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纪宏:我们应当怎样修改宪法

——兼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修宪观的得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 次 更新时间:2013-09-23 00: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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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纪宏  

  在法理上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李鹏委员长在第三次修改现行宪法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座谈会上指出:修改宪法事关重大,这次修改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可不改和有争议的问题不改。[17]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职权,因此有些问题将来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宪法的解释来解决。很显然,李鹏委员长上述讲话的精神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宪法修改问题,二是宪法解释问题。从李鹏委员长提出的“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可不改和有争议的问题不改”修宪观来看,这里的“改”应当是“宪法变动”的意思,而不是狭义上的宪法修改,即宪法变动可以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能够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来实行宪法变动的,就无须启动宪法修改程序来变动宪法。这就意味着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担负了宪法变动的不同功能。宪法解释是为了解决宪法规范的“不确定性”问题,通过宪法解释进一步补充宪法文本的含义,从而使宪法文本所确立的宪法规范能够得到明确而有效地实施宪法修改则属于宪法文本与已经变化了的现实不相适应,并且仅仅通过宪法解释的技术无法使得宪法文本符合社会现实的要求。

  如果从狭义的修宪意义上来看,“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可不改和有争议的问题不改”的修宪观可以从“政治宪法学”的话语获得比较好的解释,[18]而从“规范宪法学”的立场出发,这样的修宪观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谁来判定需要修改”、“可不改”的标准是什么等逻辑难题的困扰。还有,所谓的“有争议问题不改”原则也会遇到“有争议的问题”如何通过规范的宪法程序来解决,如果将“宪法争议”搁置一边放着不管,恐怕与“规范宪法学”的要旨完全相悖了。故“可改可不改”的实用主义修宪观在理论上只能通过“政治宪法学”的话语来加以诊释,“规范宪法学”对此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四、“可接受性”的修宪策略

  

  既然“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在对待宪法修改问题上各有理论优势,那么,实际中的宪法修改如何启动呢作者曾在年前试图以“政治宪法学”的学术思路来启动学术界对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非常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十七大报告基本精神为宪法修改指明方向”的修宪命题,不过年过去了,这样的修宪命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没有获得决策层的“青睐”,可以说,没有获得“政治宪法学”角度的“借力”。这里显然就会产生一个修宪的思想原动力问题了。在当下,如果单纯地从“规范宪法学”的“规范性”要求出发,要启动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宪程序是很困难的,尽管从“规范宪法学”的角度来审视现行宪法文本的相关规定,存在着大量的需要“规范”的宪法文本事项,但这些需要“规范”的事项在过去的年中,甚至是过去的年中,并没有实质性地妨碍宪法和法律秩序的运行,故“规范要求”相对较弱。

  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来推动宪法修改,似乎符合习惯,但仍然有一个时机和认同的问题。总结年前的修宪动议尝试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实际上不论是“政治宪法学”的话语,还是“规范宪法学”的立场,要真正启动宪法修改程序,关键不在于“人题”的视角,主要在于“时机”和“可接受度”。作者提出的“十七大报告基本精神为宪法修改指明方向”的修宪命题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来看,是有一定的冲击力的,但是,这样的命题必然在学术上会遇到来自“规范宪法学”内在逻辑的漠视,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消极抵抗,而在实践中又会遇到“政治宪法”本身的“气场”和环境的影响。如果一件东西立意是好的,是符合主流的,但是,实施和操作起来会产生“权衡得失”这样的平衡法则的挑战,如此“政治宪法学”的话语鼓吹宪法修改就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略显唐突,需要引进一些“规范宪法学”的分析因素才能产生足够的影响力。作者曾提出要让“科学发展观”“入宪”,这样的提议本身具有“政治宪法学”的依据,但是,从“规范宪法学”角度又会形成一种规范性不足的趋势,即对未来宪法序言所确立的指导思想的“长度”界限把握的忧虑。

  可见,在这里,“政治宪法学”的分析手段也需要从“规范宪法学”的思想中来借力,否则,就很难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由此观之,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可以抓住党的十八大这个“政治契机”,但是,以“十八大报告精神为基础”来启动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程序是否成为一个在逻辑上“充分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规范宪法学”方法论上的技术支持,有可能在学界和政界两个方面产生相向而行的阻力。故从现在起,如果要将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作为一个显性命题来加以宣扬,必须要综合“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两种学术手段,并且要形成一种学术上的合力,才能让新的修宪动议具有必要的“亲和力”,能够顺利地为社会各界所认可和“接受”。

  

  五、未来修改的路线图与时间表

  

  无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始作俑者对提出这种学说未来的发展前景做何种预期,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这两种在学术上并不完全对立的观点如今已经被学界各取所需了,内涵与外延都被广泛地演绎,逐渐成为评点得失和构建未来的绝妙好词。本文在谈论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的因由时也不只是“借力”而已,在学理上确实感到这两种方法在某些问题上有一定的话语优势。

