社会工作: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有效选择[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董小红,韩自强.论人民调解制度价值的渊源[J].社会主义研究,2011,(3);孟繁英.“和谐”与“规范”视角下的人民调解[J].前沿,2010,(24).

   [6]盘点人民调解法七大亮点[EB/OL].载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0-08/28/c_12494162.htm,2011-07-19.

   [7]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里程碑—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就人民调解法颁布答记者问[EB/OL].载法制网http://www.legaldaily.com.cn/bm/content/2010-09/07/content_2275661. htm? node =20729,2011-07-19.

   [8]为了表述方便,本文对各种形式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均用简称。“村居调委会”是指在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乡镇街道调委会是指在乡镇、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事业调委会”是指在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区域调委会”和“行业调委会”是指设立的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9]周琰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研究报告[EB/OL].司法部政府网http://www. moj. gov. cn/yjs/content/2011-07/08/content 2787430. htm.

   [10]李婷婷.交互视域: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生产与流变的逻辑[J].社会主义研究,2011,(3).

   [11]2004年2月司法部副部长胡泽君同志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2]2007年7月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同志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3]2007年7月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同志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4]李海霞.8000调委会化解物业纠纷[N].北京晚报,2007-08-24(综合新闻版).

   [15]张宏柱.昆明成立食品药品纠纷调解委员会[N].中国医药报,2011-06-15(A02).

   [16]戴谦,陈冬梅.市司法局妇联联手成立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N].青岛日报,2011-05-06(5)

   [17]全国范围内司法机关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首先在上海试点,时间大致是在2001年前后。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基层法院和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的实践已经在北京、上海、广东、山东、辽宁、广西、福建、黑龙江、河南、宁夏、甘肃等省的全省范围内得以推广。相关信息参见:积极拓展工作领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十一五”期间人民调解工作发展与创新扫描[N].法制日报,2011-03-14(8);王振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N].辽宁日报,2011-02-02(A03);罗殿龙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N].广西日报,2011 -02 -04(3);周玉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N].山东法制报,2011 - 02-18(1);任生心,赵达,吴春燕.“诉前联调”助力幸福广东[N].光明日报,2011 -07 -25(11).

   [18]北京、上海、湖南、广西等省较早在全省范围内的基层派出所设置人民调解办公室。参见王公义,吴玲,许兵,等.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工作体系调研报告[EB/OL].司法部政府网http://www. moj. gov. cn/yjs/content/2011-07/08/content-2787450.htm.

   [19]李敏趟出一条社会管理新路—我市全力打造社会管理先进城市综述[N].张家港日报,2011-04-23(AO1);陈晓波.“大调解”筑牢“第一道防线”[N]云南日报,2011 -04 -07(9);赵阳.探索新路径实现新作为[N].法制日报,2011 -07 -22(1);杭宁,庆海.句容成立交通事故处理“一站一室”[N].镇江日报,2011 -07 -24(2);文新.公安、司法、保险联合出台新办法力推交通事故赔偿人民调解[N].安庆日报,2011-07-09(All);吴斌.青铜峡市人民调解工作显效力[N].吴忠日报,2011-05-25(A06);何洁.公调对接两年调处4万纠纷[N].现代快报,2011-06-24(C3).

   [20]朱秀敏.百姓呼声是第一信号—漳州市创新社会管理综述[N]闽南日报,2011 -05 -26(2);刘亚妮.明年7月底前全面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N].宜宾晚报,2011-06-17(5).

   [21]参见2002年9月罗干同志在全国调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2]参见2004年2月司法部副部长胡泽君同志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3]参见2007年7月罗干同志、吴爱英同志、郝赤勇同志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讲话。

   [24]参见2009年12月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25]比如发生在校园内部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

   [26]如上海杨浦区司法局与杨浦区公安分局积极探索化解社会矛盾,切实减少“民转刑”案件的工作机制,创建了“警民联合调处伤害案件”的工作模式。参见何杰.人民调解制度与基层社会和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27]董小红.民间纠纷变化对人民调解制度的挑战[J].湖北社会科学,2011,(6).

   [28]在《人民调解法(草案)》送审过程中,有部分人大常委提出应对草案中“民间纠纷”进一步限定,但是法律委员会经同内务司法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进一步研究后认为,民间纠纷的具体内容是发展变化的,不同地区的矛盾纠纷表现也不同,列举民间纠纷的具体内容,认识上不尽一致,也难免挂一漏万,因此,草案对民间纠纷的具体内容可以不作规定。参见:2010年8月23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李重庵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29]参见2007年7月郝赤勇同志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讲话。

   [30]2004年2月司法部副部长胡泽君同志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31]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调研[J].人民司法,2010,(23).

   [32]范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评析[J].法学家,2011,(2).

   [33]2002年9月罗干同志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4]实际上在《人民调解法(草案)》中仅仅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其后,在司法部等机构和人员的建议下,最终通过的法律才明确规定地方财政的责任为“支持和保障”。参见2010年8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35]Sebastian Heilmann, 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Joumal,2008,(1).

   [36]王比学.司法部部长高昌礼强调充分发挥乡镇司法调解中心作用[N].人民日报,2000-10-30(3).

   [37]比如河北省廊坊市、河南省内乡县、浙江省诸暨市、江苏省常熟市、贵州省安顺地区、广西柳城县、吉林省柳河县等。参见王宇.抓基层打基础促稳定全国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开幕[N].法制日报,2000-04-26(1).

   [38]就全国范围而言,纵向调解组织的建立工作并未停止,有部分地区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县(市、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比如2004年4月12日发布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司法厅关于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的通知》就提出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三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形成工作网络”。

   [39]参见《中共韶关市委、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2007)。

   [40]参见《巴中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2008) 。

   [41]陆纯.劳动仲裁“进驻”企业[N].北京青年报,2002-05-21(综合新闻版).

   [42]鲍丹.山西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缓冲医患矛盾[N].人民日报、2006-11-14(11).

   [43]邢宇皓.卫生行业以“人民调解”处置医疗纠纷[N].光明日报,2009-11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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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时代法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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