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30 次 更新时间:2013-08-25 2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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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漱石还是自己的部下,在巴黎办《救国时报》。康生早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饶漱石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论资排辈,让康生充当饶漱石的副手,康生满肚子不服气而饶漱石也是权欲熏心之人,为了争到新四军时期的华中局书记一职,曾百般诬告、排挤陈毅,岂肯轻易让位于康生?饶为了保住自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位,企图把康生捆在山东赶出华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华东局随军南下迁往上海,其第一书记仍由饶漱石担任;山东成立分局,留康生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康生认为自己是这次较量的失败者,于是就闹情绪撂挑子了尸。

  康生的“病”不仅仅在于此,他怀疑中央对他政治上不信任。饶漱石于1950年7月22日拍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道:“我偕陈毅同志于六月华东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康的病。他反复向我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今日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我又在他处停了一小时。康生同志又一再要求我向主席说明,他决不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从这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康生当时惴惴不安的心情,他深怕中央抓住了自己以前不光彩的历史,特通过饶漱石向中央辩白。

  

  为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

  

  1954年,高饶反党联盟被揭露之后,康生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的“病”根找到了,这就是随着高饶反党集团的被粉碎,他的“病”根已除。1956年初,康生经过长达6个年头的“冬眠”之后突然复出。

  其时他窥知党中央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有重要人事安排,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但八届一中全会后康生仅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后,这比起原来的政治局正式委员来降了一格,这无疑给康生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为了东山再起,再次获得最高领导者的宠信,他隐忍不发,等待时机。

  还在八大上,康生探听到毛泽东准备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即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以接近毛泽东。他听说毛泽东为了加强理论研究,提议重新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并准备亲自带动一些省委书记读书和进行研究,便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政治研究室。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并没有任何职务,可他几乎每天都去办公,而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倒很少去办公。八大之后两个月,即11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方面的工作。1957年3月巧日,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又被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编辑工作。康生还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之下设一个“理论小组”,自任组长。1959年下半年,又兼管了中央党校的工作。这样,康生掌握了理论工作的领导权。

  康生抓理论工作,一开始就违背八大精神,违背“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突出宣传毛泽东个人,竭力为其制造个人迷信打下基础。康生研究的不是理论,而是把理论作为跳板以敲开权力之门,爬上更高的位置。

  1958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抛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荒谬提法。1959年12月2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康生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时他还说:“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1960年1月4日,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同志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这种曲意逢迎、无耻吹捧之举,无疑是借谈“发展”之名,达其制造“个人迷信”之实。

  早在1957年4月,康生就曾打着“拥护”、“紧跟”的幌子,通过他的妻子曹轶欧,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到康生“发明”了“最高最后标准”之后,他又强令中央党校要从“最高最后标准”的“高度”来检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规定学员的学习“必须先学毛著,后学马列著作”,说什么这叫“先人为主”。甚至提出学习马列著作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谁若对此略表怀疑和反对,那就成了大逆不道。例如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在《资本论》问世的时候,还没有毛泽东思想,学习《资本论》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的疑问,就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往死里整。

  康生的这套策略是“成功”的。他自复出到病死,整整20年,尽管遇到过许多不满和反对,但不仅一直安然无恙,而且还能步步高升。

  1958年,康生根据毛泽东对周恩来等“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大肆鼓吹“大跃进”。1959年7月和8月的庐山会议,康生不仅在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进行批评,使纠“左”转为反右,而且在会后积极地作反右倾报告。1962年,康生又制造出“《刘志丹》奇案”,致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等遭受迫害。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得到进一步的上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康生格外兴奋,感到如鱼得水。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的各个领导机关:“过去整个中央各部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口里喊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谈话加以封锁”,“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既然中央各部都有问题,康生认为,“总的方针是斗批走”,或者是“斗批散”,就是说,原来中央各部一个也“不能要”,要统统予以“撤销”。撤销后,每个部“只留下少数人,其余下放”。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大换班,有的甚至“一锅端”,就像他在土改中对待地主那样,全部扫地出门。康生的黑手不仅伸向了中央机关,而且还伸向了全国各省市,从上到下,没有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是好的,因而应该统统横扫,予以砸烂。

  与此相连,康生还要打倒所有干部,极力主张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一个“整干运动”。他说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的共同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而且他们“比较长久地篡夺了这些机关”。就中央党校来说,“历届校长没有一个是好的”,因此应来一个“揪叛徒”、“整干部”的横扫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之风,可以说是由康生一手制造的。

  1967年l月,从上海成立“上海公社”开始,中国大地掀起了夺权狂潮,康生亲自指挥了一些部门的夺权活动。1月15日,在康生的授意下,中央党校一伙紧跟康生的人,夺取了中央党校的大权;其山东打手王效禹先后夺了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党政大权;3月,康生又伙同江青、王力等人支持早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夺了四川省的权。此外,山西、贵州、宁夏、黑龙江以及其他各省市的夺权活动,康生都直接插过手。他在整个夺权活动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昂情绪。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使他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政治地位步步高升。1966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1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除了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首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达到了其政治生命的顶峰。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死于北京。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

  

  来源: 《文史精华》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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