  “政治宪法学”的性格是直白和坦率的,其学术方向是要解决“纸上的宪法”与“现实的宪法”之间的脱节,其学术企图是要将“现实的宪法”直接映照到“纸上的宪法”里,使得宪法完完全全地反映“政治”。“规范宪法学”内含着一种学术理想,其最终的发展方向应当有一种“模范宪法”的标杆。两种方法都是不满于传统宪法学的平庸和无奈,都想有所建树,在“科学”的意义上重新整理宪法学人的思考进路。作者认为,这两种方法在方法论上确实无法摆脱“主义”的痕迹,但是,确实给宪法学理论研究带来一定的系统性。以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为例,从“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两重进路出发,都可以发现一些“修宪”的“必须”理由。

  从“政治宪法学”角度来看,早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已经将我国当今社会总的指导思想推进到“科学发展观”阶段了,而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却视而不见,很显然不符合“政治宪法学”的基本立场。如果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系统化和科学化了,把它作为指导思想的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部分来阐述,那么,以“科学发展观人宪”来启动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将会是2013年或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或二次会议的重要使命。

  从“规范宪法学”的要求来看,目前确实有一些非得从修改宪法条文上才能解决的“规范性”问题。例如,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第93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中央军事委员会各总部、军兵种、军区,可以根据法律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法规、决定、命令,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军事规章”。“军事法规、军事规章在武装力量内部实施”。“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依照本法规定的原则规定”。但是,如果参见现行《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四节“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规定,从现行《宪法》第93条和第94条的文本规定上是无论如何推导不出《立法法》第93条规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的逻辑结论的,如果从“规范宪法学”的要求来看,这样的“疏漏”是必须立即“修补”的,否则,“规范宪法学”意义上的“规范”连最起码的逻辑大前提都无法成立了。

  当然,从“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角度还可以提出一些“必须”修改的事项,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连上述最基本的能够证明“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合理存在和合理性的证据都失去了证明力的话,那么,试图从“主义”角度来突破传统宪法学僵化、闭塞的研究框架的学术企图就不能不遗憾地等待着“销声匿迹”的命运了。当然,在这种情形下,宪法学仍然是要存在的,只不过学术和学科上的独立性就相对要差一些,宪法学仍旧可以在政治学的框架内划一块范围,部门法学也可以偶尔向宪法学寻求一些宪法原则的帮助。不过,要想建立一个完整和系统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就有待时日了。至于宪法修改,也只能一般性地放在宪法实施的问题框架内解决了。所以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19]宪法学者再怎样热血沸腾,没有附和的声音,毕竟独台戏难唱。特别是如果实际生活中没有出现像“齐玉荃诉陈晓琪案”这样的“历史契机”,要寻找真正属于宪法学者的“宪法时刻”,就必须在更大的历史跨度内来把握了。

  

  莫纪宏,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注释】

  [1]参见莫纪宏“十七大报告基本精神为宪法修改指明方向”,《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22期。

  [2]2008年10月23日上午10时,“科学发展观与宪法修改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法学院隆重举行。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四川大学法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载http;//www. Iolaw. org. cn/showNews. asp? Id=17663,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0月29日。

  [3]2012年8月4日,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八二宪法三十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行,载http://www. iolaw. org, cn/showNews. asp? id二31385,,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2月29日。

  [4]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学术上的当面的论争己有多次,典型的有“政治宪政主义与司法宪政主义—基于中国政治社会的一种立宪主义思考”(高全喜教授主讲,2008年12月27日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陈端洪主讲,2010年4月10日于清华大学)、“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高全喜主讲,2010年5月7日于人民大学、“人民也会堕落:政治宪法学的视角”(高全喜主讲,2010年6月26日于北京大学)、“战争、革命与宪法——兼论中国现代宪制的发生学要素之一”(高全喜主讲,2010年10月24日于浙江大学、“财富、财产权与宪法—兼论中国现代宪制的发生学要素之二”(高全喜主讲,1010年10月25日于浙江大学)等。

  [5]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6]徐秀义认为:“在我国,作为一种宪法惯例,历次修改宪法,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议,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接受这种建议而提出”。参见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7]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8]同上,第3页。

  [9]同上,第7页。

  [10]参见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

  [11]林来梵:“宪法学的方法与谋略”,载王亚新等《法学进阶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8年版。

  [12]参见林来梵、郑磊“所谓‘围绕规范’—续谈方法论意义上的规范宪法学”,《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

  [13]前注[7],林来梵书,第286-288页。

  [14]同上,第292页。

  [15]同上,第284页。

  [16]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载《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二,远东图书公司(台北)1971年发行第3版,第357页。

  [17]参见“李鹏主持召开修改宪法征求意见座谈会 听取法律界经济界专家学者修宪意见”,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 npc. gov. cn/npc/oldarchives/ljwyz/common/group_photo_zw. jsp@ label=tlk8tid二4804&pdmc= 010405&dm =01040506. htm,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0与29日。

  [18] 1993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今后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 npc. gov.cn/npc/oldarchives/dbdh/dbdh/common/zw. jsp@ label = wxzlk8rid二2889.htm,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0月29日。

  [19]〔德〕歌德《浮士德·书斋二》,董问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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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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