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进平:论马克思主义与正义:拯救正义 彰显历史唯物主义

——从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与正义”论题的诠释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9 次 更新时间:2013-09-13 13: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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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进平  

  且容易把马克思与蒲鲁东等人的分歧变成马克思只不过是多了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而已,而且假如认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上只不过是比蒲鲁东等人多了一种批判方式的话,那马克思相对于蒲鲁东就可能不具有绝对的优势,因蒲鲁东等正义论者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是不必要的。正所谓“杀鸡焉用牛刀”,既然以某种正义观(尽管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正义观)就足以批判资本主义,那何必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驾”来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布坎南拯救正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诠释方式就与他所彰显的历史唯物主义潜伏着一种理论的紧张。由是,如要避免正义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僭越,正义批判就必须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后台”中隐匿地发挥作用,即像悉尼·胡克和卡尔·波普等人宣称的,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背后潜伏着一种道德批判,而在“前台”发挥根本作用的则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且如果要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推向极致,布坎南就必须强化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正义的缺陷和局限性所做的揭示与批判,并最终可能会像艾伦·伍德那样,彻底地否认马克思有基于某种正义观批判资本主义。但是,深受康德道德思想影响的艾伦·布坎南毕竟不同于深受黑格尔伦理思想的艾伦·伍德,他不满意于正义在批判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而是试图像康德当年为信仰保留地盘一样,试图让正义在批判资本主义上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布坎南就必须把那种据说在后台默默发挥批判作用的“正义批判”带至前台,必须抑制历史唯物主义所潜在的决定论和历史主义对“正义”的消解,以便为正义批判、规范批判释放理论的生存空间,为此,就必须重建或重释历史唯物主义(遗憾的是,布坎南虽然思考了重建的方向,却没有具体地着手这一工作。参见Buchanan, 1987,pp.133-134),让马克思与正义再次相遇,这样一来,那原本表现为蒲鲁东等人的正义的思维范式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范式之间的外部的紧张关系就给内置并再现于布坎南的诠释之中。

  

  二、与其把马克思带进正义,不如把正义带进马克思主义

  

  饶是如此,布坎南对“马克思与正义”论题的这种处理方式比起杰拉斯等人的处理方式来说,要相对合理些。因布坎南既不像一些学者所做的试图“把正义带进马克思”,并强行说马克思具有某种显明的正义观,也不是杰拉斯式的“把马克思带进正义”(Geras,1992),而是试图让马克思与正义再次相遇,以便把正义带进当今的马克思主义。

  在笔者看来,杰拉斯式的“把马克思带进正义”是一个需要明晰的问题,它至少必须说明:“把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带进一种什么样的正义?”

  是把一个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带进正义,还是把一个尚未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带进正义?是带进古代人的正义?还是带进自由主义的正义?或是带进学者们试图构建的共产主义的正义?抑或是作者们自己所设想的正义?

  然而,不论是把何种意义上的马克思带进何种意义上的正义,都有可能暗示着马克思在“正义”面前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受审的境地,因此,在笔者看来,与其把马克思带进正义,还不如让“马克思”与“正义”再次相遇,或把正义带进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把马克思带进正义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歧义,陷马克思于“似是而非”(卢克斯语)或“自相矛盾”(Geras, 1985,p. 62)的两难境地,而相比较来说,把正义带进马克思主义则要相对好些。因毕竟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对正义问题沉默:在一个以正义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世界中不该沉默,在一个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不该沉默,在一个依然存在着各种正义困扰的现实中不该沉默,而是应该主动地介入正义问题之思。

  但是,“把正义带进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没有歧义的。而同样是存在着各种理解的可能性。至少就正义方面来说,它既可以意指给马克思主义赋予正义的价值,即一些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之维或价值向度,并以此要求正义必须成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也可以意指把正义统摄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之中;或者两者兼有。而且,即使是把正义统摄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之中,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因在这种统摄当中,既有可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尊于一种审判席的地位,让正义处于一种受审的地位,也有可能只是把正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置于一种平等对话的境地。

  对于前一种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处于一个不能质疑的、居于免受批判的审判席的地位,它是一个不能质疑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一个近乎完成了的理论体系,在此意义上,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正义的审视或统摄,都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审判官的姿态对作为“有意识形态污点的正义”的“提审”,因而,这样的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正义”的考察,极有可能是通过展示“正义”的“意识形态缺陷”来再次印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无可动摇审判席的地位,也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极有可能成为一种封闭的理论体系。(Costas Douzinas, Ronnie Warrington, 1986, pp.804、824-825)

  而对于采用“平等对话”的后一种来说,“对话”则有可能是发现双方的优缺,也有可能动摇双方既定的立场和观点。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布坎南采取的是后一种方式。(Buchanan, 1982, p.xi)他更多的是试图让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罗尔斯的正义论对话,认为二者都存在着一些共识和各自的理论优缺。(Ibid.,pp.103-104)对于正义论(包括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来说,他认为,马克思的激进批判对所有的正义理论依然是个挑战。(Ibid.,pp. xiv、85、161、178-179)而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他则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存在着一些理论缺陷,如,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提供一种关于民主协作的理论,以实现对资本主义更为有效的批判;(Ibid.,pp.169-174)马克思对权利、正义的理解过于偏狭,将其理解为立基于利己主义或阶级冲突的基础之上,没有意识到即使在没有利己主义和阶级冲突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可能依然需要权利、正义原则来协调。(Ibid.,pp.67、83、94-95、157、163-168)也许正是布坎南的这种处理方式,杜兹纳认为布坎南的《马克思与正义》与科林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法律》都是试图敞开一个封闭的体系。(Costas Douzinas, Ronnie Warrington, 1986, pp.804、824-825)

