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陈菊红:公共权力是如何为机会主义所用的

——以年轻干部“火箭提拔”现象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 次 更新时间:2013-10-26 15: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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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强   陈菊红  
吏治之关键在于健全法制、落实法治。要想改变吏治中“火箭提拔”这类机会主义的乱象,必须从法律着手,构建一个将干部提拔选拔的公权力关进铁笼子的法治保障体系。

   第一,与时俱进地健全法制建设。“干部选拔任用法制化是指通过国家法律界定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权力界限和准则,确立相关公职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制约干部部门及其领导者的行为,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过程的各个环节,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主体和客体都依法活动,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制裁。”干部选拔工作法制化是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频现的“火箭提拔”等乱象是一种违规的干部选拔任用现象,其实质是凭借手中掌握的公权力谋取私利的一种机会主义的权力腐败。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吏治腐败轻则丧失民心、重则改朝换代。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毫不避讳地指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是对党的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当下,深受民众质疑的“火箭提拔”、“拼爹提拔”等现象,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严厉地拷问社会的公平正义。面对这类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推进干部选拔的法制化建设,把干部选拔之公权力置于法律的“紧箍咒”之中,用法律的强制性来制约干部选拔之公权力,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当前,尤其要抓紧《反腐败法》等相关法律的立法工作,用法治来遏制干部任用过程中此类机会主义的权力腐败,将干部提拔选拔之公权力有效地关进铁笼子,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选出真正的优秀人才。

   第二,落实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面对干部提拔过程中的违法乱纪行为,执法部门要敢于不走形式、不搞特权、不卖面子,从严执法,从重惩罚。目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公务员法》是我们在规范干部任用方面的两部主要法律法规。近年来,“火箭提拔”、“拼爹提拔”等机会主义现象频出,这足以说明在贯彻和执行这两部法律法规时存在较为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问题。例如,《公务员法》规定的回避制度在这类提拔中就遭到无底线的践踏,是典型的有法不依行为。一些地方子承父业式的提拔笑话,赤裸裸地反映了干部提拔的暗箱操作,当追责和惩罚机制不够严厉时,就会有人敢这样置法律于不顾。又如:针对这些已被揭露的违规提拔行为,一些地方相关部门也积极采取了纠错的措施,但这些纠错举措却大部分力度不够,很多仅仅停留在当事人免职、辞职的层面上,而对于那些失职渎职的相关人员的处理则显得不痛不痒。不能从严执法、从重惩罚,试想这样的纠错又怎能取得以儆效尤的效果?因此,要想杜绝此类现象,就必须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用法律的强制性来保障公权力真正姓“公”,服务于民。

   构建立体化的监督体系。根据监督主体的不同,对干部公权力的监督可分为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虽然2010年3月我国已颁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四项监督制度》,但是近年来屡屡出现的干部“火箭提拔”现象,足以反证当前我国监管机制的缺陷和监督体系的不完善。要有效地将干部提拔选拔的公权关进笼子,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都缺一不可,必须构建起体制内监督与体制外监督、横向监督和纵向监督、自上而下监督和自下而上监督良性互动的立体化监督体系。

   第一,完善体制内监督机制,促使不作为向敢于作为转变。在我国,体制内监督主要指纪委监督、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司法监督。监督方式包括自上而下的纵向监督和横向监督。体制内监督是靠体制内相关职能部门的具体人员在执行和落实,他们身处体制内,无论是在了解被提拔年轻干部的生活和工作信息方面,还是在对干部的综合考核、举报求证方面都具有优势。要发挥好这些职能部门的职责功能,调动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力保在提拔年轻干部的过程中做到早发现、早举报、早处理,防微杜渐,将干部提拔公权力的腐败抑制在萌芽状态。

   当前,体制内监督面临着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例如,让同级纪委来监督同级党委,难度就较大,因为纪委书记是党委常委或者是党委副书记,让纪委书记去监督他的上级领导,这显然很难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公务员法》,年轻干部的提拔都要经过考察、审核和公示等程序,这其中是否存在权力黑幕、是否存在违规违法的内部操作,其实体制内监督本应该是最容易察觉的,但现实中体制内的监督往往不作为或者流于形式走过场,久而久之,这种不作为反而沉淀成所谓的官场潜规则。那么是什么导致监督职能部门有权不用、有责不履呢?主要在于与监督机制配套的保护机制不健全、问责机制不严厉。体制内监督者往往担心事过之后自己会遭到那些“东山再起”者的打击报复,从而选择明哲保身式的沉默。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营造一个良好的监督环境,同时提升监督职能部门人员的素质,让体制内监督敢于并切实发挥监督实效,彻底告别监督的不作为现象。