  当然,对于布坎南基于两种理论的对话所得出的观点,我们并不一定要苟同,但以对话的姿态来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一种理论体系来说,我则觉得可取,它不仅有利于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一种理论的活力,而且也为历史唯物主义留足了发展的空间。

  

  三、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走向理论背后的现实

  

  也许,在“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研究上,从概念的视角去研究“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已近乎完成,(Buchanan,1987,p. 134)而且,即使是从概念、抽象的理论视角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也有必要将理论思考进一步拓宽和挖深。

  比如,从伍德、布坎南认为马克思视正义为法权观念和意识形态,从而拒斥、批判正义的论断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思考:

  正义是否就是意识形态,或是否存在作为非意识形态的正义?即使正义就是意识形态,我们在今天是否也必须拒斥、批判这种作为意识形态的正义?假如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宿命,且历史唯物主义也无非是一种意识形态,那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关系?还有,假如正义并不是一种法权观念,而是一种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道德(假如可能的话),那又该如何对待正义?

  对于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我们都不可能仅仅从“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上去理解,而且,就算我们在理论上理清“马克思与正义”的问题,也不见得我们就能够驾轻就熟、一劳永逸地解决现实社会所呈现的正义问题。因现实社会中所呈现的一切并不是理论所构就的。就如我们不应该奢望处于不同于中国语境、意在解决他们所处社会的正义问题的欧美的理论家们(包括当今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开出解决时下正义问题的处方一样,我们也不应该过度地要求不是置身于我们的当下境域,并未想着解决我们当下问题的马克思为我们开出解决一切问题的处方。那样,我们将会在把马克思塑造为先知式的马克思同时,也会把马克思主义终结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之中,那样,不仅会抹煞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与学者的一切理论努力与成就,而且会封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在我看来,布坎南在“马克思与正义”问题上的学术贡献,并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精深的、独到的见解,而在于他在这一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理论努力:拯救正义而又彰显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一种努力虽有某种“背离”本源的马克思主义的嫌疑,但这样的一种“背离”却契合英美的社会实际,也深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选集》中文2版第1卷第73页)

  也许,对本源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把马克思带进正义,也意味着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诠释为他自己拒斥的意识形态的理论风险。这似乎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而是一种科学理论的论断相冲突。不过,就科学理论也是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同样为生活所决定,是对现实的反应来说,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要保持理论的活力和解释力,就恰恰要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现实生活,有着自己独立生命的存在物,也不是一个尘封于历史之中的理论体系,而是本于现实生活,回应现实生活的“源头活水”。

  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理解艾伦·布坎南、G.A.柯亨等人为代表的英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把正义带进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种成熟的正义理论。那我觉得艾伦·布坎南、G.A.柯亨等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引入歧途,而是试图在新的现实境域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这样的一种理论探讨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对本源马克思主义的诠释的对与错上,而在于它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内开拓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空间,从而有可能重新焕发、接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不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力的焕发与接续,已经不能仅仅停留于“马克思与正义”所直接碰到的理论问题,而是必须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与正义”所引发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比如,如何评价和重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国家的关系等政治哲学、法理学、伦理学问题),而要使问题的探讨更富有现实意义,就不能仅仅停留于英美学者的分析与思考上,或满足于英美学者在这一问题的一般结论,而是有必要在体会其精神,借鉴其思考上,思考当下中国现实所呈现出来的正义问题。

  在笔者看来,停留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研究或停留于英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不就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坚守,相反,本乎中国的实际,思考当下中国所呈现出来的正义问题,才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接续。

  就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也在于它与现实不符来说,回到现实,逼近真实,思考当下中国的正义问题也是试图淡化或减弱正义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一种表现。

  

  参考文献:

  Allen W. Wood. “Review of Marx and Justice: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 by Allen E. Buchanan” .Law and Philosophy, Vol. 3, No. 1 (1984), pp. 147-153.

  Allen Wood. Karl Marx. 2nd edition. Routledge, 2004.

  Allen E. Buchanan. Marx, Morality, and History: An Assessment of Recent Analytical Work on Marx. Ethics, Vol. 98, No. 1. (Oct., 1987), pp. 104-136.

  Allen E. Buchanan, Marx and Justice :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 London : Methuen, 1982.

  Norman Geras, “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 New Left Review, No.150, (March/April 1985), pp. 47-85.

  Norman Geras, “Bringing Marx to Justice:An Addendum and Rejoinder”, New Left Review, No.195, (September/October 1992),pp.37-69.

  G. 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ostas Douzinas, Ronnie Warrington. Review: Domination, Exploitation, and Suffering: Marxism and the Opening of Closed Systems.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Research Journal, Vol. 11, No. 4 (Autumn, 1986), pp. 801-828.

  John Torrance .Karl Marx's Theory of Ideas. University of Oxford,1995.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下册,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美]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徐祟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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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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