   第二,设计好体制外监督的信息平台,引导合情、合理、合法的理性监督。体制外监督主要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广大社会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等。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其监督的主体是社会个体或者非国家机关的社会组织,监督的客体则是拥有法定政治权力的执政党或者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民对公权力的监督是宪法赋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一个拥有健全监督机制的社会,对干部提拔公权的这种体制外监督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对体制内监督不足的重要补充。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近年来网络平台俨然已成为公众监督公权力的主战场。众多的腐败行为在公众和媒体的合力下纷纷被挖掘出来,“火箭提拔”现象的揭露、“微博反腐热”等都直接而强烈地表达出公众对社会公平的渴求,同时也彰显出体制外公众监督的强大生命力,这既是社会公众主人翁意识提升的体现,也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无疑有利于对干部提拔的公权力进行更广泛有效的监督。但是,这种以网络媒体为主战场的体制外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其新生事物的特性决定了其先天的一些不足,如可能会出现故意捏造或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的情况。此外,网络举报具有匿名性的特点,那么该如何去界定举报人的责任?如何去落实对举报人的保护?如何去应对网络舆情的非理性现象?诸如此类的问题倘若解决不好,势必会弱化体制外监督作用,甚至会因监督而引发新的违法乱纪行为。因此,当下非常有必要设计一个科学的体制外监督的信息平台,引导以公众为主体的体制外监督合法、有序、理性地进行,以便更好地发挥好体制外监督的正能量。中纪委举报网开通后广受关注,开通第一天被刷爆。2013年9月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统计的网络举报数量呈现明显上升之势,一个月内统计的网络举报数量达2.48万多件,平均每天超过800件。有媒体评论称,该网站的开通标志着中国反腐进入互联网时代,体现了中央纪委“开门反腐”的新思路,让公众看到了中央反腐的坚定决心。中央提出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民主监督体系、法律监督体系、舆论监督体系,中央纪委监察部开通新网站,正是健全舆论监督体系、回应群众呼声的一项重大举措。

   第三,体制内监督要与体制外监督有机结合,实现良性互动。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二者不是对立的,它们是立体化监督体系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体制内监督主要体现为横向监督和自上而下的纵向监督,它们都是权力体系内部的监督,是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但是,有时利益的相关性或一致性会导致体制内监督失灵,这时体制外监督就显得极为重要,否则就会出现监督缺失的情况。尤其是在体制内监督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体制外监督可凭借其监督主体的广泛性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为体制内监督工作提供更广泛的信息资源,有利于体制内监督效能的更好发挥。例如,近年来出现的“微博反腐”,就是源于公众将一些腐败信息发布于网络,体制内的监督部门再对曝光信息进行深入调查和核实,从而发挥了积极监督作用。体制内监督本身也属于公权力行使的范畴,在它的运行过程中除了需要法律监督外,体制外的民主监督也非常必要,否则就很容易出现体制内监督不作为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要实现对体制内监督的监督,体制外的民主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总之,只有将体制内外的各种监督方式充分结合起来,发挥多层次监督主体模式下的合力,形成一个立体化的监督体系,实现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发挥监督的作用,消除干部提拔中公权私用的机会主义腐败隐患,将干部提拔之公权力有效地关进铁笼子,杜绝干部提拔中权力“特供”的机会主义现象,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干部选拔新气象。

    

   注释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2版。

   郝继明:“公权力的异化及其控制”,《社科纵横》,2008年第7期。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5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32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霍小光:“选人用人不能借‘破格’之名行谋私之实”,《中国青年报》,2013年5月21日,第1版。

   李鑫铭、胡占莉:“质疑‘火箭提拔’属公正焦虑”,《法制晚报》,2013年5月10日,A27版。

   李民:“干部选人用人法制化的几点建议”,《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6期。

   刘绍春、黄艺平:“党内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学习论坛》,2006年第3期。

   How Public Power Be Abused by Opportunists

   —Using Young Officials' "Rocket Promotion" as an Example

   Xie Zhiqiang  Chen Juhong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some young cadres' "rocket promotion" has been repeatedly reported. It shows that currently the public power for cadre promotion has not been locked in the iron cage in China. Essentially, the "rocket promotion" phenomenon violates game rules and is considered opportunism that uses public power for private gains.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cadre promotion system must be reform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detailing the conditions for fast promotion, improving promotion procedures, and clarifying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In addition, we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implement the rule of law and set up a multi-dimens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that integrate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approaches, so as to ensure openness,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exercise of the public power for cadre promotion.

   Keywords: Rocket Promotion, cadre promotion, opportunism, public power, mechanism

   【作者简介】

   谢志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学部教授、社会学教研室主任。

   研究方向:社会管理、社会建设、城乡统筹、社会结构。

   主要著作:《社会发展的结构分析》、《组织运行的权力分析》、《社会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等。

   陈菊红,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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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0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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